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北风一吹，天气一下子就冷了许多。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一夜间，大街小巷不觉就多了几个烤红薯的摊点。小贩站在烤炉前，也不大吆喝，更花不起钱请名人代言，因为烤熟红薯浓郁香味儿就是很好的广告，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
红薯，又叫红芋、红芋、甘薯、地瓜。从品种上大致可分为红瓤红薯，白瓤红薯。在中国，红薯的吃法很多，但把红薯烤着吃，可以说是一种最原始而又最简朴的吃法了。在我的家乡多用红瓤红薯，烤熟的红瓤红薯特别的香甜。但北京也有烤白薯的，吃起来有一股栗子的香味。
人对食物是有记忆的，这种记忆几乎都是从儿时开始的。记得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感念他童年时代曾经“吃伤”，年逾花甲却又“因为久违，有了感情”的一种食物。其实几乎所有人都有着汪先生味觉记忆中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儿时的烤红薯。
就烤红薯而言，留给许多人最初的印象不是城市街头巷尾烤红薯的炉子，而是儿时的乡下，那时家家户户都用锅灶做饭，而燃料则以稻草、麦秸等农作物的秸秆为主。庄稼人过日子总讲究个精打细算，饭熟之后，趁着灶膛里的余火，扔几个红薯埋在火堆里煨熟。
从锅灶里扒出来的红薯远没有炉子里烤出来的品相好，红薯通体乌黑，剥开乌黑的焦皮，露出黄澄澄的瓤儿，顿时散发出阵阵香味，放嘴里咬一口，软酥酥、甜润润的，那个香，就甭提了。剥过红薯的手上粘满了黑乎乎的炭灰，稍不注意，就会弄到脸上、鼻子上。
但凡食物皆为美食，红薯也是如此。按照美食家的说法，美食分三个层次：首先是温饱之需，其次是口舌之欲，最后是慰藉心灵。我们这一代人贪吃的天性其实源自食物匮乏的童年，能求得温饱已经是那时许多家庭的梦想。然而，就是在这种刚刚就能达到的温饱之需里，一些关于食物的记忆便深深埋下了种子，历经一生都难以改变。
在对于烤红薯的记忆里，似乎都与冬天有关。而在冬天的记忆中，永远少不了走街串巷，推着由汽油桶改造的烤炉车的小商贩。炉灶边，除了待烤的红薯，还有乌黑发亮的无烟煤;那灶口是用铁盖盖着的，炉子的上面放着一层烤好的红薯，一个个软软的，热乎乎的，迎着寒风飘来一阵阵香味。
或许烤红薯确实太普通了，以至于烤制的工具都如此简便，且全国各地如出一辙。烤红薯看似简单，但要掌握好火候并不容易，俗话说“七分烤，三分捏”，也就是烤的过程只占七分，余下的三分全凭着一点点捏熟。这捏要轻重适度，捏轻了，不易熟，捏重了地瓜会变形，就不好卖了。卖烤地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论斤卖，要几块，用秤一称，那秤杆儿打得高高的，绝不缺斤短两。也有一些地方是论块儿卖，有分大小块儿的，块儿头大小不同，价钱也不同。
同任何烹饪技法一样，烤红薯也有技术含量。民国时的另一位文人徐霞村所著的《北平的巷头小吃》并将烤红薯的特点概括为“肥、透、甜”三个字。肥，是选用那种圆乎乎、皮薄、肉厚实的白薯烤制；透，说的是烤白薯的手艺，不能生心也不能烤煳、烤干了；甜，就是甘甜且不腻，越吃越香，令人爱不释手。所以烤红薯的秘笈为“七分烤三分捏”
一个人，一个炉子，一篮子红薯，这就是烤红薯“专卖店”的标准配置。过去，烤红薯的小商贩很辛苦，大清早就站在街头，迎着冬日的寒风，一整天也赚不了几个钱。民国年间文人张醉丐曾为烤白薯绘画配写过一首打油诗：“白薯经霜用火煨，沿街叫卖小车推；儿童食品平民化，一块铜钱售几枚。热腾腾的味甜香，白薯居然烤得黄；利觅蝇头夸得计，始知小贩为穷忙。”寥寥数句，可见让我们知晓烤红薯这营生有多么的艰辛与不易。
吃烤红薯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刚出炉的红薯拿到手后，因为太烫，红薯便在双手之间翻来覆去的跳起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挡不住它的诱惑，一边吹气，一边迫不及待地剥开那层如历经了风霜的树皮般的红薯皮，金色的肉便毫无掩藏的出现在面前，一阵阵的热气升上来，在空气中红开出一朵朵白而透明的花。
常言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吃烤红薯同样，有性急的人还未剥完，便咬下一口，糯而面的红薯进入了口腔——这时便已顾不上烫了，一股甜味从红薯中伴随着热气不断涌出，塞满了整个口腔，咽下之后，嘴中还弥漫着温暖的气息，觉得嗓子被什么东西黏黏的，甜蜜的糊着。再然后，便如风卷残云般把一整只烤红薯扫荡干净了，有人甚至连红薯皮也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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