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代开始，中国人口表现出明显的南移趋势。经过明王朝的两百年经营，北方人口比例犹未恢复过来。
从明嘉靖朝的人口分布可见，此时明南方人口仍远远多于北方。
按金朝巅峰人口5000万，南宋巅峰人口6000万，则金宋对峙之时南北人口差距尚不明显。为什么经过元朝之后，人口南多北少的格局就彻底奠定呢？除了蒙古人对于中国北方的屠戮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蒙古人还广泛捕捉汉人到蒙古高原当奴隶或者农奴。
本文就元代北方人口比例锐减问题，从几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蒙古人的屠杀屠杀当然是金末到元初北方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蒙古人在北方作战时极为残暴，攻打南宋时则渐渐多有招抚之举，因此战争对南方的破坏比不上北方。
有说法认为从公元1207年到公元1234年，北方人口从5000万锐减到475万余人，损失超过90%。赵文林，谢淑君的《中国人口史》则认为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原金朝和西夏统治区的人口为1053万8745人。
这两种说法对于北方人口损失的估计都过于夸大，没有计算或低估了因为战乱而躲避流亡无法统计，被豪强地主隐瞒，以及被蒙古贵族和汉军世侯强占为驱口的人口。
我们从蒙古人凭借北方可以在国力上胜过南宋来看（即便考虑到南宋行政系统低效的因素）蒙古灭金战争造成的残酷破坏确实很可能使得人口减半甚至更多，但剩余的人口应不至于低到千万以下。
是以，元朝北方人口的锐减，还有其他的原因。让我们逐条进行分析。
蒙古人掠夺人口北上蒙古入侵中原之初，就有掠夺人口的传统，如1214年入侵金朝时，“在北方三省席卷金帛子女牛马羊群而去”，由于蒙古人的奴隶制特性，这些俘虏基本都沦为奴隶。
元王朝建立之后，这种掠夺也并未停止。岭北行省作为大元龙兴之地，在元代有着特殊的地位，有大蒙古国时代的都城哈拉和林。中书省也有很一部分位于蒙古草原之上，元王朝的上都开平、中都隆兴及重镇应昌都位于其中。
显然蒙古高原脆弱的游牧经济维持不了这些大城市，蒙古人必须要从汉地吸取人力物力，发展农业，才能使得这些城市的繁华得到维持。因此元代有“穷极江南，富夸塞北”的说法。但实际上，直接被蒙古高原吸血的还是与之相邻的中国北方。
蒙古高原降水稀少，气候恶劣，适宜农耕的地区分散，屯垦成本大，收益小。而蒙古人本族又往往不愿意从事农业，且农业技术也低下。因此元代蒙古高原的农业，主要依靠的还是被迁移来的汉人。
元成宗年间，仅岭北行省的人口就多达200余万，而清朝末年外蒙古的人口不过百万出头，足可见元王朝对蒙古草原输血的强度。而岭北行省的财政回报率却极为低下，天历元年(1328)全国商税总额为939,682锭4两8钱，岭北行省商税额数为448锭45两6钱，简单计算可知，岭北缴纳的税金仅仅只占全国税额的千分之零点四八。
在蒙古草原耕作的汉人，有一些是自由民，也有被要求在此屯垦的汉军军户，地位如同农奴，如元成宗年间“于六卫汉军内拨一千人，赴称海屯田”，元武宗年间“以汉军万人屯田和林”，民屯同样如此，屯户没有离开土地的自由，实质上是国家的农奴。至于蒙古诸王贵族麾下作为投下的汉人，实与奴隶无异。
元代佃户地位也很低下，可以被地主“或典或卖，不立身份，与买卖牲口无异”，从中可见，被蒙古统治者掠至蒙古高原的汉人，大多身份如同农奴、奴隶，而疯狂的人口掠夺也对北方的人口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损害。
随着元朝日渐衰朽，蒙古高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败坏，因为自然灾害和剥削压迫，高原上的汉人大量死亡逃散，而蒙古统治者又从北方迁移新的汉人进行奴役，形成恶性循环。
农业的废弛元世祖忽必烈去世之后，元朝的农业衰败是很明显的。落后的蒙古人，对于农业的重视程度远不及汉人，也轻视政府调控对于发展农业的作用。
元成宗大德七年时大小劝农官司已“率多废弛，殊失敦本裕民之意”。元武宗至大十一年元月, 中书省臣言: “……天下屯田二十余所, 由所用者多非其人, 以致废弛……”对于元代农业荒废的类似记载，史不绝书，窥斑见豹，即可知元代在农业发展上的失败。
以熟制论之，中国北方的农业条件不如南方，更依赖官方的调控，以及水利建设。元代政府对基层控制力低下，官方水利建设自然薄弱。
