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绝于元，赖子昂承旨振起之。其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诸书第一。’所以今之学书者，往往由赵而渐入晋人堂奥，亦书家之捷径也。
———鲜于枢
自元之后的历代书家对赵孟頫书法的评价可谓褒贬参半。
誉之者则称其书法远接晋唐，为王右军之后一人。
其中以祝允明和何良俊为代表，祝允明曰：“吴兴独振国手，遍友历代，归宿晋唐，良是独步。”何良俊曰：“直至元时，有赵集贤出，始尽右军之妙，而得晋人之正脉，故世之评其书者，以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又曰：‘自右军之后，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韵。米南宫得其神韵，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韵而得之者，惟赵子昂一人而已。’此可为书家定论。”
赵孟頫
毁之者则斥赵书为“奴书”。
其中尤以傅山和康有为为代表，傅山曰：“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康有为曰：“更勿学赵、董，荡为软滑流靡一路。若一入迷津，便堕阿鼻牛犁地狱，无复超度飞升之日矣。”毁誉双方由于时代背景或着眼角度的不同，对赵体书法的评价似乎都难称公允。
赵孟頫《道德经》
到了晚清，书界开始重新对赵书的艺术价值进行全面、客观地反思性评价，由徐沛斋主持刊刻、庄赓良题签的《评跋萃刊》，可以真实地反映这一现象。徐沛斋是生活在光绪、宣统年间的一位读书人，喜临赵书。据沛斋自称：“惟松雪翁《道德经》，幼年时，每当风日清和，或雨窗无事，临摹一过。然亦随写随弃，大半纸簏。”沛斋的好友朴庵杨长年偶然从沛斋书笥中检出一册临本，爱不释手，便极力怂恿沛斋将其装裱成帙，遍请当时名公巨卿加以品题，付之手民，使镌刻入石，以期流传后世。
沛斋则甚是谦虚，认为自己尚未得赵氏之皮毛，故婉言谢绝了朴庵的建议。不意朴庵竟将临本装于袖中带出，代为装潢，又广求当时名公巨卿加以题跋，后来愈积愈多，以至盈寸。沛斋终被朴庵的一片热心感动，遂急付剞劂，以公诸同好。笔者所藏拓本，书中有收藏印多枚，可知该书曾经步南、黄伯炎等人递藏。据统计，该书共收端方、温葆深、薛时雨、江璧、黄思永、张裕钊、鲍源深、叶德辉、黄自元、李瑞清、曾熙、庄赓良、谭延闿、王闿运等四十人的题跋，其中囊括了当时书家对赵书数量可观的评语。现择其重要评语作如下归类，以便真实地反映晚清书家对赵体书法的反思性评价。
（一）评价赵书小楷《道德经》
刘佐禹曰：“赵松雪书法遒劲圆熟，能得王右军之秘奥。其所书《道德经》一卷，通篇数千言，首尾一致，无一懈笔。”
夏家镐曰：“余曩游京师白云观，见壁间所刻赵松雪《道德经》，天然秀逸，超妙入神，深得大令《洛神赋》笔意。”
范志熙曰：“赵承旨百技过人，楷书尤妙绝，所书《道德经》笔力圆劲，与《过秦论》、《洞玉经》并传。”
鲍源深曰：“昔人谓赵吴兴书法接山阴真传，其小楷若《过秦论》、《黄庭经》、《道德经》诸书，尤得二王神髓。”
卢崟曰：“吴兴书法冠绝有元，其正书《道德经》一卷，尤为世所宝贵。后之临抚者无虑数十百家，往往不能追步，无真趣故尠超诣也。”
朱澂曰：“临摹墨迹，易失其真。形或相似，难得者神。吴兴八法，远接右军。书《道德经》，首尾圆匀。”
陈璚曰：“赵书《道德经》多拓本，而以墨池堂为最，圆秀挺劲，为松雪中年得意之笔。不善学者往往失之柔媚。”
谭延闿曰：“松雪书《道德经》凡数本，以大德十一年所书为第一。”
以上八家论述赵孟頫所书小楷《道德经》凡数本，应以大德十一年所书为第一，而拓本则以墨池堂本为最善。通篇五千言，而能首尾一致，无一懈笔，尤为难得。
（二）论述赵氏书学所出、书法特点和书法价值
薛时雨曰：“赵吴兴书得二王法乳，虽无深穆之气，而和婉过之。我朝中叶祖尚吴兴，北学既张，比之仲宣体弱，矫之者又奉颜平原为极则，益唾弃吴兴若腥腐。予尝云：‘八法中兴，必自吴兴入。’”
江璧曰：“松雪书法本出右军，右军笔意和婉，松雪则微含秀媚之气。后人摹之不善，多流于俗。”
张裕钊曰：“赵吴兴书法以妍美精熟擅长，后人学之，一意专尚姿态，遂为世所诟病。”
孙荣绶曰：“赵文敏书珠圆玉润，铁画银钩，深得羲、献笔意，倘不善临摹者专尚妍媚，遂失之软弱。”
李泰封曰：“赵文敏正书笔法精妙，回腕藏锋，深得子敬神髓。”
叶德辉曰：“吴兴书凡数变，延祐以后专师北海，笔笔藏锋，而势仍奔放。学者乃以侧媚求之，失之远矣。”
黄自元曰：“吴兴书如快马入阵，所向披靡。其致佳者，尤纵横抉荡，遒厚苍坚，足以能上接晋唐书法。”
曾熙曰：“晋人之韵，初唐尚能守之。至宋则角力骋势，争尚偏师。吴兴矫宋四家之习，范以正轨。构体师徐，运锋师李，转使向导取机于苏灵芝，故吴兴书虽未能上承晋胙，其超宋而集唐贤，固恢恢乎其有余也。”
