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人曹聚仁的情爱观:对于儿女私情,知好色,则慕少艾
文:老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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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指示“叶落归根”。骨灰送至南京,安葬于雨花台侧望江矶。后移葬于上海福寿园陵园。
在中国现代史上,曹聚仁被称为“谜一样的人物”,他在人间度过了72年,一生经历瑰丽奇特。
曹聚仁,民国著名记者、作家。1900年7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
曹聚仁早慧,1904年——1911年,在父亲曹梦歧先生创办育才学堂学习毕业。他3岁读《大学》全篇,字字会写,句句会讲;4岁进私墅,没有读“三百千”而是直接读《中庸》;5岁念完《论语》《孟子》;6岁时就能写整篇文章,9岁时大姑妈做寿,人家请父亲做寿文,父亲让曹聚仁代笔捉刀,第二天,洋洋一千多字的寿文就写了出来,从此被乡亲称为“神童”。
1915年——1921年,考进浙江省第一师范学习毕业,师从国学大家单不庵、陈望道等。曹聚仁并不专治国学,却成为章太炎入室弟子,并笔录了章太炎的奇崛深奥的国学讲演,因为别人无法完篇,曹聚仁却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专著,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
1922年——1937年,在上海各中学大学任教,期间奋发投稿并创办刊物《涛声》,活动于上海文学界。
1927年与鲁迅相识后成为文友。单《鲁迅全集》《书信》就收了鲁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
1937年,抗日烽火中,曹聚仁脱去长衫,携笔从军成为战地记者,1938年4月7日“台儿庄大捷”由他向国内和全世界首发。
八年抗战,曹聚仁辗转东南前线,在皖南相识叶挺,陈毅将军。1941年受蒋经国委托,创办《正气日报》。
上海解放后,曹聚仁突然于1950年去了香港,引得公众几多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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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曹聚仁首返大陆。解放后在海外新闻从业人员中,他是第一个回国采访的。
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陪客是陈毅、邵力子和张治中
首访北京后,曹聚仁终于以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自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心力”。此后几年间,曹聚仁经常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在这期间,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
曹聚仁这位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毛泽东的座上宾,从中央的最高层预先得到即将炮轰金门的消息,于是抢先把这消息传了出去,在《南洋商报》上发表。据说有关部门曾因泄密事件对曹聚仁进行了批评。
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
曹聚仁究竟是来自海外的党外人士,他能得到这一机密事并非平常。炮击不久,就进入以政治、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那么炮击前先行借曹聚仁之笔示警,避免伤亡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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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不但早慧,按照他的传记作者李伟的说法:“而且性早熟,情窦早开”。他一生的婚恋也是一部传奇,闯进他生活中的先后有几位女性,他自己说过:“我虽不十分放纵,却也不是不二色的人。”
