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提到《山河月明》大家要说什么，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批评多过表扬的。
冤枉吗？
一点也不。
该剧虽然并没有强调自己是历史正剧，但无论是十数位老戏骨的配备，还是选取的历史时期来说，都很难不让观众把它当做一部历史正剧来看。
这样的话，那么《山河月明》的时间线和逻辑漏洞，多的就如筛子一般。
这还不算。
最多人吐槽的，是“蒙古白月光”海别的戏份，作为一个纯虚构的人物，导演和编剧为了给其增加戏份，生塞乱套，不仅处处都有她的影子，并且还不打算单纯的设置成为一个“花瓶”。
还有一点就是，张芷溪此次饰演的海别，比起5年前《军师联盟》里的甄宓，从造型到颜值，都有了断崖式的下降。
但是。
我想说的是，在《山河月明》16集过后，其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3处改动和重新解构，让我觉得这部剧，依然值得继续追下去。
第一、朱棣统领锦衣卫
锦衣卫是明朝的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其前身是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为亲军都督府。
其主要职责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
在《山河月明》中，朱棣担任了类似后来的“锦衣卫指挥使”之类的角色，亲自掌管锦衣卫，那么问题来了，真实历史上到底掌管过锦衣卫吗？
并没有。
在朱棣成婚之后，他曾先后被派到中都凤阳去演武，并且体察当地的民情，直到1380年，20岁的朱棣，正式到北平就藩。
之所以给朱棣安上这个身份，或许有以下的作用：
其一，最直接的就是为朱棣加戏，并且掌握重要的人脉资源；
其二，为后来朱棣极度信赖锦衣卫埋下伏笔。
但是一旦当上了“特务头子”，是上不了台面的，尤其是对于皇子这样尊贵的身份来说，朱元璋和太子朱标心里跟明镜似的，朱棣也明白，他还特意求父皇不要让十二弟假如锦衣卫。可老父亲和大哥朱标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不是父爱如山吗？
不是兄友弟恭吗？
想得太简单了，最是无情帝王家，权力的争斗，远比通常人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像“木匠皇帝”朱由校和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关系，于历史而言，只是特例中的特例。
所以，让朱棣来当锦衣卫的“头子”，是让他彻底绝了上位之心。
当然，这么做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当朱棣执掌锦衣卫之后，很快“周兴”、“来俊臣”的评价就接踵而至，也就是说，朱棣彻底成为了为“伪朝”监视大臣、窃取情报的酷吏。
这应当是为朱棣最后的反击（靖难之役）做心理上的准备。
真实的历史上，当燕王、晋王成年之后，关系其实很糟糕，《山河月明》也有所展现，而且，燕王朱棣和太子朱标的关系也越来越差。
所以，权力最终会改变一切。
第二、胡惟庸的二三事
关于胡惟庸，可以说的事情着实是不少。
因为他，实在是特殊。
若只论历史上的权臣、奸相，以及各种大奸大恶之人，胡惟庸或许还排不上号，但是他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更多的来自于被动，而非主动。
听我说来：
1、胡惟庸的“谋反案”，揭开了“明初四大案”的序幕，不但对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集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对之后明代的朝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在胡惟庸“谋反案”爆发之后，朱元璋除了打击浙东文人集团之外，还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消灭相权。自古以来，朝堂之上，相权和君权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千年以上，在朱元璋手里，君权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至于胡惟庸本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355年，龙凤元年，胡惟庸在和州投靠朱元璋，按理说，这个投靠的时间并不算晚，要知道朱元璋的“发小”徐达，也不过才跟着朱元璋参军了两年而已。
可是在人才济济的朱元璋麾下，文有刘基、李善长、宋濂，武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怎么轮，也轮不到胡惟庸。但是他，还藏着一个“王牌”：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依靠着李善长的推荐和帮助，胡惟庸先是在洪武六年（1373年），担任右丞相，四年之后，又升任左丞相，成为了真正的“百官之首”。
