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8日，三名外地男子来到景德镇的一处住宅前。左右打量了一会儿，其中一人径直走入院内，高声问道：“陈福林老板在家吗？”片刻之后便有人回话，不一会儿，来人便与一位50多岁的中年男子一同走了出来，这中年男人想必就是陈福林了。
只见陈老板脸上带笑，与人边走边说话。刚走出宅门，另外两个人却突然扑上来控制住了他的手脚。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动作让他一时间不明所以，他拼命挣扎，刚要高声呼救，却听到来人对他说：“陈敬斋，你被捕了，现在最好老实点！”
听到这话的一瞬间，他整个人仿佛泄了汽的皮球，垂下了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抓捕的事很快传回了中央，周总理得知后满意地点点头道：“是时候和他算账了。”
被捕前明明是“陈福林”，被捕后怎么忽然就变成“陈敬斋”了？一个小小的瓷器店老板，到底又是犯了什么罪能让周总理说出这样的话呢？这还要从好多年前，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的的邓演达被捕杀之事说起。
邓演达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原本和蒋介石一样，同是辅佐在孙中山先生左右的风云人物。1924年初黄埔军校的筹备与创办，邓演达与蒋介石二人也都参与其中。军校建立之时，蒋介石任校长，邓演达则是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
然而工作关系如此密切的两个人，私下里的感情却非常不好。蒋介石出于个人目的，任用自己的亲信。让昏庸的王柏龄当军校教授部主任，这让为人正直的邓演达十分的不满。而邓演达平时对待教学十分严肃认真，因为能力出众，做派刚正，在学生中深受爱戴。
这一切都被蒋介石看在眼中，对邓演达的嫉恨也日益增长。而邓演达也十分不满蒋介石一伙人的嘴脸，最终因受不了军校内部的排挤和蒋介石个人的行事作风，愤然离校远赴他国学习。
一年之后，孙中山先生病逝。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意图，在邓演达看来已是昭然若揭。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亲眼看着蒋介石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铲除异己，搞“白色恐怖”。对此邓演达多次力劝蒋介石，希望他能改变自己的做法，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但蒋介石哪可能听得进去他的话呢？
眼见劝说无果，劝演达毅然加入了对抗蒋介石反动政权的行列。1930年回国后，他积极联络相关人士，筹备成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被称为“第三党”。并在此后撰写发表了各类文章，痛斥蒋介石的虚伪面孔，揭露其团伙的丑恶行径。被蒋介石恨得牙痒痒，甚至重金悬赏企图抓捕邓演达，但都一无所获。
邓演达回家后的行动十分的隐秘且谨慎，令蒋介石束手无策。然而他最后却因为不小心错信歹人，被叛徒出卖了行踪，于一次活动中被捕丧命。
背叛邓演达的，正是开头提到的“陈福林”。事实上，所谓的“陈福林”只是这个叛徒后来为了躲避抓捕取的一个假名，他真正的名字叫“陈敬斋”。
陈敬斋年轻时曾投考黄埔军校，并先后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和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北伐前夕转到第三军卫生材料库任库长，随军北伐。第三军攻克南昌后，陈敬斋调任南昌检察厅检察官。
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正式建立，王忱心任省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陈敬斋担任工人部秘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共产党,逃回了景德镇。
然而陈敬斋却并没有选择就此在小镇上度过余生。这个生活腐化，品性低劣的卑鄙之人，没多久就花光了父亲的遗产。生活没有了经济来源，便又想着投机革命从中牟利。
1928年，陈敬斋来到上海，再次经王忱心介绍加入了“第三党”，开展地下工作。后来邓演达回国，陈敬斋曾见到过他，并被安排在上海市干部地下机关担任整理和分发文件的工作。然而以陈敬斋的收入，完全支撑不住他巨大的花销。这个在校时便被同学戏称为“窑公子”的人，从小镇来到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又怎会甘心就此平凡度日呢？
在陈敬斋的再三申请下，邓演达曾亲自批给他好几笔补贴，总计有将近300元。要知道这笔钱在当时来讲，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了。尽管邓演达于他已是仁至义尽，但耐何欲壑难填，陈敬斋不但没有感激邓演达，反而消极怠慢，常常在工作中搬弄是非，激化矛盾。搞得组织内部乌烟瘴气，人心涣散。
这一切都严重影响到了组织方面的地下活动，使得邓演达最终决定停止他的工作，打算调他去往福建。从上海这个大世界调转去福建，陈敬斋是一百个不愿意。
然而当时谁都没想到，因为工作的暂停，陈敬斋没有了生活来源，竟因此记恨上了曾对他施以援手的邓演达。此时的陈敬斋，正暗自酝酿着如何将邓演达出卖给蒋介石，以换取那不菲的悬赏金。
打定了这个主意之后，他一改之前的不满态度，表示愿意调去外地。但他希望能在离开上海之前，见邓演达一面。此时的邓演达也没有多想，便答应了下来，但没有立刻确定具体时间。只是告诉他，等合适的时候再另行通知见面。
陈敬斋是个人品低下的败类，但他却不是个傻子。得到邓演达的回复之后，他才化名钟春岑写信给蒋介石，告诉他邓演达在上海活动的事情，并且透露出自己有办法帮他们抓到人。条件就是，给他钱并且送他出国。为了保险起见，他没有让蒋介石直接回信给自己，而是让对方以登报寻人的方式，定下接头的地点。
