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循环
1948年，波哥大，一声枪响改变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命运。
那时，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最高学府——国立大学的法律系大三学生，他的课余爱好是文学。
那时，卡斯特罗是古巴最高学府——哈瓦那大学的法律系大三学生，他的课余爱好是政治。
如果没有意外，他们都会顺利毕业，成为律政精英，跻身中产阶层，享受光明的未来。
然而，1948年4月19日下午1点05分，豪尔赫.埃利赛尔.盖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的遇刺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向这位万民拥戴的哥伦比亚自由党改革家连开三枪的刺客被当场杀死，但是民众的愤怒并没有止息，在凶手之后，即将被撕碎的是波哥大，以及整个哥伦比亚。
来到波哥大参加拉丁美洲青年大会的卡斯特罗，原计划在当天下午两点约见盖坦。他最终没能见到自己的偶像，但是见证了波哥大市民暴动产生的巨大能量。他返回祖国古巴，放弃了改革念头，蓄起胡须，并将在五年后率众攻打蒙卡达兵营。
枪声响起时，马尔克斯就在附近不远处喝咖啡，他甚至还到现场观看了民众对刺客的私刑。随后，波哥大的动荡导致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无限期停课，马尔克斯只好转学。他到海滨城市卡塔赫纳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并将在七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
对于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而言，盖坦的遇刺或许代表人生转折。但对于哥伦比亚共和国而言，波哥大事件（El Bogotazo）意味着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独立以来，哥伦比亚的政治一直由两个寡头政党，哥伦比亚自由党和哥伦比亚保守党把控，两党的政治垄断和恶性竞争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内战。盖坦是自由党的政治新秀，也是最有可能扩大政治参与、实施社会改革的总统候选人。然而他的遇刺不仅终结了这一可能，还导致了新一轮的全国暴乱乃至两党内战。
在哥伦比亚历史上，1948-1958年被称为“暴力时期”（La Violencia），最初是盖坦遇刺引发的暴动导致波哥大约5千市民丧生，随后全国城乡的普遍混乱导致超过20万人身亡。
按照马尔克斯的统计，这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的第四十七场内战。
今日的波哥大街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孔多”成了巨幅壁画的主题。
1000比索钞票上的盖坦，他是20世纪哥伦比亚最知名的历史人物之一
二、滥觞
1830年，哥伦比亚爆发了历史上的第一场内战。
在波哥大，西蒙.玻利瓦尔的支持者们发动了政变，他们拒绝保守派的统治，要求已经辞职的玻利瓦尔回来重任总统。
玻利瓦尔致信支持新政府，但拒绝任职，他已经决心隐退到欧洲。三个月后，在离开哥伦比亚国境之前，他因病溘然长逝。
传说，他遗言当中的一句话是说，他最大的恐惧，就是毕生所为“不过是在沙上筑塔，在海里耕耘”。他还有一句名言说，“在大哥伦比亚，每个人都是一座城池”，这句话也记在马尔克斯的小说《迷宫中的将军》里。
“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哥伦比亚的开国元勋。他和桑坦德将军一生的合作与争斗预示了哥伦比亚两党的长期较量
大哥伦比亚解体（1830年）后的哥伦比亚如同当时的其它拉美国家一样，很快分化出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两个派别，前者反对教会和军人特权，相信自由贸易，而后者与之相反。但两党之间的核心差异并不在于思想和主张，它们都不过是自上而下庇护形成的土地寡头政治联盟，而非20世纪那种组织严密、意识形态居先的大众型政党。此类政党大多都随着社会变迁或者政治碰撞最终消亡，大多数国家也都会因此摆脱传统的两党制。然而，哥伦比亚最终成为美洲长期保持了两党制的四个国家之一，其余三个分别是加拿大、美国和乌拉圭。
在1830到1900年间，哥伦比亚变更过四次国号，推出了七部宪法，打了八场主要的内战。自由党或保守党一旦执政，就不愿放弃权力，而另一方也不吝使用作弊或者武力。哥伦比亚政治的核心特征是低烈度的持久暴力——它不缺内战，但从来没有总体战，更没有大革命；它不缺寡头，但从来没有暴君，更没有大独裁者。这一点让它在拉美国家当中显得独一无二。
这是一种零散而频繁的暴力，是一种介于个人和组织之间、无目的和有目的之间的暴力。像是在1860年代的内战期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明娜.达萨的父亲带她穿越原野时，遇到一个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盘问派别，撒谎说自己是西班牙人方才逃过一劫。
19世纪哥伦比亚的国土被安第斯山脉切成三条，中小型土地而非大庄园散落其间，东部边陲布满丛林，加勒比海岸自成一体，这些自然和社会条件既推动着暴力的产生，又阻碍着暴力的升级。
哥伦比亚地形示意图
首都波哥大坐落于东部山间，和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一样，它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换过好几次名字，波哥大-圣菲-圣菲波哥大-波哥大......它最初是奇布查人的城邦，由西班牙征服者经营壮大。它易守难攻，但同样不善于主动出击。它是共和国各省的头目，但并非哥伦比亚的君王。
它好似《族长的秋天》当中那个活了二百岁的独裁者，“没有一个手下是他的对手，但他们任意两人联手就比他更强”......