当了多年“独相”的胡惟庸，意气风发，不仅开始独断专行，还闭塞言路，生杀废黜，也不再禀告朱元璋。就连曾经批评他的徐达和刘基，他也曾试图下药毒死。
上天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剧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当朱元璋和太子朱标商量着要重新设立锦衣卫时，胡惟庸就差把“坚决反对”写在脸上了：“以察子窥探大臣，是武氏伪朝所为。”
这句话用白话说就是：“用一群特务，天天监视朝中各位大臣，那是武则天这样得国不正的人才能干出来的事。”
这样的话语，已经大胆到了极致。
胡惟庸是聪明，他在不断试探朱元璋的底线，以武则天来影射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是“心虚”的表现，他知道这句话的严重性，但是他必须说。
可他还是低估了朱元璋。
胡惟庸想把包括淮西文武在内的许多人，都绑到自己的战车之上，以为这样的话，朱元璋就会有所忌惮，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些人连根铲除，但很显然胡惟庸大错特错，他低估了朱元璋的决心，也低估了朱元璋对于夺回相权的渴望。
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以及陈宁、涂节等数人，10年后，朱元璋以胡惟庸同党罪名处死韩国公李善长等开国功臣，最终，胡惟庸案前前后后共诛杀3万余人。
时称“胡狱”。
第三、削藩是必然，可是到底该怎么削？
当然这个吕后，不是汉初那个独揽朝政多年的吕雉，而是建文帝朱允炆的生母。
在《山河月明》这部剧中，吕氏充满着“野心”。
作为太常卿吕本之女，吕氏嫁给了太子朱标，但是她并不是太子正妃，而是妾室，因为排在她前面的，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儿常氏。并且更重要的是，在朱标19岁的时候，太子妃常氏就为他生下了嫡长子朱雄英。
常氏出身更高，还生下了嫡长子，吕氏又凭什么翻盘？
只有儿子。
洪武十五年（1382年），懿文太子朱标的嫡长子朱雄英去世，还不足八岁，此事发生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吕氏和儿子朱允炆。因此后世也有野史猜测，朱雄英是否是被吕氏毒害，说实话，这就有点过于阴谋论了。
朱雄英生活的年代，天下已经大定，作为太子朱标的嫡长子，依照朱元璋的一贯心性，一定会对这个皇嫡长孙保护严密，一个家族并不显赫的妾室，又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力？不管这么说，随着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先后去世，以及诸王就藩，朱允炆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建文帝。
他身边的两个近臣，一个是齐泰，一个是黄子澄。
黄子澄曾向他建议道：“诸王的护卫兵只足以自守，倘若有变，发六师出征，谁又能抵抗呢？汉朝叛乱的七国并非不强，还是灭亡了，势力的大小强弱不同，而顺逆之理也不同啊。”
于是，建文帝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削藩之路。
先是周王下罪，然后湘王朱柏不堪受辱，自焚而死，再之后齐、代诸王被贬为庶民，这样的状况之下，如果燕王朱棣还不造反，那才是最奇怪的事情。
削藩引起的靖难之役证明了建文帝和齐泰、黄子澄在政治上的稚嫩和天真。要知道，历史上关于削藩，有个很好的案例：汉武帝时期，由主父偃主导的“推恩令”。
汉初建国，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随着藩王实力的增长，对于中央朝廷的威胁日益增大，在汉文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端倪。到了汉武帝时期，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是“推恩令”。
相较于以往藩王的爵位和权力、地盘只能由嫡长子接任，推恩令则提倡藩王去世后，由年纪最大的三个儿子分别继承，这样的话，最多两代到三代之后，几乎所有藩王，都失去了造反的能力。
“推恩令”好在哪？
它看似并没有碰触藩王的丝毫利益，所以除了嫡长子或心有不甘之外，其余几乎不会受到任何的阻力。可朱允炆，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以为“飞龙骑脸”，就可以为所欲为。
靖难之役的结尾，以李景隆打开金川门投降而告终。
朱棣请了建文帝的母亲吕氏到中军大帐，详细解释了自己出军不得已的理由，等到吕氏回宫的途中，大火已经彻底起势，建文帝不知所踪。
其实细看《山河月明》这部剧，最大的问题除了白月光之外，就是剪辑、删减造成的剧情不连贯。除此之外，十数位老戏骨们的演绎，和一些隐藏的细节，实在是精彩之极。
这也是我到现在还不肯弃剧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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