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四篇）
1985年，中国电影界经过了1980年前后一波小高潮后进入了低谷，北京电影制片厂出现了财政亏损，大有揭不开锅之势。
正在这时，合拍片注入的资金如同一针强心剂，一下扭转了北影厂收入的颓势，以前宁静的院落里突然有了生机，进进出出的车辆明显增多，车里很多坐着的是金发碧眼的洋人。他们就是来自意大利、英国、美国，等众多西方国家的《末代皇帝》摄制组成员。他们多达200余人，再加上北影协拍组的150人，整个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高达300多人，这其中还不包括众多的演员和一万九千名参加大场面拍摄的群众演员和解放军官兵。
相对于当时北影厂一般摄制组的三四十人队伍，《末代皇帝》摄制组的规模，相当于国内组的10倍。
图中是现代新式电影拍摄专用车辆，1986年意大利运来的没有这么漂亮
与此同时，洋人还从意大利海运来了十几部集装箱式电影拍摄专用车辆，这些设备以前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每次摄制组出发，浩浩荡荡几十辆的车队，煞是威风。相比国内摄制组通常的配置，一个辆大轿车，一辆卡车和一辆面包车，洋人摄制组的阵势，把国内同行们震得目瞪口呆。如今已是大不一样了，电影摄制组像这种阵势的已不少见，甚至有更邪乎的。可是在1980年代，那可真是令电影界大开眼界。甚至在《末代皇帝》拍完后，这些洋人带来的旧车，北影厂像宝贝一样都买了下来，单独成立了个合拍部，出租这些破烂，照实还小赚了一笔。
对于电影拍摄，有三个很重要的辅助部门，那就是化妆、道具、服装。
《末代皇帝》群众演员需要大量的清朝假发
给《末代皇帝》协助的北影化妆车间更是组成了一个50多人的织头套小组，他们要满足登基一场戏中2000名左右官兵的长辫子需求，仅作为原材料的头发就用了一吨。我那时看到化妆车间几大屋子的人埋头一声不吭地埋头一针一针地把一根根头发织进网片中，工作量巨大，完全成了假发工厂。
一天下午，厂里来了一组贴着海关封条的集装箱车队，一看就知道是发给合拍组的货，因为北影厂从来没有进口过这么多东西。
每辆老爷车都需要单独一个集装箱
作为纪录片，有价值的素材不能错过，因而我马上提起摄像机，来到开封现场，记录集装箱开封的过程。当海关人员撕去封条打开箱门时，我看到里面装的全是千奇百怪的老爷。从式样上看，应该都是1910-1920年前后造的。虽然年代久远，但是每辆车都擦得一尘不染。
这时从意大利摄制组来了两位戴着鸭舌帽留着翘角胡的洋老头，从他俩穿的背带裤就可以看出，他们与这些老爷车是完全的配套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叫玩家，要的就是这个派。其中一个老头，还掏出眼镜盒带上一一副20世纪初式样的金丝边眼镜，更足显了这批老爷车主人的身份。
另一位“古董”老头，从车里抽出一把摇车棍插在车头，配合着已坐在车里的戴金丝边眼镜的老头手势，憋足了劲儿，狠命一摇，只听一声轰鸣，老爷车冒着青烟发动了起来。
没一会儿工夫，两位"古董"老头，就把老爷车全部开出了集装箱。然后把它们一辆辆整齐地排在北影厂礼堂前的停车场上，一共有十几辆。
《末代皇帝》摄制组从英国运来十几辆老爷车
为了能拍摄点动感镜头，眼镜老头让我把摄影机架在其中的一辆车上，他开着这辆稀世老爷车在北影厂院里兜上了圈子，从他那得意的眼神里透出一股牛X感。我的拍摄更增加了他的自豪，同时我也记录下他对老爷车队的检阅。
有一天我正在摄影棚里的景片后面整理机器，只见一位洋人道具员端着一个盘子走过来，我定身一看，立刻感到想作呕。原来盘子里盛的是一泡屎，是为了拍摄三岁溥仪每天的大便要由太医闻味儿检查。好像那天的颜色不太对劲，需要道具重新换一盘。那个端盘子的洋人看到我皱着眉头，脸上露出了坏笑，并成心用食指捏了一点儿放到了嘴里，原来那泡屎是用巧克力做的，惟妙惟肖得跟真的一样。