庄赓良曰：“吴兴书法遒丽浑厚，隽逸蹁跹，盖其少时涉猎北朝碑版，中岁肆力于李北海，晚年则寝馈二王，其天资功力两臻绝诣，故卓然名家，为一代师法。”
以上九家论述赵孟頫少时涉猎北朝碑版，中岁则致力于李邕，晚年寝馈于二王，而能得其神髓。赵书最大的特点是妍媚精熟，方之二王，虽无深穆之气，而和婉过之。尤其是其天资功力两臻绝诣，故能卓然名家，为一代宗师。
（三）为赵书辩诬
江研秋曰：“昔人谓吴兴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正脉之传，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是言也，盖以其为宋之公族，仕于维新之朝，议者每以为恨。殊不知武王伐纣，箕子至亲，既受其封而复援之以道，千载下不以为非。何子昂独不得以奉盖乎？姑勿论焉，要知子昂亦一代艺林宗匠，完宋代赋直之性，开元时柔媚之风。故古人有言：‘书绝于元，赖子昂承旨振起之。其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诸书第一。’所以今之学书者，往往由赵而渐入晋人堂奥，亦书家之捷径也。”
曾熙曰：“晋人之韵，初唐尚能守之。至宋则角力骋势，争尚偏师。吴兴矫宋四家之习，范以正轨。”
江、曾二家认为，晋人书法之神韵，初唐尚能守之。至宋四家则摒弃师法，争尚偏锋。赵孟頫力矫宋四家之习气，把书法纳入正轨，并使其振起于元代，功莫大焉。或以为赵氏乃宋室公族而仕于元朝，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以此而贬低赵书，谓其过于妍媚纤柔，则甚为苛刻。
（四）扬赵书而驳斥“北碑南帖论”
在《评跋萃刊》的众多题跋中，驳斥“北碑南帖论”者亦有之，其中尤以李瑞清为最著。李氏本人于书法各体皆备，尤好篆隶，而北碑亦其所长，为海上名家。他结合自己学书和观摩古今碑帖的经历，认为阮元创立的“北碑南帖论”极为不确。他说：“书家分南北宗，盖自阮芸台。余尝合观古今碑帖，各乖异其说，多牵拘而不能通。曾文正谓‘赵吴兴书实合宗南北’。安吴包慎翁善论书而独讥吴兴，以为‘胥书’。文正虽名臣，然其书名不甚显，当时士大夫依附之。慎翁书最有名，大江南北相尊为‘包派’。南海康有为言新学，尤喜论书，放包《书》为《广艺舟双楫》，包主碑而康兼言碑帖，包尊邓石如，康更尊张裕钊，谓‘能探综南北，古今一人也’。弟其《书》论议多推列包说，于是海内新学家莫不人人言碑学、习六朝矣。繇此愈益绌赵书。”李氏又说：“量今书法之险怪，其古厚曾不及赵书之妍美者，世俗莫知也。余十八以前专志篆隶，后稍稍习六朝，于古今名迹略考其得失。赵书实出北海，故赵为北宗，赵尝学《乐毅》、《黄庭》，又学苏灵芝、苏全展拓《兰亭》，故曾文正以为兼南北也。宋有帖无碑，唐后能书碑者，殆莫如吴兴。”
值得思考的是，李瑞清对康有为及其书论均甚为不满。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提倡碑学，而极力推崇张裕钊，谓其能“探综南北，古今一人也”。但同为碑学大家的李瑞清则指斥康有为是罪人，又根本不懂书法，只知道演绎包世臣之说而已。他说：“包言碑而不知赵书，康故不知书，但绎包说，无足怪者。学者牵于所闻，不察其始终而妄为大言，因略述赵书表里，具列其兴衰，以示后之论赵书者。康，辠人也。其言不足重，以其书传流颇广，都中士大夫多惑其说，故纵论及之。”
另一位驳斥“北碑南帖论”的则是晚清著名文士王闿运，王氏认为宋代之前文论和写经为碑类，尺牍则为帖类，两类界划分明，宋代以后书家开始把两类混为一谈。近人如阮元、包世臣等又提倡北碑南帖说，实为谬论。他说：“尺牍为帖，文论、写经皆碑类也，宋后书家始混之。近人强作解事，分为北碑南帖，如是则羲之书圣不能写碑，书法当祖唐耶？唯晋人矜夸其字，曾不肯多著墨。书本最多者，今惟赵文敏。因赵窥王，即知《黄庭》、《禊序》无非碑体，而书脉汪洋，亦一乐也。”王氏认为赵孟頫远接二王，兼善碑帖，传世的墨迹又最多，故可以因赵以窥王，赵书不失为初学者的一个极好范本。
综而论之，从《评跋萃刊》的众多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清的书家对赵体书法进行了客观、全面地反思性评价。虽然赵体书法也有“无深穆之气”的弊病，但总体上看，赵体书法广泛地汲取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和以李邕等为代表的北派书法营养，创造出以“妍媚精熟”为主要特点的一代书风，矫正了宋四家争尚偏锋的习气，将书法纳入正轨，为迷惘中的书法拨正了发展的方向，并对其后的历代书法都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其地位虽不至为王右军之后一人，但其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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