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和深重压迫，曾是西藏历史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页。直至20世纪中叶，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平息武装叛乱、实行民主改革，终于实现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跨越，迎来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八一电影制片厂1963年底摄制完成的《农奴》，就是这一翻天覆地巨大变迁的艺术缩影。它通过描述农奴强巴一家人的悲惨遭遇，用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深刻揭露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本质，生动表现了广大农奴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有力阐明了“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真理。影片融纪录与故事、诗与戏剧于一体，风格凝重而简练、深沉而含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和巨大心灵震撼力，不仅彪炳于新中国电影史，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百万农奴”
西藏被称为“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却曾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黑暗之中。约占其人口5％的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不仅在经济上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而且在政治上享有买卖、杀害农奴的特权。广大藏族人民毫无做人权利，终年挣扎于饥饿和死亡线，为摆脱封建农奴制度残酷统治，曾不断进行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等斗争。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时，鉴于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却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农奴制度，以维护既得利益，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组织一系列武装叛乱和分裂活动，杀害中央驻西藏干部，残害拥护改革的西藏群众，并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西藏人民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叛乱，有步骤地实行民主改革，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影片《农奴》正是西藏平定武装叛乱和实行民主改革的产物。因创作《柳堡的故事》《海魂》而蜚声影坛的著名编剧黄宗江，从1959年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起，就着手这方面创作准备，先后四次去西藏体验生活，最长时间达半年之久，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有真切了解，深感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后西藏农奴的翻身变化。
◆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西藏人民的协助和配合下，至1962年3月，西藏的平叛斗争全部结束。