以上所说的特殊物品和老爷车都属于道具部门，在这里工作的洋人们还有很多绝活，无论导演需要什么，他们都会有各种办法给你弄来或造出来，下面我来说说服装。
对于拍摄古装片，特别是有大场面的戏，服装部门尤其需要额外地扩充。1.9万群众演员，至少需要同等数量的各式各样的服装。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不用过多讲，我只谈谈细节的处理。
电影《末代皇帝》的拍摄需要2万件左右的各种服装
看过很多国内电影和电视剧的观众，有时会有一种感觉，演员穿的服装不是太新，就是太干净，即便有时干净的服装上抹上很多油渍，但是仍然盖不住质感上的不舒服，显得很假，这就是我要说的细节。
对于再现旧社会中的穷人，是不是从街上找来叫花子的服装让他穿上就合适呢？
首先电影需要讲求色调，不是什么颜色的衣服，拿来穿上就合适的；第二如果拿来一套带着臭虫，臭气熏天的脏衣服，演员敢穿吗？别说主要演员要坚持几个月，就是只来一天的群众演员，恐怕也没人要穿这种东西。第三，服装部门如何保存？如果每次拍完戏服装脏着入库，恐怕再拿出来后就会长满了毛，这种令人作呕的衣服，别说让人穿在身上，想一下都会感到恐怖。
我虽然不是服装部门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处理做旧服装的，我只注意到这帮从意大利来的服装师，在北影院里的偏僻处支起了一个大约两米直径的锅，每天在那里熬布料，从染色到做旧，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从他们那个认真劲里，透出极其专业的操作和对结果的苛求。
《末代皇帝》的叫花子服装是参照当年的照片制作的
记得电影开拍的第一天，当100多位饰演晚清街头群众的演员们，穿好服装从远处走来场景地时，完全展示出一种震撼感，他们穿得太有真实感，太顺眼了。我当时与陈凯歌和钟星座在一旁看洋人团队布置的第一个镜头，立马被当时的景象给震住了。只见所有人穿得完全没有透着衣服纤维缝里的洁净感，特别是那帮乞丐，身上的衣物就像抹布一样，太逼真了。这做旧的水平实在太高了，正是我们国内拍戏时梦寐以求的。只听陈凯歌赞不绝口地只能说出几个感叹字“我X，我X，太牛X了。”听说《末代皇帝》的拍摄让陈凯歌学到不少学问，这对他以后的巅峰作品《霸王别姬》起到了不少借鉴的作用。
《末代皇帝》主要演员穿的服装，那简直就是工艺品，我看到老外经常一针一线地自己缝。听说他们在影片结束后，硬是在罗马开了一个中国清代服饰博物馆。
除了《末代皇帝》服装的精细和巨量外，这帮老外还得面对一些特殊情况。在拍摄喇嘛做法的镜头时，得知那帮僧人有规矩，身体不能让女人碰，这使洋人不得不临时聘用不少中国男雇员替女人众多的服装组给喇嘛梦换服饰。
喇嘛的服装只能由男士协助穿换，女人不允许碰
然而，麻烦也好，辛苦也罢，一切都是值得的。正是因为她们的努力，奥斯卡服装大奖囊括怀中。
作为电影开拍前的筹备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我仅用以上三例来大概描述一下。
还有就是洋人的饮食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每天要吃西餐，所以他们自带厨师和餐车，还进口了2万2千瓶意大利矿泉水（那时，中国还没有矿泉水瓶装工厂），200多公斤意大利咖啡，1000升橄榄油和两吨多意大利粉。
其实，他们每天做的饭也不复杂，最多的就是意大利面条和披萨饼，再加上烤得半生不熟的牛肉以及小甜点。相比摄制组给中方人员发的中餐来讲，意大利餐的西红柿酱色调非常诱人，红彤彤的酱堆在金灿灿的面条上或者面饼上，煞是好看。我曾经不住诱惑尝过几次，结果是让我真不敢恭维。觉得吃一两顿还可以，天天吃恐怕就不灵了。
