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国内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开始于二战之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没落。它颠覆了人们刻板印象中好莱坞的叙事手法，为意大利的电影事业开创了新的篇章。虽然这场颠覆和创新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它对后来很多电影风格的影响依然很深远。《灿烂人生》由意大利导演马可• 图利奥• 吉奥达纳执导，在本片中，新现实主义的手法得到了革新和运用。
一、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莱坞曾向封闭已久的意大利市场输出电影。意大利放映商为了谋取利益，协同引进了大批的美国影片，导致意大利本国的电影生产被搁置。1945 年，随着罗西里尼的战争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并赢得赞誉，一个新的运动也被逐渐确立——新现实主义 (Neo- realism)。在电影界，它是新的拍摄手法的象征，摆脱了好莱坞一贯的剧情套路和布景规范，象征着意大利电影的重生。巴巴罗在1942 年进步杂志《电影》中发表的《新现实主义宣言》提出：
“反对在意大利电影中占很大比重的公式化模式。反对不谈人类问题和人道主义的荒诞可笑、生编硬造的作品，呼唤用人道主义的观点对待人的世界。强调人道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反对听腻了的故事和毫无社会价值的改编作品。反对艺术的浮夸，就是反对把所有的主人公都表现为有高贵情操的一类人。”
在随后的日子里， 从 1943 年卢奇诺• 维斯康蒂用《沉沦》开启新现实主义运动，到罗西尼的《战火》、维托里奥 • 德• 西卡的《擦鞋童》、《偷自行车的人》和《温别尔托 •D》，意大利电影掀起了新现实主义的浪潮。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如巴巴罗所提倡的特点，以温和缓慢、平实朴素的手法表现人道主义，很少具有激进及革命性的色彩。据德• 西卡所述，
“诚实地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就已足够强烈， 能够启发观众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就能理解如何把世界改变得更好。”
此类影片便将意大利人民真实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表现出来的同时，影射了战后意大利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在50 年代以后，意大利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再加上受资金短缺、审查严格的困扰，新现实主义电影很快衰退。虽然此次运动的时间短暂，但它对以后的电影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也依然可以从许多电影作品中看到它的痕迹。吉奥达纳的《灿烂人生》便是其中一例。
二、《灿烂人生》中新现实主义的延续马可• 图利奥• 吉奥达纳于1950年10月1日生于意大利米兰东南方的克雷马，早年致力于文学的研究，后移居巴黎成为了一名自由艺术家。1995 年拍摄了质疑帕索里尼被杀判决的《帕索里尼：意大利的罪行》(Pasolini，an Italian Crime，1995)，影片的成功为他以后的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石。2000 年，吉奥达纳的《一百步 》(The Hundred Steps，2000) 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2003 年的《灿烂人生》(The Best of Youth，2003) 获得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奖。
《灿烂人生》长达六个多小时，以意大利一家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反映了意大利此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巨变与时代背景下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
有的观影者说，长达数小时进展缓慢又没有起伏的剧情使人厌倦，但换一个角度看，影片在时间上的大胆投入得以让历史与人物的纠缠交错、将二者相互塑造又相互影响的关系得以充分的展现。“对新现实主义者来说，现实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战后意大利的贫困和经济混乱决定了所有角色的行为。……” 这部影片虽没有刻意的去反映意大利的贫困和混乱，但它选取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用微观的视角展现了在现实冲击下人们的情感历程和生活轨迹。