《农奴》剧本创作之所以历时数载，因这一题材涉及极其复杂而又敏感的民族、宗教、特殊的军民关系等方面，政策性强，难度比较大。黄宗江就曾遇到“感触很多，不知从哪里写起”“怎样写法，总是确定不下来”等困惑。经大量采访调研，反复学习领会毛泽东主席“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的指示以及相关文件精神，逐渐明确剧作需要概括这三方面的内容：它应从阶级本质揭露旧西藏那个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应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说明是谁在为结束和消灭这种制度而斗争，又是谁在疯狂挣扎，妄想延续它，大嚷大叫地在保卫它；应显示出我党我军在西藏人民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和西藏人民在民主改革后和全国人民一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前途，由此形成剧本的主题。
◆黄宗江
令黄宗江创作思路豁然开朗的，是1960年4月那次从西藏回到北京，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消息：西藏有农奴主在解放军到达后，指使人把持当地农会，打开粮库私分粮食，也给一个中年农奴分了一份。但这个农奴还是去报告解放军，主人就派人暗杀他。农奴脖子上挨了一刀，鲜血淋漓赶到解放军驻地，后来被用飞机送至北京301医院抢救。黄宗江立即赶到医院看望，这位农奴的伤口已经缝好，并能开口讲话，他激动地说：“我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了！”还不住地表示：“我很想看见毛主席。”黄宗江乍一听有些不解，经他解释才明白，原来入院后，护士细心地把他的手脚洗得干干净净，这在他生平还是第一次。护士告诉黄宗江，这位农奴对毛主席的感激和热爱之情，超出了语言所能表达的程度，常常把毛主席的像顶在头上，以表示对各族人民伟大领袖的敬爱。
◆一位农奴被拴着铁链在劳作，农奴主把他们当作“牲口”一样对待。
虽是偶遇“插曲”，却使黄宗江震撼不已：在万恶的农奴制下，农奴连自己的手和脚都不属于自己，只有解放了才真正成了自己的手脚。他从那位农奴眼睛里闪动的纯朴无比的光芒，不仅读到了感动，更悟出了“党的真理、毛主席的真理一旦照亮了农奴们的眼睛，它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反动派也阻挡不了的。”他意识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就应当反映农奴生活的这种变化，通过农奴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来揭露旧西藏农奴制的罪恶，歌颂我党对西藏民主改革的必要和成果。于是，在他的构思里逐渐出现了两组互为对立的形象：一组是以强巴等人为代表的农奴形象，必须大力歌颂他们的翻身解放斗争；另一组是以土登活佛和郎杰父子等人为代表，勾结国外反动派死心塌地反动到底的大农奴主的形象，这是要无情揭露的。就在两者之间的反复激烈冲突中，展现野蛮残酷的农奴制与农奴要求彻底解放的尖锐矛盾，昭示这种制度必然被推翻的历史趋势。黄宗江一次又一次、一稿又一稿地写了下去，剧名经历了《装哑巴传》《强巴的遭遇》《铁匠与哑巴》等变化，最终确定为《农奴》。
“无声处听惊雷”
当黄宗江将写了第五稿的剧本提交厂里，厂长陈播正在筹划迎接国庆15周年影片的拍摄，读后大喜过望，认为无论是反映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地区解放、成就，还是例行配合巩固国防和保卫边疆宣传教育，《农奴》都是极好题材，而且剧作本身文学性与银幕感都很强，充分体现了电影的艺术特性，为影片拍摄提供了坚实而出色的基础，决定列入拍摄计划，并亲自交到曾编导纪录片《康藏公路》、又因新近拍摄《回民支队》受到好评的导演李俊手里，要求争取成为国庆15周年献礼片。
◆1954年，李俊在西藏布达拉宫。
有过入藏拍片经历的李俊，感到对西藏农奴制历史、文化及现状的认知，与《农奴》拍摄很有关系，因而在物色摄制组主创人员时，特意选择曾一起拍摄《康藏公路》的摄影师韦林嶽、美工师寇洪烈，再度联手合作。李俊还找来曾到西藏体验过生活的总政文工团的彦克、一直在藏的西藏军区文工团的罗念一，共同担任影片作曲。他们对《农奴》拍摄成功，起了重要协助作用。正是韦林嶽坚持采用最能展示凝重基调和历史沉重感的黑白胶卷，以与平叛之前西藏社会暗无天日、农奴状况压抑沉重匹配，促成李俊放弃当时厂里优先提供最先进的东德艾柯发彩色胶卷，转为使用最原始的黑白片拍摄，成就了影片具有极大艺术感染力，获誉“不可多得的黑白经典电影”。同样，在外景地的选择上人们也曾有争议，许多人想在避暑山庄拍摄，理由是这样既方便又节省，对去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则感危险太大，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应困难。寇洪烈受李俊私下特派亲去避暑山庄实地考察，证实那里根本无法体现西藏的高穹流云、庙宇建筑和风土人情。最后李俊下决心将外景地定在西藏，成就了第一部在雪域高原拍摄的故事片。