《末代皇帝》组从意大利带来自己专有的厨师，每天做的饮食以红色调为主
反过来有个把洋人馋中餐的，找我来用意大利餐换。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人与人的交流还能通过换餐调剂各自的口味儿。
从那时开始，国内摄制组还接触到一个新的工种，叫茶水工，专门负责给全组人提供饮料和小甜点的。洋人们可以随时加点儿小餐和解决口渴的问题。那时我感觉这帮洋人干活的时候还真滋润。
记得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就像如今的北朝鲜，外国人只能住顶级的宾馆。所以意大利摄制组的人全部住在北京饭店，如果在故宫拍戏那倒是非常近，也就两三站地，甚至走路就可以到，但是到北影来就有点偏远，所以当时组里包租了好几十辆首汽的皇冠轿车。
《末代皇帝》在故宫乾宁宫拍摄现场，台阶上站立的是中方协拍副导演李洪生在给群演说戏
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片的制片主任叫才汝斌，是个能力极强的制片高手。他在整个末代皇帝的协拍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解决了众多的难题，化解了无数的矛盾。
他对于我拍摄的纪录片也给予了极其有力的支持。他不仅包揽了我们旧片组的吃住，还专门为我们包租了一辆首汽的皇冠轿车。在设施组转场去东北的专机上，由于座位有限，他宁肯甩去其他工作人员，也要保证我们三位拍摄纪录片的人员登机，这是我另一个必须要感激的人。
才汝彬手底下有另外两个干将，我非常熟悉，一位叫杨克炳，一位叫骆化明，这两位人的脾气非常好，每天在组里勤勤恳恳地办事，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我至今还想念他们。
末代皇帝摄制组有200多名外国技术人员，与中方合作语言沟通是一大障碍。因而摄制组从各个单位借调了30多位翻译。其中有一位意大利语翻译家，叫黄文捷，是因为个子不太高，说话文雅略带女性特质的男人，他被贝尔托鲁奇看中，饰演剧中太监张谦和一角，结果歪打正着，成就了这位翻译家的表演才能，使他在末代皇帝完成后居然又接了一个叫《找乐》的影片中的角色。
跪在地上的是意大利语翻译家黄文捷，导演让他饰演太监张谦和
老外们也真是随乡入俗，个个在交谈中脱口而出“北影”二字，即便说英文时也不说， Beijing film studios，而是用“北影”的发音代替，把8个音节变成了两个，也确实省得绕嘴；他们同样把， Forbidden City换成了“故宫”，这还真是一种文化融合啊。现在看来不就是有些中国人崇洋，言谈中喜欢夹杂英文，外国人也有同样的做法，把英文里夹杂上中文，这样反过来中国人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洋人还有一个意识当时让我不太理解，就是对动物的保护。当年中国还不兴养宠物狗，只有在农村有不少看家的狗。有一次拍外景，隔壁村里有人打狗，这帮洋人正拍着戏，听到狗的惨叫声，反应非常强烈。有几个洋人非要拿着棍子给狗报仇。这可把中方协拍人员给吓坏了，在那个年代要发生了与外国人打斗事件，可真是要捅大篓子。现在，中国也有了保护动物的意识，在这方面做得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总之，与意大利人的合作之间时时会出现各种问题，文化间的差异也能产生不少矛盾，这还需要在以后的合作中不断磨合。（待续）
撰稿：林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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