而且元王朝在北方广泛兴建马场，这是源于蒙古人残留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修建的马场往往会侵占民田为牧地, 食践田禾的事所在多有，屡禁不止。显然在北方更适于放牧，使得游牧经济在北方对于农业的侵害远比南方严重。
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元代人口大量从北方流向农业条件较好，更容易生存的南方。
黄河的泛滥从北宋开始，黄河的泛滥就对北方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北宋王朝曾经通过“三易回河”试图治理黄河，结果治理方式错误，不但造成巨大的人民财富损失，更是加重了黄河的泛滥程度，使得防治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入金之后，每年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治理黄河。
金王朝虽然也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但他们对于黄河虽然缺乏好的治理手段，治标不能治本。但治理态度上是非常重视的，建立了长期、持续、稳定的治河机制，保证了人民能有较为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对于河患的赈济，金朝也非常重视，金王朝为解决受灾之后百姓面临的困难，减轻他们的负担，赈济的主要措施有赈济灾民粮粟、赐钱、官贷民种、给予土地耕牛和减免赋税等。
金代黄河决溢频率较北宋有所下降，但元朝时期却大大增加。
元人王恽曾作诗说“堤防不议四十年，河行虚壤任徙迁”，显示出元王朝对于黄河治理的掉以轻心。元代所用的治河监官，也往往不懂水利，水平低下，据记载：“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虽每年累驿而至，名为巡河，徒应故事，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病，则非所习。既无实才，又不经练。乃或妄兴事端，劳民动众，阻逆水性，翻为后患”。
因此元代黄河决口、泛滥，远胜前代。在赈济灾民上，治理粗疏又长期财政亏空的元王朝也做得不到位，黄河泛滥的巨大破坏，越发加重了北方的人口空心化。
直到元朝灭亡前夕，元顺帝才命令治水专家贾鲁大举治理黄河，这次效果较好，但由于过去长期治理不善，这次大工程耗费极大，劳役极重，“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而且滥印钞票支付，引起全国性的严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反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政治的腐败元王朝虽然管理粗放，但腐败程度远胜前代。由于上层对下层缺乏控制，中下层官僚的腐败程度是空前的，到元朝后期很多地方，无论是红事白事还是生日过节，百姓都要给地方官送钱，更不必说打官司了。
元朝的监督机制也严重失效，监察官员往往与地方官同流合污。如至正五年元顺帝派部分中央官员组成宣抚官，整肃地方吏治，他们却和地方官一同欺压百姓，民谣评价说：“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在《草木子》中收录一诗：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元代的肃政廉访使，被百姓与盗贼相比，认为并无差别。
由于元大都和蒙古高原的吸血效应，北方人民承受的剥削和劳役，也往往高于南方。
由于元朝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自然灾害增加，在北方生活就变得越发困难，这进一步促使人口向南流动。
小结综上所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先是蒙古和金的作战导致北方失去了大量人口，而之后蒙古人的种种政策，更是令元代北方人口的恢复远不及南方，终蒙元一朝，人口大量自发向南方流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曾大量向北方移民恢复人口，仍无法改变北方人口稀薄的局面。直到今天，南方人口仍然远多于北方。
由此论之，中国人口北少南多的局面，其实是在元朝=奠定的。元代对后世人口分布造成了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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