它最叛逆的小弟，叫做巴拿马。
和几乎所有省份一样，巴拿马有着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向来不愿意服从首都的利益。作为殖民地时期以来重要的贸易通道，对外交流的传统更让它同内地格格不入。巴拿马的地方主义者在19世纪下半叶不断谋求自治乃至独立，但一直没有机会成功。
直到千日战争（1899-1902年）为它打开了窗口。
这场战争的起因毫不离奇：保守党长期垄断权力，又在新一轮大选中舞弊，引发了自由党的不满。自由党在全国号召武力，以逼迫保守党人妥协。
但是，这场世纪之交的战争因其代表性和历史影响而被长久铭记，杰出的自由党指挥官拉法埃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Rafael Uribe Uribe）以及马尔克斯的祖父参加了这场战争，以乌里韦为原型诞生的奥雷里亚诺上校在《百年孤独》中也参加了这场战争，那位《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六十年后还在等待着的就是这场战争的抚恤金。
千日战争的英雄，乌里韦.乌里韦将军，战争结束后热心于社会改革公益事业。他曾是马尔克斯祖父的指挥官，也是《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原型
不过，最重大的影响还是，巴拿马自此永久独立，美国把握住哥伦比亚内战的契机，在美洲扶持了一个新的傀儡，若干年后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哥伦比亚因此成为20世纪初美国挺进南方的第一个牺牲品。
巴拿马走了，美国人来了，哥伦比亚在新局势的冲击下，开始追求变化。保守党赢得了战争，继续长期执政，但是同意签订协议和自由党分享权力，让出一部分内阁部长和议会议席。在保守党霸权时期（1904-1930年），两党之间保持着《恶时辰》当中的紧张关系，但至少在小半个世纪中避免了又一次内战。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稳定让出口繁荣成为可能，咖啡种植成了哥伦比亚的核心产业，香蕉种植也是一大特色。铁路建设和城市化开始起飞，看起来，哥伦比亚终于和其它拉美国家一样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尽管它的一只脚还穿着拖鞋。
1929年，大萧条迅速冲击到依赖农业出口的哥伦比亚，保守党当局的混乱让自由党有了可乘之机，拿下了1930年的总统大选，自由党人时期（1930-1948年）随之到来。
对于19世纪的古老政党们来说，如果不想自己成为20世纪的化石，乃至尸骨无存，唯一的出路就是让组织和纲领适应社会的变化。为此，哥伦比亚自由党和乌拉圭红党一样，在20世纪上半叶尝试从古典自由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从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的转型。对民众的动员和对改革的许诺也因此成为它成功的秘诀。自由党政府把土地改革、女性公民权、世俗教育、工会合法化提到了政策议程上，但始终谨小慎微。此时，自由党党内的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要求尽快实现社会变革，改善穷人的地位，保障印第安人的权益，他说“饥饿和疟疾不分自由党和保守党”，他的人格魅力为他在民众当中争取到了巨大支持。如果没有意外，他，盖坦，将会拿下1950年的总统大选，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第一位大众领袖。
然而，命运最喜欢在曲调的高潮处按下停止键。
演讲中的盖坦。
盖坦曾在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留学，有人认为他可能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他是和阿根廷的庇隆一样的民粹主义领袖
三、似曾相识
在盖坦遇刺的同时，美洲国家组织正在波哥大开会，乔治.马歇尔将军（George Marshall）对拉美各国外长和财长耸了耸肩，表示不存在一个美洲版本的战后援助计划。
在盖坦遇刺之后，马歇尔将军很快给出调查结果，宣布这一事件是莫斯科的阴谋，并敦促哥伦比亚和苏联断绝了关系。尽管若干年后的证据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更大的嫌疑。
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以1951年某村镇的真实事件为蓝本创作的，那个可怜的主人公和大人物盖坦一样，都不过是那个年代不幸死去的万千哥伦比亚人之一。
随着暴力的全面降临，敦促两党和解，安抚人民，恢复社会稳定成了当务之急。1953年，一位有威望的军人，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Gustavo Rojas Pinilla）发动政变接管了政权，他一手恢复秩序，另一手实施改革，试图尽可能让哥伦比亚社会回到正轨。
然而，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哥伦比亚就似乎是一个和政治强人绝缘的国度。罗哈斯尝试延长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却在1957年就被社会运动赶下了台。1956年，自由党和保守党达成新的权力分享协议，组成国民阵线，两党轮流出任总统，平分官职和议席，困扰哥伦比亚一个多世纪的党派内战终于结束，而自由党和罗哈斯时期的改革议程也画上了句号。