1963年2月，《农奴》摄制组正式成立，1个月后即兵分3路先后取道甘肃柳园，穿越青藏高原，于4月会师西藏拉萨，开始进行拍摄准备工作。按照李俊创作习惯，先和摄制组讨论分镜头剧本，听取各方面意见，藉以统一创作思想，敲定后火速寄回厂部审查，同时进行体验生活，访问农奴家庭、贵族庄园、寺庙，并着手选择演员与实地采景。
就在摄制组翘首以盼厂里对分镜头剧本的回音，岂料等来的却是要求“停拍”的副厂长王牧与编剧黄宗江。原来黄宗江看了分镜头剧本后非常不满意，觉得对文学剧本改动太大，立即给李俊写了一封长信进行探讨，信还没寄达，又心急如火飞来拉萨当面交涉。
◆《农奴》分镜头剧本。
双方分歧主要在影片开头、结尾及表现宗教形象等处理。文学剧本以西藏庆丰收传统节日的望果节作为序幕与结尾，黄宗江认为这样前后呼应，在剧作结构上显得完整，又有一定的民族色彩。李俊则认为序幕的喜庆气氛有悖于全片凝重、深沉的格调故删去，代之以布达拉宫内象征宗教统治的一排排长号对天长鸣，沉闷的号声与呻吟似的农奴的劳动号子声交织，引出高大庄园墙下坦胸露体负重弯腰农奴缓慢蠕动场面，直接带入特定环境；结尾则去掉望果节场面，让从昏迷中醒来的强巴，在群众控诉大会的声浪冲击下，热泪盈眶地吐露心声，“我说，我说，我有很多话要说……”面对领袖画像激动异常地喊出“毛主席”！李俊认为这样结束，洗炼含蓄而又回味无穷。最大改动是对“白度母”的表现，原剧本突出其是代表希望、善良和美丽的女神，不仅将兰尕与之类比，而且让饥饿的小强巴产生受助幻觉等，李俊考虑在文学描写中可以成立的形象，并不适合于银幕上完全照搬，为避免产生副作用和反效果作了删剪。
两人为之争执不下，王牧最后提议交由电影界最高领导定夺。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亲自认真比看，表示“分镜头剧本比文学剧本提高了一步，再润色一下可以按照分镜头剧本拍摄。”就此平息了这场良性艺术之争，得以顺利开机拍摄。
尽管在分镜头剧本的一些处理上存有异见，但对其以“于无声处听惊雷”作为总体基调，抓住并围绕主人公强巴由不是哑巴变成哑巴、再由哑巴变成不是哑巴的贯串主线，充分调动各种电影手段予以精心体现，黄宗江还是满意并充分肯定的。这正是他创作该剧的苦心孤诣所在，以此凝聚阶级压迫的残酷与精神奴役的深重，从本质上充分揭露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黑暗和罪恶，生动再现百万农奴站立起来成为主人的伟大历史变迁。李俊在分镜头剧本中以粗犷豪放的笔触和遒劲浓重的色彩，对此作了深入阐发与形象演绎，在酷烈与血腥、反抗与屈服的交织推进中，强化越是不让说话、越是嘴巴堵得紧，越能凸现人物性格，也就越具有强烈情感冲击力和巨大心灵震撼力，雄辩而有力地表明：反动残酷的农奴制，非推翻不可；反动上层分子的叛国行为，非粉碎不可；西藏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非获得彻底解放不可！
实拍及后期制作中，按照李俊确定的将影片“处理成一座用斧子砍出来的大型雕塑”目标，使之“体积大，分量重，线条粗，轮廓鲜明，可以给观众一种苍劲有力的感觉”，各部门齐心协力精雕细刻，充分运用和发挥视觉艺术特点，力求达到“凝重、深沉、含蓄、简练”。摄影大胆采用黑白反差很大的阶调建构画面，以营造浓重、晦暗、低沉、粗犷的气氛，利用高原强烈阳光形成不同光彩，低调表现阶级压迫的阴森可怖，高调则展现解放军带来的光明；造型强调粗犷线条和立体雕塑效果，凸显如同青铜铸像般坚实和力度感觉；镜头运动和画面组接，或酣畅遒劲、或简洁洗练，赋予强烈而鲜明的对比与象征意味；音乐密切配合画面，低沉哀伤与昂扬悠远浑然一体，既衬托情节发展转换，又抒发人物情怀，从而以雄浑气势、深沉感情和浓烈色调，更好突出和强化影片的独特内容。
让农奴演《农奴》
对于演员的选择，黄宗江与李俊同样高度一致，一开始就都主张选用藏族演员。演员出身的黄宗江认为，农奴出身的演员经过一段时间培训，进行本色表演应该不成问题。李俊1954年为拍摄纪录片到西藏，在为农奴的苦难震撼的同时，也对他们依旧那么热情和朴实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想让农奴们以主人公的身份在银幕上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这不仅更有意义，而且更能保持原汁原味的西藏风格。
◆1963年，电影《农奴》摄制组在拉萨合影。
当摄制组抵达拉萨与西藏工委宣传部接头，得知西藏话剧团有一批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藏族学员，他们的毕业汇报演出剧目《文成公主》在上海引起轰动，周总理看后高兴地表扬说：“你们是高原话剧的种子，要在高原上生根开花。”李俊大为振奋，马上调看藏族演员演出的三个藏语独幕剧。尽管大家听不懂藏语，但感觉到舞台上藏族生活气息浓厚，表演也很自然，对选用藏族演员产生了信心。
