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君》中，黄宗羲猛烈揭露与批判“君权神授”与“家天下”的封建观念，对封建专制及意识形态进行深刻的批判与无情的鞭挞。随后，黄宗羲便进一步向封建纲常名教的核心“君为臣纲”与“君臣之义难逃于天地之间”宣战。君臣一体，臣的重要性不亚于君。因此，黄宗羲将《原臣》列为第二章。《原臣》论述君臣关系和为臣之道,体现了作者提倡的以天下万民为念的进步思想。
在《原臣》中，黄宗羲猛烈批判传统的君臣关系与三纲五常思想,并提出:国家的兴亡和为臣者密切相关,臣“辅君而兴,从君而亡”。此外，黄宗羲运用了“曳大木”形象生动说明:臣不是君的“奔走服役之人”,而要遵循为人臣理,和君共商国是。总之,为臣之道不是“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般的察言观色,也不需要所谓“杀其身以侍其君”的忠诚,更不可认为“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而应该“以天下万民起见”,做君之师友。可见，黄宗羲理想社会模式:为臣者和为君者各司其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为民服务，以民为本，社会治理井然有序，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的境界。
【臣的起源】
君主以为万民服务的宗旨来治理天下，天下之大，事务纷繁复杂，君主一人难以治理，所以才会有臣的出现。可见，设臣之缘由皆为治理天下，服务于万民。
【非臣者】
1.仅仅为君服务，一心想着讨好君主的臣子非“臣”；2.愿与君主共存亡的人也不上真正的“臣”，大部分只能是“愚忠”。本质上来讲，这些所谓的：“臣”只能算是是皇帝“敲剩”百姓的服役者。“三代”以下，万民成了“拉车”的“奔走服役”的工具，群臣成了“描摩人主之意”、“未敢自立一意”、“跻之仆妾之问而以为当然”的奴才，国君成为社会唯一的主人。
【何为臣】
黄宗羲认为，臣是出于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需要而设立的，大臣出来任职不是为了君主一家之姓，而是为了天下万民。因此，大臣应以天下万民为己任，重视百姓，为民谋利。如果君主的言行不合乎此道，即使他用形威和权势来强迫，大臣也不应该苟且屈从，更何况甘愿“无形无声”地服从？如果君主的言行不合乎此道，即使正立身于朝廷之上，臣也不敢盲目认同，更何况甘为君主自杀其身？如果大臣以满足君主的私欲作为原则，接受了君主基于嗜欲的强迫，甚至为他殉身，那么这只是君主的宫妾私奴之所为，而非真正的大臣之所为。在这里，黄宗羲认为，是否遵从“以天下万民起见”之“臣道”，成为分辨臣是否为真正的臣的标准。
黄宗羲认为：为臣者，出仕不是为了君主，必以“万民之忧乐”为己任，而只是单纯地为了百姓民众，是为天下万民，而非为天子ー人一姓。君臣应该同心协力为天下“半世经营”。君臣明职,天下为治，以民为本。为人臣者不仅要树立出仕“为天下,为万民”的人生观,下达政令“以天下万民起见”，而且还要认识到“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不可轻视斯民之水火”。
【传统君臣关系】
古代社会中，上下尊卑、亲疏的宗法等级关系贯穿家庭、社会、政治生活，成为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天然形式”。伦理道德与政治一体化是古代社会的特点，“古代君王最初是以宗族大家长的名分行使政治权力的，三代的君主皆以‘君父’自居。”臣与民则定位为“臣子”、“子民”。此外，在“天命”的神威下，臣、子、妻对君、父、夫，具有绝对的顺从义务。后世将纲常伦理化为神圣的体系，将君、父、夫的权威绝对化，强调臣、子、妇只能绝对服从。
在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君为臣纲的伦理原则主宰着君臣关系。君臣地位悬如天地，君臣关系若同主奴，正如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唐甄所言：“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将道与君纳入一个整体。君主既然是道的体现者，臣子尊君也即是崇道。”总之，在王权社会里，君为臣纲的纲常伦理是不容质疑的，诚如朱熹所说:“自秦汉以降一以贯之，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在“君为臣纲”伦理原则的主宰下，近二千年来臣处于君之奴仆的地位，到了君主集权极度强化的明朝，臣的地位更加低贱。明代对大臣实行廷杖制度，只要违背了君主的意愿与利益，大臣随时有可能遭受当众廷杖，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专制君主奴役大臣的行为激起了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专制君主的猛烈抨击。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制度下的君臣主奴关系做了全面揭露，对君臣双方提出了合乎职分的要求，倡导建立新型的君臣平等伦理观。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血缘宗法政治，“家国同构”、“忠孝同伦”，强调“臣以孝事君则忠”，要求臣像子事父一样服从君主，而且还要求“杀其身以事其君”，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官僚集团是作为君位的附属物存在的。官僚的任命和权力都要仰仗于君主的恩赐。官僚只需要对君主负责,按君主的旨意办事即可。君臣之间是主奴的关系。封建的思想家把这种关系归纳为一条不可更易的伦理原则,即“君为臣纲”,并为臣子的行为规定了众多的条条框框,称为“臣道”。这种理论发展到极致,就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黄宗羲进一步分析得出:君主专制下的整个官僚机构都是君主的爪牙、,他们全不顾人民的利益,把“民生之憔悴”,视为“纤芥之疾”;却把人民创造的财产看作君主的私产,“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
黄宗羲批判传统的“仕于君”的思想，认为臣不应该仕于君，应该仕于天下：“故我之出而仕，为天下也，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呼吁天下仕子“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新型君臣关系】
黄宗羲在《原臣》篇中从批大臣为君而设”的错误观念出发，指明为臣之道的真正含义，最终提出了他希冀的新型君臣关系。
黄宗羲认为，君臣之间存在两种可能：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妻也；表明为臣者之出仕仅仅只是唯君主马首是瞻，那么他和君主间就是不折不扣的主仆关系。“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可见，君臣以万民百姓为服务对象而共同治理时，他们之间应该是平等关系。黄宗羲力主建立君臣之间新型的民主关系，即“君臣师友”和“君臣同事”关系。他认为君与臣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也不可以与父子”相比拟。这就对传统政治的“君臣父子”和“君为臣纲”等专制伦理予以彻底的批判与否定。
