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晚年追求个人享乐，办什么事都要显示出帝王应有的派头，用度之奢靡，花费之繁巨，堪称历朝历代帝王之最。有资料显示，仅仅是乾隆五十一年，乾隆的私人开销就多达八百多万两。
这样的用度，就是金山银山也架不住。何况，皇帝用钱也不是没有规矩的，按大清祖制，皇帝的个人开销只能从内务府广储司支取，而不能将手伸向户部银库。
乾隆中晚期，国库的存银始终保持在6000万两以上的高位。应该说，乾隆一朝国库是从来都不缺银子的。但内务府广储司的情况，自乾隆中期以后，日子就越过越紧了，原因就是乾隆花钱没有节制，而内务府的收入却是有限的。
因此，要想满足乾隆私欲，在不能节流的情况下，只有开源一途。这一时期，担任内务府总管、户部尚书的是和珅，在他的一手筹划下，臭名昭著的议罪银制度应运而生了。
和珅自乾隆四十一年担任内务府总管以来，就显示出了惊人的理财能力，他上任后大刀阔斧整顿内府，不仅填补了以前的亏空，还逐渐出现了盈余。
两年后乾隆又将崇文门税关交给了他，在和珅的经营下，崇文门税关的收入猛增，一下子跃升到全国三十多个税关的前三名。
和珅这两个差事让乾隆十分满意，之后凡是所有与国家财政相关的部门，渐渐地都划归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
和珅尽管理财能力强，却不能限制乾隆的高消费，他只能想尽办法去满足。其中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成了和珅为乾隆敛财的其中一项措施。
历朝历代，官员如有轻微的过失，都会被罚以一定数额的俸禄，这叫“罚俸”。清代的罚俸分为很多种情况，有三月、半年、一年等之分。但我们都知道，清代官员的俸禄很低，即便是罚俸一年，数额也不大，对于那些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来说，罚俸不过是九牛一毛，不足以起到惩戒的作用。
乾隆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觉得罚俸的数额太少，因此往往法外加罚，动辄上万两，这种罚俸数额大的办法，就是议罪银的雏形。
起初，乾隆以大数额罚俸惩戒官员，目的是想让他们以此为戒，而没有将其作为他个人的一项财源。和珅秉政以后，发现议罪银存在一个漏洞。
按照惯例，官员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则由户部承追，这就意味着这些钱全部要进入户部银库充为公用，且过程也是公开透明的。
议罪银的性质则不同，它绕过吏部、户部，由军机处直接负责，款项也不纳入国库，而是直接收入内务府广储司，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甚至议罪银的具体数额也不对外公布。
和珅看到了议罪银这个漏洞，极力建议乾隆将其制度化，并且扩大了议罪银的范围，官员凡是犯下轻微的罪过或是重大的亏空，都可以拿钱抵罪。
议罪银制度出台后，朝廷大臣以及封疆大吏们，很快就看出了破绽，显然这是皇帝缺钱用啊。于是，不少官员为了解决皇帝的“难处”，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
说起来也真是搞笑，不少官员尤其是地方督抚为了邀宠，纷纷上奏说自己犯了错误，这些错误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错，比如河南巡抚毕沅就以未能迅速破案为由，主动要求罚银两万两。
还有陕甘总督勒尔谨说自己不小心，把香灰落在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自请罚银三万两。这种因小过而甘愿重罚的现象，表面看是官员严以律己，实际上就是变现地贿赂皇帝。
乾隆也不傻，看到这么多的官员主动孝敬，内心自然很高兴。可有些官员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自议罪银制度化后，他们的钱包乃至家当，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皇帝的私产。
尤其是和珅，往往借着议罪银来打击那些不愿依附他的政敌。在议罪银的具体数额，乾隆向来不问都是和珅做主。因此，不少官员也因小过而导致破产。
举一个例子，乾隆五十年，前内务府总管西宁与和珅向来不睦，后被查出任上时因办理不善，导致商人欠款甚多。和珅上奏之后，乾隆大怒之下要砍西宁的头。
西宁没有办法，只有送礼请和珅帮忙，最后和珅在乾隆面前周旋才免了死罪，不过军机处议准西宁要交八万两的议罪银。据说和珅事先已经调查了西宁的家产，正好是八万两。
从现存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乾隆晚年仅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就有60多起，如果加上中低级官员的议罪银数量，恐怕要以数百计了。
议罪银涉及的数额都是巨大的，最少的是1万两，中等的3万两左右，高的都在5万两以上，而最多的一次则高达38.4万两。
议罪银制度到了后来几乎就成了官员抵罪法宝，除了谋反、大逆等重罪，凡是亏空、渎职、贪腐等，只要交纳足够多的银两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不仅没有起到惩戒的作用，反而使得吏治更加腐败。
道理很简单，官员的家产被罚光后，只要没有被革职，就一定会想办法搜刮，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百姓。
或许乾隆并不知道，他从官员手中获得数百万两议罪银的同时，却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也是乾隆以后吏治腐败问题无法根除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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