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四书五经之《春秋》】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春秋，也是一个时代，是孔子所处的时代。
春秋之后是战国。战国末期秦统一天下。秦之后是西汉、东汉，之后是三国时期。
三国之后是西晋和东晋。后来有一部史书，专门记载晋朝的事情，叫做《晋书》。
在《晋书》之中，将《春秋》改名为《阳秋》。瞧上去怪怪的。
《晋书》记载的是晋朝的事情。晋朝有个皇帝是晋太宗简文皇帝，名字叫做司马昱（320年－372年），字道万。他是东晋第八位皇帝（372年1月6日－9月12日在位），是晋元帝司马睿幼子，晋明帝司马绍的异母弟，其母为简文宣太后，名字叫做——郑阿春。
【郑阿春（剧照）】
这个郑阿春，她名字中的“春”字，在那个时代必须避讳。
避讳？
就是说，她的名字使用之后，别的书籍等等，就不能够用了。
呵呵，霸道！
是的，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就有这样霸道的传统。
这个传统被称之为：避讳。
中国有避讳的传统。有时候不但避讳皇帝的名字，还避讳太后的名讳。
比如这个郑阿春就是这样的。她名字中的“春”字，在那个时代必须避讳。于是，史官在写《晋书·后妃传》的时候，在需要引用《春秋》这部古籍的时候，不能够写成《春秋》，只好将“春”改为“阳”。因为春有阳的意思，或者说阳有春的意思。后世就有了阳春之说。
当时产生的直接结果呢，就是将《春秋》改名为怪怪的《阳秋》了！
所以，在阅读古籍的时候，如果刚好读到《晋书》所引《阳秋》，不能怪史官没文化！
史官太有文化，不但知道记载史实，还懂得中国文字的避讳传统。
到了唐朝的时候，唐人在注释《史记》和《汉书》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引用一部古籍，名字叫做《世本》。“世本”一名，最初见于《周礼·春官·小史》中，文章中如此写的：“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其中，系是指天子的帝系，而诸侯的世系则称为世本。于是，对于记载诸侯世系的书，后世就定名为“世本”。最早确定《世本》这个书名的，是西汉末年的刘向，他才高八斗，将所写的相关之书校整后，定为《世本》。于是成为一部重要古籍。
《世本》作为古籍流传了下来，流传到了唐代。
此时，问题来了，不能够用了，得改名了，因为犯忌讳了。
什么忌讳？
当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忌讳。为了避讳，将《世本》改名为《系本》。
直到唐朝灭亡，更换朝代之后，后人才将此书重新唤做《世本》的吧。
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历史上不少，因避讳而修改前代古籍书名的事儿时有发生。
比如唐之前的隋朝也有过类似的避讳，有一部曹宪注的《广雅》，突然被改名《博雅》。还有南北朝时候的北魏时，贾思勰著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写于533～544年），到了唐太宗时，被改为《齐人要术》。因避讳“民”而修改其书名。还有《帝王代记》、《魏晋代语》、《虞茂代集》、《郑代翼集》，稍微品读一下书名，感觉有些异样，原来，其中“代”皆应为“世”，是避讳才改的。改后的书名似乎有些词不达意或者不太正常。可是，皇帝的名字在那儿摆着，虽然才几十年（有的可能时间很短），人家古书已经几百上千年了，不还得改么。泱泱中华，皇帝最大，其他的东西哪怕天王老子，都得让路！
【图片4：《齐民要术》】
为避讳皇帝的名字，不仅是古籍，还有别的一些也须避讳。
比如：因避讳，修改前朝年号的。
意思是说，当世提到前朝的年号时，那个年号如果跟当今皇帝的名讳相同，那就必须修改掉。《旧唐书·经籍志》编年类，其中有《崇安记》二卷。此卷之前叫做《隆安记》。其避讳的是年号。原来，晋安帝司马德宗（382年―419年），字安德，晋孝武帝司马曜长子，晋恭帝司马德文同母兄。东晋的第十位皇帝，397年―419年在位。他的年号是：隆安、元兴、大亨、义熙。
