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非常重视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同时中国历代王朝非常重视黄河，“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因此黄河祭祀是官方重要的祭祀之一，从秦朝建立大一统国家开始，历朝历代确定的祭祀黄河的地方就在黄河陕西段附近，中央政权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祭祀，载入历代官修正史礼仪志，是国家的最高礼仪之一。
在上古时期，人们主要依靠自然的山林河流去谋求生存，山川为先民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保障，对先民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于是山川崇拜在上古时期就开始流行。
中华文明诞生后，山川中的代表——五岳四渎（四渎指黄河、长江、淮河、济水）开始备受重视，《尚书》记载了舜帝巡狩四岳的活动，《礼记》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
春秋战国时期，临近黄河的各个诸侯国都曾祭祀黄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史记•封禅书》载：“水曰河，祠临晋”，首次将祭祀黄河的地点确定在今陕西省大荔县的黄河边，并修建了河水祠，这是大一统的国家第一个专门祭祀黄河河神的场所。河渎祠之所以建在临晋，这是因为临晋为秦国故河西之地，春秋战国时期秦魏两国为争夺河西之地，多次爆发大战，秦人在此地第一次意识到黄河的战略价值，并在此地架设浮桥，是沟通华北的战略要地；秦朝建立后，临晋位于秦朝内史东部，即首都行政区所在地，距离国都咸阳不远；同时此段黄河接纳渭河、洛河，河道宽阔，水流缓慢，大水走泥，气象万千，因此在此地建立黄河祠。祭祀的时间是岁首，用干肉和酒来祭祀，以祈祷一年的丰收，冬天要举行酬报河神一年来赐福的祭祀，同时在河水解冻、河水封冻时进行祭祀，这些祭祀各用一头小牛，玉、帛等祭品各不相同。
明代 《皇舆图》
汉承秦制，《史记》载，汉高祖二年，天下平定，下诏曰：“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让河巫在临晋祭祀黄河。汉文帝十五年，修河渎祠，祭祀加玉。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修河渎祠。汉武帝独尊儒术，五岳四渎的祭祀经过儒生的整理后，向儒家理想的礼制转变，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下诏书确定了五岳四渎祭祀的时间、地点和祭品等，使五岳四渎祭祀制度正规化，从此五岳四渎成为朝廷山川祭祀的首要对象，为后世所沿袭。
南北朝时期，由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以黄河为界限东西分裂，关中东沿黄河一线的战略地位凸显，东西魏长期以黄河为天险进行攻伐。北周非常重视黄河祭祀，由于北周当时疆域还没有达到其他三渎，无法在三渎原来的神祠进行祭祀，于是在北周的朝邑县汉代黄河祠的基础上建立了四渎祠，用以祭祀四渎。到了北周大象元年 (579年)，北周的疆域达到了其他三渎，于是就在长江、淮河、济水原来的神祠进行祭祀，惟有黄河祠依旧不改，每年派遣使者，用更多的玉璧和牲畜进行祭祀。
令人欣喜的是唐代的河渎祠在传世文献中第一次有了具体的地址，成书于唐代贞观十六年的《括地志》载：“大河祠在同州朝邑县南三十里。”根据实际推算，唐代的河渎祠当在今天大荔县黄渭洛三河口附近。
明代《同州志》三河口附近
开元十五年，河渎祠的地址有了历史记载上的第一次变动，《新唐书•地理志》河中府河西县词条下记载：“十五年自朝邑徙河渎祠于此”，开元十五年河渎祠从朝邑搬迁至河中府河西县。那么搬迁的原因是什么呢？《新唐书》载：开元十五年七月“洛水溢，入鄜城，平地丈余，死者无算，坏同州城市及冯翊县，漂居民二千余家。”可见开元十五年的洪水非常凶猛，竟然将同州城都淹没了，两千多家漂在水上，那么地处三河口洛河下游的河水祠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很可能荡然无存，完全无法修复使用了，只能另迁新址。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编纂的（976～983）《太平寰宇记》河西县词条记载：“河渎庙。在县正西北城外一里。”那么就可以确定，河渎庙是搬迁到了河西县。河西县在哪里？这就成了问题的关键。通过《唐书》这最接近当时的史料，我们得知河西县是在开元八年从河东县分出来的，乾元三年又将朝邑改名为河西，大历五年又从朝邑、河东分别割出来一块土地，成立河西县。无论如何，这个河西县的县城位于黄河西岸，河西县之名即有位于黄河西岸的意思。