罗哈斯将军，哥伦比亚最有威望的军人之一，曾指挥联合国军哥伦比亚营在朝鲜作战。1950年代通过政变成为总统之后，罗哈斯曾努力推动一系列改革，如给予妇女投票权等。
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是欧洲和美洲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哥伦比亚也没有因为国内暴力错过这一时机。凭借咖啡出口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哥伦比亚在1950-1980年间经济总量扩张了四倍，尽管这一成果与巴西和墨西哥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哥国在1973年石油危机和1983年债务危机当中受到的冲击也比巴墨两国小得多——除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不够坚决以外，一个外汇窗口也为哥伦比亚提供了保护伞——
毒品生产。
哥伦比亚与三个邻国的人均GDP数据。委内瑞拉得益于石油繁荣，曾是许多哥伦比亚难民的流亡目的地。从图中可见，哥伦比亚经济是相对最稳定的，只有在90年代中期受到了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明显冲击
在1950年代两党终于和解，重回寡头统治的同时，左翼游击队填补真空，延续了低强度暴力的传统。而内地的农民也延续了殖民地时代以降的经济作物种植传统，先用大麻替代了咖啡，又用古柯替代了大麻。
哥伦比亚社会正在快速变化，或者说，哥伦比亚社会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在旁人眼里，哥伦比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远不如出口作物种类变化来得显眼。从1970年代开始，哥伦比亚变成了一个以毒枭和左翼游击队暴力著称的国家，麦德林集团（Medellín Cartel）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成了该国的国家名片，恐怕只有国家队守门员雷内.伊基塔（José René Higuita Zapata）在1995年面对英格兰队时的那个蝎子摆尾救球可以与之并列。
麦德林集团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milio Escobar Gaviria），当代哥伦比亚最著名的传奇人物，曾登上《福布斯》财富排行榜，是多部影视剧创作的主人公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该组织和秘鲁的“光辉道路”同为拉丁美洲地区最知名的左翼游击队
1995年，伦敦温布利球场，雷内.伊基塔的蝎子摆尾扑救
由于马尔克斯的名声，哥伦比亚常常被当做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这其实不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是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墨西哥革命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
但哥伦比亚确实演绎了某种神奇的悖反：
游击队是政治不发达的后果，但游击队的活动反过来让哥伦比亚政治免疫了革命。
毒枭是经济不发达的后果，但毒枭的活动反过来让哥伦比亚经济抵御了危机。
所以，哥伦比亚是个没有大起大落的国家，在旁人眼里，它甚至像是一直在原地打转。
甚至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举行之后，马孔多居民的生活也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哥伦比亚真的一直在原地踏步吗？
199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已经成功消灭了麦德林集团、卡利集团、北谷集团、北方海岸集团等四个最大的毒品卡特尔。21世纪的头二十年，哥伦比亚没有再出现大型毒品犯罪集团，可卡因产量也在缓慢下降，目前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产量降到了秘鲁之下，已经不再是第一大生产国。
2002年，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 Vélez）当选哥伦比亚总统，终结了自由党和保守党对总统职位的垄断（虽然乌里韦曾是自由党党员）。2002年以来，哥伦比亚政治逐渐呈现出多党制格局。
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和平协议，游击战宣告结束。2017年哥革武改组为合法政党，尽管抗议和交火依然时有发生。
2000年时，马尔克斯在一次致辞中引用玻利瓦尔的话说，“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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