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初的童年记忆里，人们听到的歌曲很少聚焦爱情。相关的旋律即使偶尔出现，也常常一闪而过。从今天的角度看，后者不过是主流文化的衬托或补白。然而，这种边缘艺术却经常最终击中了时代的神经，引导众生回归生活世界。
如果知道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么，你很有可能怀疑我上面的叙述：根据流传下来的文本，当时的人们应该信仰力量美学而非甜言蜜语。然而，这种推断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或者说，它只揭示了硬币的一个侧面。在崇尚力量的大前提下，柔软的事物也会备受欢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明白了这点，你才会懂得一个略显怪异的现象：尽管银幕上很少出现与爱情相关的镜头，但七十年代的观众依然倔强地将电影分为战斗片和爱情片。自我上小学时起，一种拷问他人的游戏就非常流行：“你喜欢战斗片还是爱情片？”
除了儿童外，大多数人都不享有免于追问的豁免权。每当有人违心地把答案定为“战斗片”时，周围就会传来愉快的哄笑声——那是一种不乏解构意味的人造声响，具有复杂乃至暧昧的含义。事实上，没有人会相信此类标准答案，他们心中自有约定俗成的结论。由于这种民间美学的影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音乐领域：虽然铿锵的旋律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但爱情歌曲依旧绵延不绝。从偶尔被哼唱的民间小调到少数电影的插曲，它顽强地延续自己的存在踪迹。每当人们需要慰藉，那些温柔的旋律就会回荡于角落里或内心深处。
记得弗洛伊德说过，欲望显现自身的一种方式是伪装和置换：通过某些微妙的操作，甲被想象性地改造为乙，乙则代表甲出场。在爱情歌曲匮乏的年代里，许多听众掌握了这种技艺。即使某些歌曲表现的是革命情谊，听者也会品出爱情的味道。《冰山上的来客》是当时依然在放映的老电影，它的插曲曾被大多数人当作情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 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在“花儿”所具有的多重含义中，最吸引人的是它对爱情的暗示。许多听众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微妙之处，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那略显忧伤的旋律。在那个既粗糙又敏感的时代里，流泪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每当电影院里播放此类歌曲，观众区就会传来此起彼伏的哭声。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种反应可能显得有些夸张，当时的人们却觉得它完全合乎情理。
由于爱情题材的出现，人们开始进行比较和选择。根据我的回忆，当时的观众偶尔会争论一个问题：《冰山上的来客》到底属于什么类型？战斗片，还是爱情片？从今天的角度看，这部电影同时表现了战斗和爱情，已经具有了复调叙事的意味。在导演如此演绎情节时，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战斗”和“爱情”不再是两种区别鲜明的题材，而是能够同时出现于一个作品中。可以说这是艺术家的创作策略，但主导性的因素是大众心理。经过漫长的博弈之后，人们渴望彼此相爱而非相互争斗，希望在他人那里找到存在的根据。跷跷板开始倾斜，有关温情的言说逐渐增多。在这种不断强化的氛围中，传唱爱情歌曲升格为一种文化现象。许多人把歌词抄写在笔记本上，有选择地向朋友展示。譬如，下面的歌词曾经广为流传：
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永远在我身旁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雷振邦谱曲的《婚誓》，而是把它当成了秘密流传的民歌（歌词经常被传错乃至篡改）。更为有意思的是，最早教我哼唱它的人是班上的打架大王（这类人在当时被称为“王子”）。他健壮、剽悍、好斗，拥有精湛的搏击技艺和火爆的性格。然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平时令人生畏的他却展示了自己的另一面：他有些犹疑地拿出了抄着情歌的笔记本，脸上露出了近乎羞涩的表情；看到我并不抵触，便又扮演起启蒙教师的角色。当这些温柔的旋律从他口中飞出时，我发现了爱情歌曲的魔力：可以使坚冰融化、岩石开花、沙漠变成绿洲。（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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