1937年,曹聚仁从兰溪前往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屯溪,途中在一个叫深渡的小镇上,遇到了一对母女,因为战乱,旅店老板安排他和这对母女合住一室。晚上,那位少女一声不响地睡到了曹聚仁床上,曹聚仁并不是柳下惠,就成其好事。事后知道,那母女欠了旅店六元房费,身上不名一文,只好听从了旅店老板这样安排。第二天,曹聚仁替她们付了房饭钱,又雇了一辆独轮车,送母女上路,临别是又送了十元钱给母女。走时,那才16岁少女偷偷塞给曹聚仁一方手帕,上面沾满腥红血迹,曹聚仁一切都明白了。
按照曹聚仁自白:“从来不伪装道学,对于儿女私情,我和一切有血有肉的人一样,知好色,则慕少艾”。
1950年,曹聚仁只身赴香港,按他的这种爱情观,他依然耐不住寂寞,仍有风流韵事。
作家徐訏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初到香港,常去小舞场。后来有了女朋友,他用上海话解释,说是学生子,彭成慧是暨南大学出来的。他为这个女朋友,做过不少烧饭洗衣的事。后来还把她的作品拿来出版,资助她去日本读书。后来嫁了人,男方很有钱。”
后来又有一个女人闯入他的世界,也是一个舞女。父亲是香港一个官员,因为贪污下了狱,无以为生,只好进了舞场。她的曹聚仁相遇同居,为曹聚仁生了两个女儿。曹聚仁为思念早夭的长女阿雯,给这两个孩子起名忆雯思雯。数年后,这女人去了美国,孩子也带走了。
(剧照)
盛年如此,何况青春少年时。少年情怀总是诗,15岁的曹聚仁的初恋是12岁的少女王春翠。
他们是同乡,他住在蒋畈村,她则住在两里之外的塔山村。那时,王春翠正在曹聚仁父亲创办的育才学堂读书。
“她是四姐妹中最美丽的,总而言之,我第一回在学堂里看见了她,就钟情于她,苦苦地害我得了相思病。”
曹聚仁常常爬到村头一座叫挂钟尖的小山上眺望。她在山脚的竹叶潭边洗多久的衣服,他便痴痴地望多久。
只要一看到王春翠走上通州桥,曹聚仁便高声朗诵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曹聚仁想的就是“同住”。父亲看出了曹聚仁的心思,一年后,提亲成功,为他们订了婚。
1921年,曹聚仁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与18岁的王春翠举行了婚礼。婚后,王春翠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当地少有的到省城读书的女子之一。
王春翠杭州在求学,曹聚仁则去上海教书。分别两地,他们靠书信解相思,两人相约把缠绵的情感写在同一个红色绢画的小本子上,来回邮寄,并为小本子命名“心心相印”。
(曹聚仁邓珂云和孩子)
然而分别没多久,危机就悄然来临。
1922年,曹聚仁在上海盐商吴怀琛家里做家庭教师,还兼任一家女子中学的课。面对一位姓孙的热情主动的女学生,曹聚仁鱼和熊掌想兼得,短时间内便进入热恋。
王春翠靠着女人的第六感,她觉察到了他的变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陪在他身边。老师同学都劝她以学业为重,她坚定地说:“我爱我的学业,但我更爱我的丈夫和家庭。”
曹聚仁羞愧不已,他离开了那个女学生,开始专注于学问的研究。23岁的他以一个师范毕业生的资格走上复旦、暨南大学的讲坛,成为年轻的国文和史学教授。
王春翠,一边在暨大师范附小任教,一边也开始了业余创作。
1926年,他们爱情的结晶诞生,曹聚仁为女儿取名“阿雯”。乖巧伶俐的阿雯是夫妻俩的开心果,也深得与曹聚仁过从甚密的鲁迅的喜爱,他常常带着糖果和玩具来曹家做客。
小家庭的欢乐在阿雯6岁因病夭折时戛然而止。悲痛中,王春翠写下《雯女的影子》,以此纪念。曹聚仁同样承受着这致命的打击,他如同“折了自己的指头”,连续四十多天,一到晚上便涕泪交加。
在创作中,王春翠的才华渐渐显露,先后在《涛声》《芒种》《申报》《妇女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曹聚仁看过后由衷地赞叹:“春翠,不愧为我的爱妻,没想到我竟娶了一个大才女啊!”
