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的乡村一般，沈阳市的满堂乡，在表面望上去是一个再平凡普通不过的村庄，资料有着农家炊烟，也有着大片的耕地。
可在这一片平凡之中，却生活着一千一百八十一名满族，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过去满清贵族的后代，也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可在清朝灭亡后，他们为了躲避外界的视线，曾经集体改姓，试图隐姓埋名，以求得在乱世中的安稳。
这些满清遗贵从何而来，为何生活在沈阳，有着什么样的传承历史？他们又在清朝灭亡后遭受着怎样的经历呢？要知道这些，还得从明末清初说起。
聚居许多满清贵族的满堂乡，位于沈阳的东郊，坐落于沈阳的东陵区。沈阳的东陵，也被称为福陵，是清朝开创者努尔哈赤的坟墓。
这座陵墓气势宏大，占地面积广阔，几近20万平方米，牢牢地立在沈阳的天柱山上，望着山脚下的每一个村落。
而满堂乡内的清朝遗贵，与这座天柱山上的陵墓以及陵墓的主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满堂乡内的满族人群中，与东陵主人联系最为密切的，是一群被称为“黄带子”、“红带子”的人。
“红带子”、“黄带子”，是红色和杏黄色的腰带的代称。
在清朝的统治规则下，原本普普通通的两色腰带，被附加上了非凡的政治含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一系，在满清皇族内被尊称为“大宗”。
由塔克世这一家族主支繁衍下来的，被皇帝特许系上杏黄色的腰带。而其他的皇族分支，则被允许系上红色腰。红黄两色腰带，实际上就是满清皇室宗亲的象征。
根据这些满清皇室宗亲的说法，满堂乡的“黄带子”，其祖先是努尔哈赤的第六子塔拜。1639年，塔拜在沈阳死去，满清朝廷便在其父亲的陵墓附近，为塔拜修建了一座坟墓，坟墓的位置恰好落于满堂沟。
塔拜去世的时间点，正处在崇祯年间，此时的满清还未入关，笼罩着整个华夏大地的清王朝，尚未完全建立。原本按照习俗，塔拜的后人应该留些人手看守他们祖先的坟墓。出于战争和政治的需要，塔拜遗留下来的后代便随着其他满族人一起骑着马入关，在刀光剑影中为满清拼出来一片基业，建立起绵延数百年的清王朝。
随着时光的流逝，塔拜的后人一代接着一代老去，新生的八旗子弟开始习惯起北京的悠闲生活，可塔拜的曾孙裕得瑞，却忘不了落在沈阳老家的祖坟。
于是，在经历一番辛苦的路途后，裕得瑞便从北京的胡同，来到沈阳的乡村，看守起自己祖先的墓地，时间久了，便在此落了户。
而比起“黄带子”，“红带子”与东陵的连接要更深一些。“红带子”能记忆最早的祖先，是颚穆拜。颚穆拜是努尔哈赤时期的一名贵族，他曾经伴随着努尔哈赤东征西讨，还见证过满清势力攻克明朝控制下的沈阳。
夺取沈阳这座东北重镇后，满清把沈阳作为自己的大本营苦心经营。作为努尔哈赤心腹的颚穆拜，由此被命令留驻沈阳，其后代子孙，在满堂乡繁衍生息，渐渐形成如今的人口。
除了“黄、红带子”这两类满清的皇亲国戚，满堂乡内还有一群被称为“三户赵”的满清贵族，他们虽然不如“黄、红带子”那边有权有势，但凭借着祖先的身份，还是能从清王朝那里拿到许多俸饷，因此在清代，他们的生活也还算惬意。
“三户赵”原本是努尔哈赤的三门亲戚，分别为伊儿根觉罗氏的洼和穆，喜塔喇氏的那哈初，以及祝氏的萨哈达。
这三户姓氏都是喜塔喇氏那哈初的后裔，是努尔哈赤的舅舅家，其先祖喜塔喇氏随着努尔哈赤一同起兵，共创帝业。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定都沈阳，编制八旗后，被编入正白旗，成为满清统治者中的一员。
1629年，喜塔喇氏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奉旨看守东陵”，而后又在满堂乡的中水泉一地建立“国戚祠堂”，并渐渐由一个姓氏，演化出如今的三个姓氏分支，并在时间的长流中改为赵姓。
就这样，“黄、红带子”和“三户赵”，以及其他一些零零散散的小贵族，互相之间紧密联系，通婚频繁，构建出满堂乡内规模尚可的满清贵族势力。
在清代，这些满清贵族凭借着自己与皇族的特殊血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特殊政治身份，享受了无数清王朝给予的特殊待遇，过着极为腐化的惬意生活。
根据清朝的规定，“黄带子”作为清皇族的近支，从15岁起，每年都能领取到一笔俸饷。到了20岁成年时，这笔俸饷会再次翻倍，有36两。而且，这些饷银不单单只有男性能获取，满足一定条件的满族女性，也同样可以领得到。
除去这些每年固定不变的俸饷外，“黄带子”们娶妻生子，续弦病亡，也同样能得到一定数量的赏银。
不过，仅仅这些经年累月都不变的俸饷，还不足以满足这些贵族的生活开支，真正让贵族过上奢侈腐化生活的，还是他们从清朝那里得到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在清代，“黄带子”作为身份高贵的满清贵族，在违法法律时并不归地方官府审理，而是转由专门负责皇家宗族事务的宗人府进行处理。
