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敞开的意识形态
在后现代元叙述作品中，元叙述更多的关注于意识形态，如琳达•哈琴所提出的历史编撰元小说。历史编撰元小说是指这样一种小说，它们以历史为题材，但在叙述过程中指涉这些历史编撰本身的虚构性，也即“强烈意识到了其叙述过去的方式”，它们“质疑历史编写”，“它们都使用叙事、指涉、主体性的确立、文本性身份，甚至还有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却又对这些常规手段持怀疑态度”。这样，“所谓的‘真实’再现说和‘非真实’模仿说统统遭到了拒绝，艺术原创性的意义和历史指涉性的明晰性一律受到了强烈质疑。”
历史编撰元小说这种指涉自身的小说，它指涉的是小说本身而似乎与外界无关，那么它又是如何与意识形态关联起来，甚至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战场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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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编撰元小说与语境的关系。
从元小说的结构上看，历史编撰元小说确实是与外界无关的，它仅仅是通过元叙述来指涉与自身相关的事项，而不与外界发生联系。但我们知道“文学和文学理论均意识到了语言的意义实质上是靠语境产生，意识到了表明一切话语环境的重要性”。因此，不论是何种文学作品，不论它是如何的指涉自身，它都是无法脱离语境的。而历史编撰元小说，按照哈琴的分析，它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来自语言自身的语境，而是来自重新的语境化，即通过元叙述来打破传统一统化的、孤立的语境，而赋予文本以后现代语境。
哈琴强调两个方面的重新语境化：第一，“表达行为”的语境，也即文本、制作者和接受者 这三者构成的作品内部语境；第二，这一“表达行为”所隐含的更广泛的历史、社会和政治（以及互文）语境。也就是说，在历史编撰元小说中，因其对自身的指涉，而这种指涉自身的行为却恰恰暴露了小说的语境，即它的文本、制作者和接受者。“我们要被迫使正视这样一种现象， 语境赋予语言以意义，由说话者（听者/读者）、地点、时间、原因赋予语言以意义。”也就是说，在历史编撰元小说中，通过元叙述的运用，它展示了谁在叙述，怎样叙述，选择什么来叙述，又掩盖了些什么东西？等等。这样，就将叙述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凸显了。
同时，在这一文本、制作者和接受者的暴露过程中，社会、历史语境已不可避免地“无意识地”融入其中了。“即曾经遭受压抑的整个表达行为的语境和‘被置于特定位置’的话语的语境，这种话语没有忽视理解行为的社会、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维度，也就是詹明信所谓的与历史一道遭受压抑的‘真正的意识’。”
《奥菲利亚》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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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历史编撰元小说文本中的意识形态。
哈琴认为，后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不同，传统小说是尽可能地树立一种权威，而其它意识形态都为这一权威所“同化”，后现代小说质疑这种权威，但并不就此树立另一种权威，因为那样仍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笼罩着整个文本，相反，“后现代主义正视虚构/历史再现、具体/一般、现在/过去的矛盾。这一正视行为本身就自相矛盾， 因为它拒绝复原或者消解两个对立面的任何一方，而且更愿意对两者都加以利用。”也即是说“历史元小说奉行多元的和承认差异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在历史元小说中，那种传统的典型性或一元性的意识形态无法存在，因为它们始终处于被指涉的地位，也就是“被嘲讽和被削弱”的状态，它们必然奉行的是多元的且具有差异性的意识形态。因此，在历史元小说中它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对立的，通过元叙述来质疑已树立的意识形态，而呈现出另一种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以相互指责的形式出现，共存于文本之中。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权威与质疑并不一定是先后的关系或者权威的树立就是故事中的权威，而质疑的产生就是元叙述的质疑。相反，权威与质疑在具体作品中往往都是水乳交融的，而权威也可以是通过元叙述来树立的，用虚构的故事来质疑它。
《In Cold Blood》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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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后现代主义与自由人文主义的交锋。