当鲁迅看到王春翠写的《竹叶颂》时,大赞:“好,有点气魄!”并欣然为她的散文集定名《竹叶集》。1935年,由鲁迅命名,曹聚仁作序的《竹叶集》正式出版。
后来,王春翠还以谢燕子为笔名,著有《戏剧新选》《戏曲甲编》等,以女性少有的辛辣文字,将自己的倩影,留在了女作家寥若晨星的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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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失去女儿后,王春翠再也没有生育,这成了她最深的隐痛。更没有料到的是,丧女的悲痛刚刚过去,婚姻就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我走上讲台,第一眼看到第二排第三行,坐着这么一位女生,她是我梦中的人,我就开始发痴了。”
这次的女学生叫邓珂云,是曹聚仁任教的务本女校的校花。
这一次,王春翠没有留恋,她主动提出分开。王春翠回到兰溪老家接替曹聚仁的父亲主持育才学校。
1938年,曹聚仁与邓珂云在武汉举行了婚礼。
王春翠心如止水,从此把全副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上。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曹聚仁与王春翠靠书信联系,信中,他仍称她“爱妻”“知己”。对她,他始终是有愧的。
1939年,曹聚仁曾借东线采访机会,回老家过春节,与王春翠过了一个团圆年,曹聚仁在自己家的房门上贴了一副自撰春联:
妻太聪明夫太怪
人如槁木梦如花
1956年,曹聚仁回大陆,夜半途经金华,有感而发:
梦回夜半是金华,默对北山苦忆家。竹叶潭深留旧网,挂钟尖外送飞霞。
读到这首诗,王春翠百感交集。
1959年,曹聚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参加建国十周年观礼活动,一到广州,他便给王春翠寄去200元,约她北京相见。二十多年未见,那天一早,在新侨饭店房门外看到头发花白的她时,对话只是简单的“你来了?”“我来了。”然后便相对无言,默默垂泪。
(曹聚仁和王春翠补办的结婚照)
北京之行,他陪着她游玩了故宫、天安门,还一起去照相馆补拍了一张“结婚照”,那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晚年的曹聚仁,在给王春翠的信中,既诉说寂寥和无奈,又表达愧疚之情:
“新春以来,没接到你的一封信,十分记挂,你的生日,我在想一个使你满意的礼物!”“我这一年,真是贫病交迫,六十多岁老头子,像蜗牛样背壳,走一步是一步,你务必原谅的。”
“爱情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呢?我首先要提请保留,等我将来再作答案。”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毫无保留地呈现人生真实,遗憾的是,书未完成,他却去了,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因骨癌去世。
临终前,曹聚仁还吟诵那阙词: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曹聚仁去世的消息传到浙江,王春翠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望着澳门的方向,满脸的泪水。
1987年的春天,王春翠在兰溪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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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曹聚仁到务本女中当国文教师。那时,曹聚仁已是著名的作家、教授,学生们时常在报刊上看到他的大名。听说他来当她们的国文老师,都很兴奋。
在这群女学生中,有一个叫邓织云的女生,她万万没想到,新老师的到来竟会改变她的一生。
这个叫邓织云的姑娘,因为她不愿意与当时一位叫张织云的电影明星同名,后来就改名为邓珂云。
邓珂云于1916年生在上海,原籍广东中山。祖父邓鸣谦是盐商,定居在扬州。父亲邓志强结婚后移居上海。邓珂云是老大,下边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邓志强长期在怡和洋行当一名打字、抄写的小文员,养活一家几口人已非易事,再想供大女儿上大学则非常困难。邓珂云在1935年高中毕业后,就去杭州住到舅父家里。
邓珂云和曹聚仁后来的感情发展,她在1991年年初写过一份自传,由其女儿曹雷整理成文(未刊稿)。她写道:
“在我毕业时,曹聚仁送了我一本厚厚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我在杭州时,他也经常来信,指导我阅读,也曾两次到杭州来看我。我知道他已有妻室,我们的关系也一直是师生、朋友相待。后来,他告诉我,他与妻子王春翠感情上早有裂痕,日久天长,无法弥合,决定分手,两人已达成协议,分了家。他将历年积蓄的稿费的一半给了她,家乡属于他名下的田地房屋全部归她所有,并每月负担她的生活费若干。就这样,王春翠于1936年上半年离开了他。”
邓珂云并没有马上与曹聚仁结婚。直到1938年,两个终于在武汉结为秦晋之好。
1950年夏天,曹聚仁一人赴香港。曹聚仁离沪后,邓珂云一个人担起了家庭重任。抚养儿女长大,长女曹雷为上海电影译制厂导演兼配音演员,儿子曹景行是凤凰卫视的大名人。
1972年5月,曹聚仁病重,从香港移居澳门,住进镜湖医院。6月18日,邓珂云赶去照顾丈夫,日夜守护在他身边一个多月,直到7月23日曹聚仁去世。曹聚仁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金钱,留下的只是数十箱的书和手稿。
(曹聚仁一家)
曹聚仁逝世后,从1973年到1999年,曹聚仁生前写的书出版了十几种,其中有《听涛室随笔》、《我与我的世界》、《听涛室剧话》、《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其中大部分是邓珂云和女儿曹雷,儿子曹景行一起整理出版的。
邓珂云于1991去世。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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