黄宗羲的思想与“天佐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与对君绝对忠诚的思想截然不同。他猛烈批判“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愚忠，抨击“三纲五常”与以道事君政治伦理原则。由此，黄宗羲论证君臣关系的新型原则，提出“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的论断，君与臣的本质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是共治天下的平等的同事关系，只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名称有异罢了。君和臣都应为万民的利益各尽职守,彼此是平等的师友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这些体现黄宗羲崭新的民主思想。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黄宗羲用“曳大木”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君臣之间的这种平等的同事关系。君与臣共同“以天下万民为事”，以万民之忧乐为共同职守，相互配合相互督促的关系，而不应该有人身依附关系。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具有君臣共治天下、治权平等的思想，现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同时也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展主”、“民权”的思想内容。黄宗羲更传统的“以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问”的谬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从而把君臣关系向近代的民主政治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这表明黄宗羲主张建立民主政治体制。黄宗羲的君臣民关系是:民为主非为客,君为客非为主,臣为民非为君。这种君民、君臣关系的新见解,是黄宗羲社会史观中最富于民主性的思想精华。
黄宗羲与“天佐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伦理道德背道而驰，由此，黄宗羲猛烈批判“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愚忠，先秦儒家的“三纲”一体化以及以道事君的规劝说之类的政治伦理原则。正是从这个高度出发，黄宗羲探索了君臣关系的原则，作出了“臣之与君，名异面实同”的论断。也正是从这个思想商度上，他确认臣民可以与君为敌，“视之为，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臣对君可以进行劝谏，必要时，臣可以废黜取代君。如同伊尹之放大甲于相，放業于南；武王伐封；汤武不当于诛桀封，妄传伯夷、权齐无之事”。可见，黄宗的君臣观，绝不只限于道德的谴责，更有行政的制裁和政治的决断。
【臣与子的辨析】
黄宗羲认为，君臣关系根本不同于父子关系，君与臣之间的关系为父子关系所不能相类比的。父子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关系，“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虽然，子与父为分身关系，但他们那种天然的血缘联系却使得他们无法完全彼此各异，而君臣之间并没有这种基础存在。黄宗羲把子与臣进行了本质区分，这就断了父子与君臣的纲常链条，动摇了三纲五常的盘石之基。
【段落赏析】
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分析:这段话为本文的总纲,集中表明了为臣之道应该是为天下万民谋福利,而不是为君王一家办事。只要臣是以人民的利害出发办事,纵使君主强迫也绝不从命。君主若非为国为民而死,臣也就没有必要杀身成仁。相反,如果臣没有做到这些的话,就与君主的奴婢没神么区别了,这里,黄氏强调了为臣者应当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君臣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时代局限性】
黄宗羲的思维过于理想化，存在着历史局限性。黄宗羲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但是他并没有认清君主的阶级本质。无论是古之君主还是今之帝王，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有利于抑制暴政、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力，但它实质上不是代表人民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
此外，黄宗羲并不主张废除君主一职，并在《原君》中提出:君之兴亡，暗含着他同当时大部分思想家一样，也认为天下“一乱一治，一治一乱”而已。这表明他犯了历史循环论的错误，认为历史只不过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没有认识到历史是在迂回曲折之中不断发展前进的传承。
【历史突破性】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思想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举世沉醉而我独醒”。黄宗羲学说的独特意义在于，他吸收整合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源，在天下人视专制统治为天经地义之时，提出开明而严密的政治体制规划，极大解放了思想。《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虽已属近代民主思想的范畴,但还掺杂着很多封建的成份。它虽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它大大突破了民本思想，已经具有近代早期的民主启蒙的色彩。
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是他为人们提供的前人所未能提供的新思想。我们就不应过分看重他所沿用的君臣的旧观念，而低估他在思想启蒙史上的作用，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
总而言之，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民主思想在《原君》、《原臣》这两篇文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仅推动了此后的反专制斗争，还反映了这个时代独有的一些特点，并且对近代民主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黄宗羲批判求实精神及其力主改革的理论勇气,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对当今社会主义改革具有启发借鉴意义，如黄宗羲的思想为当今的政治改革，民主法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创新提供了历史经验。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和发扬黄宗羲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呼吁改革的理论勇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建设而大声疾呼,并且身体力行。这些论述,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中国导人坚持“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根本宗旨的思想风格与行为准则,也从正面反映黄宗羲朴素民主思想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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