权威与质疑的这两种意识形态是文本内部呈现出来的，其中还更隐含了不同历史时期之间意识形态的交锋，这便是哈琴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与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交锋。
首先，这一交锋体现在小说的体裁上。“小说这一体裁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场，用来肯定、质疑自由人文主义对艺术的地位与身份所持有的信念。”也即是说，在传统人文主义的观念中，他们相信通过小说这一体裁可以创造出一片纯净的世界，这里没有政治及权利。历史元小说通过元叙述的自我意识，来质疑其所树立的权威，也就是在小说内部包含着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而这种对抗还隐含着后现代主义对自由人文主义的“战争”，自由人文主义的那种“通过小说这个体裁来说服其读者相信某种特定的阐释世界的方式正确无误”的观念，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其次，这一交锋还体现在小说的语言上。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必须凭借语言方能存在。而自由人文主义对语言的看法则过于天真，他们相信语言的确定性，即通过对语言的运用可以确切地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人文主义相信语言、相信语言再现过去的或现在的、历史的或虚构的主体或‘真相’的能力”，而“为了对抗这种信念”“后现代主义”则把“语言与政治、修辞与压制”关联起来。也即“人文主义相信语言的力量”而“历史元小说常常告诉我们：语言有很多用处，也有很多误用”。那么，这种语言又是如何和意识形态关联起来的呢？哈琴以伊恩•沃森的小说《镶嵌》为例说：“在这部小说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马克思的政治学观点共同详细说明和理论阐释了叙事是如何展现这些含义（有关人类的思维过程、文化行为、社会组织）的。所有这些理论都显示了这些都是人为构建之物，其运作符合政治势力以及‘公正客观’知识的利益：它们全都是潜在的操纵话语。”也即“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和意识形态。”如同哈琴的论述，这些“潜在的操纵话语”正是通过在小说中引入的各种理论来“阐释了叙事是如何展现这些含义的”才反映出来的，也就是通过元叙述话语的引入，才将这些“潜在的操纵话语”表现出来。
再次，通过在作品中引入元叙述的后现代小说还在内容上质疑了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有趣的是哈琴虽然有意地强调了后现代艺术对人文主义的质疑，但她同时还认为“后现代艺术与理论……同时又承认它们不可避免地（如果说不情愿的话）也是这一传统的组成部分”。但不论后现代小说是质疑还是从属于这种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它都通过元叙述来展现了这两种意识形态。那么自由人文主义中哪种思想内容，在历史元小说中受到了质疑呢？“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讲，遭受质疑的正是我们自由人文主义传统中‘合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
法国后现代主义画家Emilienne的作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之，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特征，即权威的解体、思想的多元化、对普遍成规的质疑，在小说中通过元叙述的运用从三个方面敞开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其一、通过元叙述的运用，对作品隐含的语境进行了再语境化，即通过元叙述将作品潜在的语境拉入文本之中，使得读者对作品的语境有重新的认识，从而明晰文本中包含的权利关系。其二、在后现代多数小说中，一方面用传统叙述方式树立了一种声音，另一方面又通过元叙述对这种声音进行质疑，即后现代小说往往通过元叙述手法的运用包含了两种或多种相互质疑的声音，这也隐喻了后现代的时代特征。最后，通过元叙述的运用，后现代主义小说还在体裁、语言和内容三个方面表现出与自由人文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交锋。
四、结语
元叙述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它并不仅仅是在进入后现代社会才诞生的，它的存在要早得多。据刘恪在其《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中所论，最早的元叙述作品诞生在中国，“唐代文言小说《枕中记》、《任氏传》、《李娃传》均是”。这样，元叙述的功能是在不断地发展的。可以说元叙述的类元语言功能及其陌生化和间离效果广泛存在于元叙述的运用过程中，但对于利用元叙述来揭示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才出现的。
（本文刊载于《温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本期编辑：牟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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