他的第一个年号中的“隆”字，因为犯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因而被修改为“崇安”。从唐玄宗起始的唐人，在写历史文章或者历史故事说（写）到晋朝的年号“隆安”时，只能够表述为“崇安”。这个怪别扭的，给后人造成很大麻烦。
再瞧一瞧晋安帝的第二个年号，可以知道，如果到了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人，当他们提到“元兴”年号（397-402年）的时候，显然也是要避讳的。明朝人如果要表述公元397-402年，因为没有公元的表述方式，他只能够说是元兴某年，但是，明朝人不能够写出“元”，所以，一定会找出一个字来避讳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明朝没有“元宝”，一律叫做“通宝”。
【明朝通宝】
除去因避讳修改前朝年号外，还会因避讳而修改前朝官名的。
意思是说，当世提到历史上某个官名的时候，如果皇帝的名讳正好与官名的字相重合（一样的字），那么，前朝的官名就必须改掉。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官名瞧上去与历史上的不一样，其实不是史官写错了，而是他要避讳才这么写的。
仍然以唐朝为例，在《后汉书·刘焉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意思是说，祭酒（学官名。汉博士之长，本称仆射，东汉改为博士祭酒）这位官员带领别的官员，大多数是唤做“理头”的官员。这一句话引自《魏书》，原来的官名是写的“治头”。因为避讳武则天老公——唐高宗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的名讳，所以写文章的官员章怀才写成了“理头”。如果不生在那个年代，是很容易忽视的。
【李治（剧照）】
避讳这个中国传统，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还是一种等级思想。
这样的思想，不仅封建王朝皇帝具有，也影响到旧知识分子和平头百姓。
比如，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教书匠洪秀全、种地和烧炭的杨秀清等，同样受到严重影响，一旦掌握了一些权力，搞起避讳来比封建皇帝有国之而无不及。据说，当太平军刚一打下金陵，定都天京，手中有了权势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搞起避讳来了。因为洪秀全以“拜上帝会”起家，所以，在太平天国的地盘之上，“上”成为了避讳字，各地的地名都不能够用到“上”字，统统改为“尚”，因而，“上海”、“上虞”改为“尚海”、“尚虞”。呵呵，“上下左右”是不是也改为“尚下左右”、“上朝”改为“尚朝”、“上级”改为“尚级”？这个字在汉字中使用太广泛，只有破落秀才洪秀全才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如此麻烦广大读书人的无聊事情出来。
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还避讳一个字“王”。在辖区范围内谁要是姓王必须改姓，就连洪秀全的亲戚也不能开绿灯，洪秀全的两个表兄本叫王盛均、王盛爵，为了避讳后来竟改称了黄盛均、黄盛爵了。如果太平天国成功夺取全国政权，中国的大姓就要被消灭一个了。避讳可以说在当时的太平天国十分流行，要避讳的字到后来越来越多范围扩大化。几十上百个，但凡涉及到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以及所谓天父诸女婿等人的名讳都得采用代字，都得避讳，接下来还有避讳的就是洪秀全及以下的六大王的名字等等，避讳编撰成了一部书。如果夺取全国政权，整个中国古籍恐怕得遭到更大浩劫。
所以，农民起义军等级观念也不比封建帝王差，如同饿饭人见了米饭显得更没有理智！
【太平天国首领】
在封建王朝，因避讳还会发生这么一些情况：
其三：因避讳，修改前人谥号的。（举例略）
其四：因避讳，修改前人姓的。（举例略）
其五：因避讳，修改诸名号的。（举例略）
……
有如此多的避讳，古人该用什么办法来避讳呢？
比较通俗易懂的有这么几个实用之法：
第一，避讳用同义的字，或者意思相近的字取代。
比如，避讳秦始皇的名字。不但要避讳政，还要避讳“正”。为了避讳“正”，用了“端”来替代。于是，将“正月”改为“端月”，因而后世又称正月为端月。