因此，这些贵族就相当于可以减免相当程度的法律处罚，在法律上高人一等。
而在满堂乡当地，“黄带子”贵族还依据自己的权势，占据了大量的山林耕地，在满清贵族还未腐化的后金时期，“黄带子”的祖先塔拜就占有6000多亩的土地。
而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满清贵族势力在当地的不断增长，其占有的土地和其他各类经济权益，也越来越多。
与“黄带子”类似，“红带子”作为皇族的远支，他们也在政治和经济上享受到优厚的待遇。唯一不同的，只是“红带子”得到的特权数量，和“黄带子”相比起来要稍微少一些。
但即使特权数量相对较少，这些“黄、红带子”，以及其他的满清贵族群体，都能依仗着权势，过着赌钱打猎，骑马游逛的快乐生活，无需去作别的劳作，成了骑在人民头顶上的“寄生虫阶层”。
而在这些有权有势，并仗着权势获取金钱的贵族之下，更多的还是被束缚于制度之中的普通旗人。以及日子更为悲惨，仅仅有着个奴才身份的汉人。
从古至今，任何国度内的贵族群体，从其衣食住行，到各种奢侈享乐活动，都离开不了数量繁多的底层百姓，满堂乡的清代贵族们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满堂乡内，就存在着许多为“黄、红带子”、“三户赵”等贵族提供服务的百姓，这些辛苦劳作的百姓中间，既有自祖先起就紧密依附于贵族的满族旗人，也有先前也是“三户赵”贵族，后来家道中落，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的破落人家。
更有本为自由身，却不幸为满清掳掠，沦落为满清奴才的汉人。
在这些不幸却平凡的人群中，普通旗人数量最多。对于他们来说，虽然无需遭受如汉人悲惨的命运，却也需要为兵或为农，为清王朝的统治出力或出钱。
依照满清朝廷的规定，满堂乡内的满族旗人，大多数从事着农业生产。和关内的汉人相同，他们也常常需要顶着烈日，到田地弯腰劳作，把自己的汗水融入东北的大地中，在秋天收获金色的果实。
实际上，在漫长的耕作中，这些每日劳作的旗人，不论之前祖先是身为“三户赵”的贵族老爷，还是世世代代就是普通平民的满族旗人，他们已经渐渐在每日的农事中融为一体，变成一个新的农耕阶层，成了一个个本本分分的农民，用自己的勤劳收获明天，而自己以及子孙后代，也似乎就此被牢牢固定在这片黑土地上。
但这些满族农民的命运，有时有能窥见一丝转机。为了能从旗人中获取到稳定的兵源，清王朝规定，从满堂乡内的这些旗人中，选二三十名男性为兵员，充当马甲。
被选为马甲的满族人，不但能得到一笔兵饷，还领有一定数量的“随缺地”。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有战事发生，这些满清兵员就有机会从战争中夺取军功，建功立业，实现阶层的迁越。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种“制度”、“条件”的保障，这群普普通通的旗人，虽然也时常遭受贵族的欺凌，为其剥削，却也能见到一丝光明，找到对未来的一点盼头。
日子虽然苦，但也勉勉强强能过得下去，年景好一点时，也能经历和老婆孩子一起在热炕头上喝酒聚餐的好时光。
但和这些旗人百姓比起来，满堂乡内汉人百姓的生活却苦不堪言。在满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下，满堂乡内的汉人社会地位极低，大多数汉人都是人身自由被贵族把控的奴才。
他们平常遇见“黄、红带子”、“三户赵”这些贵族时，必须极为尊敬地口称“老爷”，而在为自己的主人做事干活时，更需要尽心尽力。
否则，一旦稍有不如意，便会被自己的主人殴打责骂，有甚者，直接被主人处死。
满堂乡这个地方，就曾经发生过奴才被打死的悲剧。有一次，一名陈姓的汉人奴才，因为未能及时向自己的主人请安，遭到主人的痛骂。
陈姓汉人不愿自己平白受到冤枉，便稍微多加解释，结果竟引起主人的愤怒。这位贵族当即招来了几个族人，活活地将这名陈姓汉人和他的儿子打死。
满清贵族的残酷统治，由此可见一斑，而这可怖的事情，不单单存在于满堂乡这片小小的土地上，它遍布于满清王朝控制下的所有地方。在这水深火热的统治之下，普通旗人，以及汉人百姓的愤怒正在一点一滴积攒着，等待着怒火喷发的时机。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清王朝紧紧封闭的国门，打碎了清朝皇帝世世代代统治华夏大地的美梦，而在这轰轰作响的炮声中，满堂乡贵族们的安稳日子也随之一去不复返，高高在上的满族贵族老爷们，迎来了时代的剧变。
在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里，满清朝廷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出卖了大量的国家利益。