年轻藏族演员们第一次听剧本，就表现出极其可贵的巨大热情。现场除朗诵者声音之外，室内静得出奇，演员们都聚精会神地聆听，剧本中农奴主令人发指的罪行，农奴们所受的残酷剥削和迫害，令他们时而咬牙切齿愤恨不已，时而忧心忡忡热泪盈眶。后来在影片中扮演强巴的旺堆，听完剧本后立刻主动要求扮演郎杰这个人物，问他为什么选这个反面角色，他回答说：“要揭露老爷们吃人的狠性！”后来扮演郎杰的穹达则表示：“为了拍好《农奴》，就是做个群众演员，也要尽全力去工作。”随之在重排三个藏族独幕话剧过程中，摄制组的人员又通过突然提问要求解答他或她所扮演人物的思想感情，或有意突然改变一下原来舞台调度，从中了解他们的适应和即兴表演能力，并从文学剧本中选出14个片断，由演员自报安排角色，每个角色配有几位演员，分组进行独立排演练习，使摄制组对每个演员的表演气质和创作资质，有了更多了解和把握，为最后确定角色打下基础。
◆扮演强巴的藏族演员旺堆。
由谁扮演强巴是关注焦点，与这个中心人物能否站立起来关系极大。导演提出扮演者应是一个过去曾是农奴的演员，不仅在外形上应当高大、粗犷，而且在内心方面必须十分深沉、蕴含。经反复慎重考虑，目标指向旺堆。在过去的生活经历里，他除了没有装过哑巴以外，几乎与强巴完全一样，祖辈是拉萨次角林寺庄园的“属民”，他生下来就成了小农奴，父亲给老爷赶骡子出门运东西在外失踪，自己五六岁起在地上爬着给少爷当马骑，在农奴主皮鞭下长大，虽曾三次逃亡，出家当过苦工喇嘛，但一直未逃出农奴制藩篱。正如他后来所说，饰演强巴就是自己生活重现。在此前的表演训练中，他的表现也很出色，各方面条件都很符合，唯一不放心的，在于剧中强巴被迫装了半辈子哑巴，开口后也只说了一句话，使强巴形象的塑造失却语言这一重要表演手段，必须通过眼睛来表达人物内心世界，他能否胜任呢？正是通过一个名叫“我的遭遇”的小品练习，旺堆终于获得确认。他站在小舞台上，向特邀前来观看的藏族群众讲述自己经历，起初还有些局促不安，但很快进入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悲惨遭遇状态，舞台变成了控诉的讲坛，讲完之后他的感情还平静不下来，长久沉默一言不发，那双深沉的眼睛证明“会说话”，导演等摄制人员一致感到，面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强巴形象。
全片角色分配确定后，摄制组又安排演员到农奴家庭访贫问苦，参观领主家园、寺庙以及叛国活佛反动罪行展览等，结合自己过去的遭遇进行回忆对比，在此基础上转入案头分析和实际排练。导演、摄影、美工从不同角度介绍电影中表演特点，以及不同于舞台表演的特殊条件和要求，从剧本中选出28场戏，按照演员不同情况逐场逐段排演，使之更为深刻认清西藏农奴与农奴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更进一步激发阶级感情和提高思想觉悟，明确影片中的人物不是演员自己，而是经过概括、集中和提炼的艺术典型，一步步逐渐接近角色，将人物“做什么”和“怎么做”固定下来。
◆演员们拍摄电影《农奴》期间细心揣摩人物的角色。
由于有切身的生活体验，又经过精心培训，藏族演员们很快进入状态，实拍中在导演的细致耐心的启发引导下，表演认真发挥出色，不仅具有“朴素、自然、真实、感人”特点，而且显示了全身心投入的忘我精神。无论年龄最大的旺堆，当年以30多岁饰演青年强巴，还是低龄饰演大龄，演奶奶的拾雀卓玛23岁，演60多岁曲佩活佛的边巴顿珠只有26岁，从化妆到形体都克服了很多困难。就连从拉萨业余歌舞团挑选来扮演童年强巴的小旺堆，也是生下来失去父母在黄连泡大的小农奴，西藏民主改革后被送进孤儿院，表演中将自己悲惨遭遇与强巴童年不幸紧紧联系在一起。拍摄“小强巴偷吃供果”这场戏时，小旺堆一天没吃饭，其他人奇怪地问为什么，他说怕忘了过去挨饿的滋味演不好戏，饿着肚子演更逼真一点。
◆《大众电影》1964年第5期。
《农奴》于1964年国庆15周年前夕隆重上映，作为第一部揭露西藏农奴制度和反映西藏人民解放的艺术影片，在各方面引起强烈而巨大反响。《农奴》摄制组获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游行行列中专门有一辆矗立强巴塑像的《农奴》彩车。周总理亲自接见旺堆，握手称赞“你演得不错”。旺堆和黄宗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亚非电影节。继1981年捧得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大奖，1994年又获国家民委颁发的少数民族“腾龙奖”纪念奖，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经典影片，迄今仍为专家学者解读分析的重要电影样本，其拍摄手法亦被新的导演推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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