影片涵盖了意大利 60 年代佛罗伦萨大水灾、70 年代都灵市的蓝领工潮以及 80 年代米兰市的学生运动等等，每一次国家的动荡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物人生的走向。如佛罗伦萨遭受水灾侵袭的时候，弟弟尼古拉结束了在挪威的木匠工作，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参与到救灾当中去。也就是在搬运书籍的时候， 尼古拉得以与在旅途中分道扬镳的哥哥马里奥相遇。影片的对话也非常有趣，当尼古拉见到马里奥一身戎装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去假扮军人了吗”，当初二人因分别所产生的不愉快在久别重逢中被手足之情所浸没。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 尼古拉的妻子毅然出走加入地下党，母亲的缺失伴随着尼古拉的女儿长大，一个家庭的完整性也因为国家的动荡遭到了彻底的损坏。影片没有试图去批判什么，它只是借助一个家庭打开了一个视角，从人生百态中展示了社会的历史与影响。不论是在战争中还战争结束，家国的命运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环境深刻地决定着社会中人的一切所做作为。
“新现实主义者摒弃了1930年代意大利电影编织复杂故事的普遍做法。新现实主义叙事一般都松松散散，他们一般不直接把所有叙事线头都连接好。结局要更符合严酷的生活现实，必要的大团圆结局也被放弃了，这成为创作规则。”
马里奥遇到美丽的摄影师米雷拉之后，按照传统的好莱坞剧情，二人在擦出火花之后，马里奥孤独又倍受煎熬的灵魂至少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救赎。现实却是，马里奥依然无法找到生存的意义，他在新年之夜翻身跳下阳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影片对尼古拉和米雷拉之间的情愫在开始时也鲜有暗示，直到最后两人的关系才被着重叙述，在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达到高潮。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整个家庭都是残缺的：父亲患病死去，哥哥马里奥自杀，弟弟尼古拉的妻子撇下了女儿参与到了激进的运动中去，米雷拉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抚养着她与马里奥的儿子。而也许这些才是现实，人们在残缺中向往着美好，就如同片中的母亲最终搬来与马里奥的儿子、自己的孙子同住， 尼古拉最终与米雷拉深情相拥——一切都不是完美的，但是痛苦中也会有温情，平淡中也会蔓延出甜蜜的味道。
“未来阴晴不定，人们无法确定未来的社会经济力量。这反映出新现实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即含混性。”
影片中马里奥作为一名医生一直为精神病疗养院的改革奔波，从与患者一起出庭与领导者对抗到带领警察搜查疗养院，他的坚持与当初老师给他的忠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毕业考试中，老师丝毫不掩饰对尼古拉的欣赏之情，也因为如此，他对尼古拉说：“你有抱负吗？若有，就离开意大利，趁现在还有机会。……去伦敦，巴黎留学吧，美国也可以。总之要离开这个国家，意大利最终将会灭亡。地方虽然美丽，但却没有希望。”尼古拉问： “您认为世界末日会到来吗？”老师说： “我倒希望如此，那样就能重新建设我国。
总好过现在了无生气，由恐龙来管治人们。”尼古拉说：“那么您为什么不离开？”老师微笑着说：“我就是需要被打倒的恐龙之一。”影片导演吉奥达纳说：“拍摄时，我只想站在角色的立场上，让每一个人开口说话。……我不会在电影里加入谁对谁错的批判性观点，只想让观众知道人物的成长历程。”像尼古拉的妻子一样，老师看到了意大利的问题， 看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只不过老师更悲观一些，他的策略是“离开”，而尼古拉的妻子则是“革命”。吉奥达纳没有试图说明谁对谁错，也没有给出人物明确的结局——老师依然站立在讲台上，尼古拉的妻子也始终被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丈夫和女儿虽然因为她的出走与她产生隔阂，但是他们在心理上依然思念她、尊重她。每个人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而他们探索的动力正是来源于这种对于未来的“含混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对新现实主义继承的体现。
许多电影研究者认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到 20 世纪 50 年代就消亡了，但是在今天像《灿烂人生》这样的作品中， 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痕迹。新现实主义不仅影响了像费里尼等新一代导演，在现代的电影创作中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 它使得电影像一个亲切的老者一般向你娓娓诉说悠长的故事，而这些优秀的故事始终在彰显着艺术的力量的同时，也浸润着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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