之后的几天，陈敬斋度日如年。他也不确定蒋介石能不能看到自己的信，只能每日翻看一份份报纸，期盼着上面能出现自己想要的内容。几天后，上海《时事新报》上竟然真的登出了一则和“钟春岑”有关的寻人启示，上面写道：
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办。父亲特着兄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与林品石君一晤为盼。
兄昌白
陈敬斋见报后马不停蹄地按着地址找了过去，碰头的地方是上海一家比较高档的旅社，来来往往的有不少人。他到达旅社后直奔目标，敲开了七号房间的门。门一打开，只见房内是五个陌生的男人，模样精干。此刻正拿眼睛上下审视着他，看来这就是来接头的国民党的特务了。
为首的人问了他几个问题，陈敬斋小心地回答着。特务们看他答话并没有什么纰漏，便又仔细问了些相关的情况。约定了以后见面的方式，最后撂下一句：“事成之后，有你的好处。”便要走人。
陈敬斋见状急了，他干的可是背叛组织的事，见面都要担风险，现在也没有什么收入。每天要担惊受怕手里又没有钱，这怎么行？
“先给我5万块钱，我要准备出国。”他连忙喊住了特务们，对方却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哪有事儿还没办就先给钱的规矩？”对方说完便径直走出了房间，看也不看他一眼。
陈敬斋不敢再多说什么，心情一时间难以平复。一半是因为紧张，一半是因为兴奋。他仿佛已经看到眼前堆满了金山银山，自己马上就能到国外过逍遥快活的日子了！后来他又多次与特务们秘密接头，并按照他们的要求，等待着行动的时机到来。
1931年的8月中，特务们早早拿到了警务司令部签发的拘捕令。这些日子以来，他们通过陈敬斋了解到了“第三党”的不少事，对组织的活动工作也都一一摸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黑暗中的特务们静静伺机而动。
8月16日，叛徒陈敬斋接到组织的临时通知，让他第二天去听邓演达讲课，课后邓演达会找他单独谈话。随后陈敬斋马上联络到了国民党的人，将消息告诉了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双方约定于明日展开行动。第二天，陈敬斋如约赴会。这次活动的地址选在一处隐蔽的私宅，时间也是临时通知的，甚至邓演达本人为了隐藏行踪，于活动开始前一天的晚上提前到达了会所，留宿一晚。而其他人都是第二天才到，原本可以说是安排得十分安全稳妥。
然而邓演达等人还不知道的是，陈敬斋早就与特务串通一气了。课上到一半，陈敬斋说自己肚子疼，借口买药，走到外面与特务接头。在得知了里面参与活动的人员情况，尤其是邓演达的存在之后，特务们马上冲进私宅，对在场的活动参与者实行了抓捕。
事发突然，所有人都反应不及，包括邓演达在内的十几名组织成员全部被抓。
所有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会议为了防止有人告密，连吃午饭都是一起进行。如此秘密谨慎的活动却还是被发现了，那一瞬间，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被捕之后，邓演达和其他人关在一起，思来想去，也只有半路离开没有被捕的陈敬斋最有嫌疑了。
当天晚上，陈敬斋便顺着特务们提前为他安排好的逃跑路线，先是入住了一家酒店，后又乘火车逃往了南京。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曾寄希望于让他归顺国民党。毕竟二人曾经一起工作过，他对于邓演达的才能也是十分了解的。这样的人如果能协助国民党开展工作，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对于敌人的诱降，邓演达无动于衷。国民党方面磨破了嘴皮子，也还是没能让他点头。
1931年11月29日晚，蒋介石见邓演达始终不肯松口，便派侍卫王世和等人秘密押送邓演达到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残忍地杀害了邓演达。
8月18日，陈静斋一路逃亡最终被带到了南京中统特务机关。询问了他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后，特务将他送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与秘书长叶秀峰会见。
叶秀峰对陈静斋说：“现在事情办完了，你可以选择留在这里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陈静斋却慌了，这话说得跟当初约定好的不一样啊！
于是他只好回答道：“我之前说过，事成后送我去美国学习。”
当时，去美国学习需要相当大的费用。很多人都想去，怎么会轮得到他？叶秀峰对他这不切实际的想法嗤之以鼻，当即便说:“这是不可能的，出国的护照很难拿到。”
“我冒这么大风险为你们做事，之前说得好好的，现在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眼见对方态度与之前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陈敬斋气得直跳脚。
叶秀峰见状脸色一沉，说：“出国是不可能的。要么留下来工作，要么给你一万元作为对你的奖励。只能选择一个，你看着办吧。”
望着叶秀峰冷漠而坚定的表情，陈静斋绝望了：“我立了这么大的功，给的钱太少了。当初你们悬赏的报酬是20万大洋，现在一万元就打发我了？”
“只有一万，你再叫连这一万也没有！” 叶秀峰见陈静斋喋喋不休，不耐烦地挥挥手，叫人把陈静斋带走了。
陈敬斋无可奈何，他可不敢再留在国民党工作了。他背叛组织，导致邓演达等人被捕的事情早晚会暴露，组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如果邓演达接受了国民党安排的工作，他就更没有好果子吃了。现在留下，岂不是自寻死路？说是让他选择，其实他根本没得选。最终他只好答应收下那一万元离开南京。
