作者 叶曙明

那一年,广州全市所有新华书店都是人潮涌动,与几年前的冷冷清清相比,有天壤之别。北京路新华书店门口,每天开门前就排起长长的人龙,有路人好奇地打听:“今天有什么新书啊?”一个正在排队的人回答:“听说是《山乡风云录》和《第二次握手》。”另一个人说:“好像是《香飘四季》吧?”还有一个人说:“我想买《悲惨世界》和《安娜·卡列尼娜》。”

报纸刊登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告,欧阳山的《前途似锦》、吴有恒的《北山记》、萧殷的《习艺录》、何芷的《小山鹰》、范若丁的《并未逝去的岁月》等,即将与读者见面,大家跑去书店碰碰运气。还有人想买《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和陈衍宁的《永远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油画,以便在春节期间,装饰家里的厅房。

30年代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送别70年代伤痕文学兴起)(1)

这里就是当年大排长龙买书的地方

“文革”中被批判和封禁的中外图书,大量重印,每天在新华书店的架子上,都有新书出现,诸如《三家巷》《苦斗》《红旗谱》《苦菜花》《牛虻》《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其实都不是新书,只是“文革”中被统统销毁了,现在忽然换上崭新的封面,重新露脸,让人有失而复得的喜悦。

邻近书店的邮局报刊门市部,也同样水泄不通,《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作品》《广州文艺》《十月》《学术研究》《广东青年》等杂志,成了抢购的对象。这个场景就像开仓赈济饥民,大家蜂拥而上,抓到什么都往嘴里塞,“文化饥民”也在疯抢一切装订成册的东西,从小说到诗歌,从散文到评论,从历史演义到电影剧本,从地理考古到天文气象,从《麻疹与水痘的防治》到《发酵饲料基础知识》,不管写什么,不管写得好不好、有没有用,买了再说。这种对书籍的渴求,堪称千年难遇的风景。

30年代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送别70年代伤痕文学兴起)(2)

年轻人放工后聚在一起,狂热地阅读各种书籍,激烈地讨论时局,指点江山,哪本杂志发表了什么新小说,哪个作家写了什么新作,他们一清二楚,脸上带着激愤、夸张的表情,在工厂的饭堂、宿舍朗诵诗句:“冬天的废墟,缅怀着逝去的光芒。你靠着残存的阶梯,在生锈的栏杆上,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读到兴奋之处,拍桌拍凳,仰天长啸。

1977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北京作家刘心武写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以一个团支书和一个小流氓为典型,剖视了“文革”后一代青少年愚昧、僵化、盲目、固执、空虚、萎顿的精神状态,表明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作者再次喊出鲁迅六十年前喊过的“救救孩子”,但加了个定语,变成“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据说是应编辑要求加的。小说的结尾部分,更加入了冗长的政治说教,几乎变成一篇政论文了。虽然获得了197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几十年后回头看,作者以一群学生朗读苏联小说,作为新启蒙的象征,其实已隐寓了某种命定的悲剧性。

另一篇掀起舆论风暴的小说,是1978年卢新华发表在《文汇报》的小说《伤痕》,通过一个“革命女儿”和“修正主义母亲”的关系,铺述了一段因政治愚昧而造成的人伦悲剧。这个闸口一开,大量带有人道主义与批判色彩的作品,呈井喷之状出现,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发表一篇,轰动一篇,南北呼应,蜂舞并起。广东也不甘后人,《作品》杂志发表了氮肥厂工人陈国凯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锁厂工人孔捷生的小说《在小河那边》,标志着南方异军突起,号称以“更猛锐的反叛姿态”,加入到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大潮中。

30年代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送别70年代伤痕文学兴起)(3)

好评如期而至。《我应该怎么办》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也差点获奖,据说“因为反响强烈”不能入围,换成《因为有了她》后,也获了奖。作者不无遗憾地称,获奖的是“一篇非伤痕类作品”。在这批新锐作家心目中,文学已被划分为“伤痕”与“非伤痕”两大类。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贬意的,认为这类作品专写黑暗面、专揭伤口痂皮,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料大家却乐于接受这个概念,因为伤痕的确存在。要治癒历史的伤口,首先要敢于直面伤口。伤痕文学受到热烈欢迎,贬意词也变成了褒义词。许多工矿、机关、学校阅览室订阅的杂志,只要有这类作品,都会被人翻烂,甚至偷偷撕去,据为己有。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很多都是读着《伤痕》《醒来吧,弟弟!》《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这些文学作品,走进校园的。一位当年的大学生感慨地说:“这是我们一代人的经历。”这种文学盛况,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十年后也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伤痕文学作者曾自豪地形容:1978年的伤痕文学,拱开了油漆剥落的朱门,令人快意地听到铜锁连同兽环断裂落地的声音。这样的描述,显然过于乐观和轻率了。最初的反思,大都是自我设限、欲言又止的。潮水涨到朱门前的石阶,便出现后继乏力的窘态,铜锁与兽环依然威严。不少伤痕文学作者,在获得盛誉后,俨然新科状元,被各种报纸、杂志、出版社、官方会议奉为上宾,簪花披红,春风得意地进入了体制,或去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或被送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进修。这批耀眼的新锐作家崛起,代表着一套新的话语系统正在形成。

30年代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送别70年代伤痕文学兴起)(4)

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伤痕文学确实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的热切期待,世界每天在变,新鲜事层出不穷。“文革”中被砸烂招牌的作家协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统统恢复活动了;曾被打倒的作家们,纷纷亮相,又开始写作了。广东省作协举办省文学创作座谈会,欧阳山、秦牧、陈残云、杜埃、萧殷、韦丘、黄秋耘、岑桑、杨家文、关振东、华嘉、杨奎章这些“文革”前已耳熟能详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与会者名单中。文学、出版、新闻、教育各界名流,群贤毕集,谈笑风生,极一时之盛。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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