比如，汉高祖名邦，汉代人为避讳，便以“国”代替“邦”。原本在汉之前叫“邦家”（有社稷的意思），汉代就改为“国家”，于是，今天才有了这个词句，不然，我们会继承古代叫法：“我们的邦家是如何的伟大啊！”
东汉光武帝名秀，为了避讳“秀”字，于是就把秀才改为了“茂才”。
【图片8：皇帝看奏章，如果发现避讳，犯规的官员可能被杀头】
第二，避讳用同音字或者读音相近的字替代（读音根据古读音）。
比如，汉代司马迁父亲名谈，司马迁《史记》中避讳父亲的名字，于是在写《赵世家》的时候，就把张孟谈改成张孟同，不用直接写父亲名字的字了。
比如，清朝康熙皇帝名玄烨，清朝人避讳，以“元”代替“玄”，以“煜”代替“烨”。
第三，是大家熟悉的避讳，写需要避讳的字时缺笔画即可。
第四，用拆字法来避讳。
因为汉字大都是由几个部分组成，为了避讳，写字的时候只取该字的某一部分，就能够避开原字了。比如，如果有个太监叫“小玄子”，他知道康熙的姓名之后，必须将“玄”字的头去掉，改为“幺”，以避开原字，可称“小幺子”（呵呵，干脆叫“幺蛾子”）。
第五，避讳用删字法。
有的人是双名，如果其中一字犯了讳，便把它删去变为单名。比如，南朝齐开国皇帝名叫萧道成，一个叫萧道渊的人便把名字里的“道”去掉，改为萧渊。唐朝名叫李治国的人，就可以去掉治，叫李国了。
第六，避讳可用形似字来取代。
三国有吴国君主孙权，如果吴国还有人叫张权。孙权做皇帝后，民间的张权必须改名，他可以采用形似的字来改名，改为“张枝”、“张杈”。当然，三国时，权应该是“權”（繁体），所以，一定是“张權”，此人的名只能够改为“张灌”之类的形似字。
第七，避讳可以采用改读之法。
孔子名丘，为了避讳，读书人在读到孔丘之外的丘的时候，比如，读到“丘陵”时，不能够读成跟孔丘一样的音，而是要把“丘”读成mou。实际上，是用“某”的读音来取代。
第八，避讳可用增加偏旁之法，构成一个新的字
比如，为了避孔子名字的讳，凡是“丘”作地名或姓氏的，应该都改为“邱”（拼音还保持丘的读音qi），目的是要以与孔子名讳区别开来。呵呵。不但是皇帝的便宜不能够占，圣人的光同样是不能够混用并随便沾的！
【中国传统的避讳】
在中国历史上，避讳这样的独特乱象，封建王朝各朝各代皆有，常常成为史籍中的陷阱。
呵呵，在中国封建社会，要做一名合格文人，真的很不容易，捆绑的绳索太多，非常的限制思想。于是，大家也就应该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到后来为什么很难有创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像这些带有作茧自缚性质的因素太多了吧？
不过，避讳之中虽隐藏文字陷阱，但也蕴含传统文化知识，貌似能够提高人的修养！
——这样的说法，不知道算不算没原则无底线且肉麻的阿谀奉承？
某州太守姓田名登。他上任后颁布新规定，在他治下的人们都要避讳其名字，如果谁误犯了就会挨板子。不少吏卒挨了板子打怕了。于是，大家不得不把“灯”（谐音“登”）改叫“火”几个月下来也就习惯了，也不觉得不方便。此州有个惯例，正月十五摆花灯，允许百姓进城观看。那一年正月，官府往街上张贴布告，官吏习惯性写道：“本州依照惯例，放火三日。”百姓看到后，惊慌失措，以为要放火三天，纷纷逃走。（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在唐代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中，鲤鱼有很多寓意，比如娶妻迎亲时，聘礼中要有鲤鱼；过年的家宴中，一定要有一道红烧鲤鱼；上梁、生子、做寿时宴客，也一定要有鲤鱼。这样既有“礼（鲤）”，又有“余（鱼）”，是个好彩头。然而，唐朝时，律法规定禁食鲤鱼，若捕到鲤鱼，就要立即放生，否则打六十大板。因为，唐朝皇帝姓李，“吃鲤”就是“吃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鲤鱼】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邀撰稿人：悬疑大师/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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