西方列强的资本开始渐渐进入华夏大地，中国的经济也慢慢与全球化下的资本主义市场深度融合。在这种局势之下，华夏大地境内原来较为充裕的白银，开始逆转明清以来的白银内流趋势，转而向海外，特别是向西方流动。
白银的大量外流，不但削弱了满清政府的经济实力，还造成“白银”与“制钱”的兑换差额越来越大，出现了“银贵钱贱”的现象。
伴随白银价格上涨而来的，是物价的一路升高，在1890年到1910年这短短的二十年间里，粮价就翻了几倍，一斗高粱的价格，在1890年时，仅仅是半吊钱，而二十年过后，花上2吊多钱，才能买到一斗高粱。
“银贵钱贱”和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形之下，满堂乡贵族能拿到手的银钱数量大大减少，而且消费能力也明显下降。
此外，因为满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本该足额发放的“饷银”，朝廷减半发放，而且中间还得经过宗族族长的克扣，最后贵族们领到手上的饷银，自然是少得可怜。
在这种困境下，“黄、红带子”、“三户赵”等皇亲国戚们，开始慢慢陷入经济上的困境，日子也开始像其他普通旗人一样，变得紧巴巴起来。
穷则思变，面对经济上的窘迫处境，一部分满清贵族开始转向农业，经营自己依靠政治特权强占来的土地，摇身一变，成为满族大地主。
但能成为地主阶层的，只有少数的几名幸运儿。更多的贵族，则不得不成为农民，弯下身子，干起他们从前极为鄙视的农活。
时代的巨浪就这样把以前骄横至极的满清贵族打了个翻身，原先联系紧密的满堂乡贵族，在这时出现了极大的分化。幸运者成了地主，维系着往日奢侈又腐化的生活，不幸者则被打落云霄，与其他平民一起从地里刨食。
时代的剧变不但影响着满清贵族，也改变着此前麻木的平民百姓。在各类新颖的经济形态推动下，在各类思潮的冲击下，他们此前为满清贵族欺压，为满清朝廷残酷统治而积攒几百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出来。
在1911年，酿成了一座革命的火山，把这个封建的清王朝毁灭掉。
虽然远在东北，但此时南方革命的浪潮也能波及到此。在辛亥革命期间，因为满汉间旧有的民族仇恨，出现过许多汉族意图报复满族的传闻。而曾经骑在人民脑袋上作威作福的满清贵族，更是人民要打击的首要对象。
在这类传闻的包裹下，因为自身与旧王朝的紧密联系，满堂乡贵族们惶惶不可终日，找不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任何问题，只要努力思考，总会有个解决的思路。这群满清贵族们思来想去，在革命浪潮越发高涨面前，他们终于横下了一条心——决定集体改变姓氏，从原来满族特征明显的满姓，改成平凡大众的汉姓。
于是，在清朝覆灭后，原先的“黄、红带子”、“三户赵”等贵族，开始改姓为赵，或为白、祝、徐、谦等等各类不同姓氏，以意图隐姓埋名，掩盖自己过去与清朝的关系，在革命中守住安稳，留得一丝生机。
而满堂乡中一大贵族势力——“三户赵”，其“赵”的称呼，就是由此而来。
在改名之后，昔日曾经不可一世的满堂乡贵族们，失去了少数能代表往日荣光的姓氏，变得与身边其他普通人一般平凡。
在时光的浪潮中，他们渐渐融入庞大的社会底层中，与其他汉人百姓一起喝酒、劳作、打牌、通婚，真正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员。
回望过去，距离满清统治已经过去一百多个年头了，对于那些满清遗贵而言，曾经高高在上的贵族生活，已经如旧梦一般永远地飘散去，曾经把他们整个宗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血缘牵连，也在城市化大潮面前被冲垮得稀散。
如今的满清遗贵后代们，虽有些仍然以宗族的形态聚居着。但更多的，已化为原子般的家庭，和其他普通的百姓，共同生活在沈阳，生活在东北，生活在华夏大地上。
如今的他们，已经放下过往历史的重担，与其他族群的人民一起劳动，一起欢歌，一同悲伤，对于这些人群而言，依靠血缘和姓氏维持种群认同的时代已经淡去，剩下的，唯有基于意识而形成的一种身份认同——中国人，牢牢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
[1]本书编写组.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M].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2]刘玺鸿.群体认同的历史与想象——兼读刘正爱《孰言吾非满族: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J].中国图书评论,2016(03):70-74.
[3]袁正. 消失的城市满族——以沈阳满族群体变迁为例的城市满族人的民族性[J]. 理论界,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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