河渎祠在河西县正西北城外一里，那么河西县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唐代日本和尚圆仁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开成五年（840年）八月十三日，“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浮船造桥，阔二百步许。黄河西流，造桥两处。南流不远，两派合。都过七重门。向西行五里，到河西县八柱寺宿。寺在县城西，去县百步来地。”因此河西县在蒲津关西五里左右，今天蒲津关东岸大铁牛已经出土，蒲津关东的具体位置基本确定，根据学者研究蒲津桥长约三百米左右，经地图测量，当年的河西县城大约位于今天陕西省大荔县大庆关村东边的黄河当中，唐代的河渎祠同样位于今天的黄河中。
宋代太祖乾德六年，定祭河渎于河中府。《太平寰宇记》记载河西县有河渎庙（宋以后称为河渎庙），县境东西十四里，唐代有八乡宋代仅有三乡。此时的祭祀地点依然在河中府河西县，唐代到宋初的蒲津关一直没有变化，蒲津桥继续使用，因此河渎祠的位置应当也没有变化。宋太宗淳化二年，定河渎祭日及祭所，立秋日祀西海河渎，并在河中府河渎庙对西海进行望祭。宋代皇帝中，宋真宗非常热衷于祭祀，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泰山封禅，同年三祭河渎，其中一次亲临，两次派使者专祭。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宋真宗从开封府出发先到后土祠祭祀，《续资治通鉴》载：“次河中府，幸舜庙，赐舜井名广孝泉。度河桥，观铁牛。又幸河渎庙，登后亭。”从这次行程来看也能确定河渎庙在河西，因为宋真宗从河东渡过河桥后才能祭祀。此次出行宋真宗成功祭祀后土、河渎、西海，认为自己的统治得到神灵的认可，下令大赦天下，赐天下酺三日，并将蒲津关改名为“大庆关”。
然而北宋中后期黄河开始向西摆动，南宋《能改斋漫录》载：“庆历以前，河水数西溢浸朝邑。民苦之，屡请塞堤。蒋希鲁知河中府，始塞之，自是每岁缮修西堤。”后来到了刘元瑜知河中府时，“河水大涨，不得决泄，桥遂坏。铁牛皆拔，流数十步沉河中。中潬亦坏，自是不能复修。津济阻碍，人畜数有溺死者。”后来就有了怀丙和尚捞铁牛的故事。但经过此番水灾，河西县及河渎祠的命运便又发生了变化。
据《宋会要》记载，河西县在宋天禧五年（1021年）从黄河西岸迁徙到了黄河东岸河中府府城内的通化坊，很可能此时河西的河西县城和河渎祠都已经被黄河水淹没了，才被迫搬迁，搬迁后的河西县与河东县同处一城。北宋范仲淹曾任河中府通判，天圣八年七月以《奏减郡邑以平差役》上书朝廷，表示河东县、河西县为河中府“倚郭二县”，河西县只有一千九百余户，其中八百余户属乡村，而河西县的公吏就有三百四十人，建议裁撤河西县，并入河东县。直到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河西县才正式并入河东县。
根据以上可知，河渎祠在河西县的时间是从唐开元十五年（728年）直到宋天禧五年（1021年）河西县水灾被迫迁徙，共二百九十三年。此后河渎祠庙一直位于黄河东岸山西一侧的河中府城（蒲州城、永济县城）。
唐代河西县位置图
通过对河渎祠的历史梳理可知，河渎祠共进行了三次迁徙，分别是秦至唐代的临晋县（朝邑县）三河口、唐宋河西县、宋以后的河中府城（蒲州城、永济县城）。河渎祠在黄河以西的时间是秦汉至宋代天禧五年（1021年），约一千二百多年，位于河东约九百余年。迁徙的原因是黄河洛河水灾、首都从长安迁移、经济中心东移和交通因素等。
河渎祠的沿革历史可以看到中华礼仪的崇古性，下个朝代一般对上个朝代的祭祀地点不会更改，以显示自身的正统地位。河渎神只能由中央来举行祭祀大典，正体现出了封建统治者统治政权的合法性，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通过对河神的不断加封，建立整修河神庙，每年定期举行祭祀大典，都是为民众确立一种统一性的、合法性的神灵信仰，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黄河涛涛，万里浩荡，河渎祠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黄河安澜、国泰民安的价值追求，两千年来，国家最高礼仪大典，年年祭祀，全国瞩目，国家和人民对黄河的期望都在这小小的河渎祠中体现，这是中华民族对黄河的精神寄托。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看到这历史悠久、承载民族感情的河渎祠，但我们可以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漫步在黄河之滨去感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这是最能代表黄河精神的地方！
（作者：陈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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