然而到最后，他连这所谓的一万元的奖金都没有全部拿到手，收到的实际金额只有不到一万元。侦缉队长邓警铭最后一次来给他钱的时候，直接告诉他自己扣了一部分钱下来。然而陈敬斋什么也不敢说，他心里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
不敢回上海，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陈敬斋不得不再次夹着尾巴回到了江西景德镇。后来他听说邓演达被杀，“第三党”也由于这次的事件受到重创。他这才终于敢走出家门，在镇上开了一家瓷器店，干起了家祖传的买卖。
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邓演达早在死前就将自己的猜想传达给了外界，陈敬斋叛徒的名声早就在组织的余部里传开了。不久后，邓演达的手下得知陈景斋在景德镇，派了高手高岩和杨应龙，到景德镇消灭背叛组织的奸细。但由于种种原因，陈景斋都避开了他们。
转眼间抗战结束，新中国成立了。1950年，原来的“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向公安部报告，要求江西公安部门逮捕背叛邓演达的叛徒陈敬斋。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并给予高度重视，指示公安部门立即调查并逮捕陈敬斋。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罗瑞卿立即开始部署工作。
1950年2月18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春节的大年初二，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王卓超在家里用早餐的时候，收到了厅机要科长亲自送来的紧急电报。大年初二是节假日，王卓超知道一定是有大案要案。他打开翻译好的电报，看到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发的。
电报上说了张伯钧、彭泽民已两次向公安部报案的事，要求江西省公安厅逮捕背叛邓演达的叛徒陈景斋，其人现在就住在景德镇。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尽快抓捕陈景斋。电报特别指出，抓捕陈敬斋是江西省公安厅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是“江西一号叛逆”。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此非常重视。
看完电报后，王卓超坐在那里想了几分钟，告诉机要科长：“发报给浮梁行署公安处，要老田明天赶来。”因为当时景德镇地区属于浮梁行署管辖。
1950年2月19日下午，浮梁行署公安处处长田平乘坐军用吉普车，冒着毛毛雨来到南昌。在接受了上级安排的抓捕“江西一号叛逆”的任务后，他立即动身去寻找陈景斋。然而，当时景德镇有10多万人，且分散在各地，一时间很难找到陈景斋。
但田平并没有被难住，根据提供的信息，他将目标锁定在50岁至55岁之间，从外地回来的男性，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调查人员仔细检查了新建立的户籍，以缩小调查范围。发现有一个叫陈福林的人在浮梁县开了一家“利兴福”瓷器店，各个方面都与案件的可疑情况相符，于是立即对瓷器店陈老板展开了详细的秘密调查。他们很快得知陈福林的原籍正是都昌县，并派人到都昌进行有针对性的侦察，基本确定陈福林就是陈景斋。
田平立即向王卓超汇报情况，相关方面立即通过长途电话，与北京的章伯钧等人联系上，查询清楚陈敬斋的外貌，对照之下确定正是其人无误。
浮梁公安确认信息后，立即派人将陈敬斋逮捕，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江西公安将抓获叛徒陈敬斋的消息上报，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道：该和他算清楚账了，务必严惩不贷。
陈敬斋后被押往北京，经过再三的严格审讯，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审判员最后一次问他道：“陈敬斋，对于你自己这个案子，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陈敬斋除了认罪再无话可说。
1951年4月25日，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判决陈敬斋处以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财产。这个无耻的叛徒，终于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庭审结束后便被执行了枪决。这份迟来的真相，也总算在20年之后，大白于天下。
其实早在邓演达进行地下工作之初，他的朋友就曾经提醒过他，这是一份非常危险的工作，希望他能到日本或者国外的其他地方去暂时躲避一下。但邓演达却说：“要想在国内革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怎么能进行革命？到其它的列强国家去，在列强的庇护下生存，不也正如同现在蒋介石所做的一样吗？我不苟同蒋介石的想法，自然也不会做这样的人。所以我不会躲出去，也不会逃避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即使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坦然的面对自己的结局。”
这份坦荡与胸怀，让他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依然坚定选择了自己的信仰。许多年后，人们将他的尸骨挖了出来重新安葬，也算是对这位有志之士最后的告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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