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舟遗迹 蒋乐平提供
今起刊发159-2预热稿两篇，分别聚焦主讲嘉宾张居中、蒋乐平对贾湖遗址和跨湖桥、上山的发现和发掘。
《万年行旅——一个考古人的独白》，蒋乐平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2000年12月17日，在萧山博物馆王屹峰先生的引领下，我带着技工小夏前往传说中的跨湖桥遗址。
一眼望去，只见一个巨大取土坑。
后来测量，土坑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深度超过20米。平坦的坑底，已经成为生产区域。中间有两排砖房车间，两侧是晒坯场。周围一圈，铺设有铁轨；铁轨外侧，有多台挖土机爬在断崖上正不停挖着土；长臂抓斗将挖出的泥土放进“小火车”，然后运送到北边的两台卷扬机。
几天后，小夏通报试掘深度已超过半米，出土了不少陶片，还有两件石器，让我过去看一下。
2000年12月24日，我蹲在探坑边，一手拿着一片绳纹陶釜残片，一手掂量着一件光滑的石锛，心里暗暗惊喜：终于见着你了，跨湖桥遗址！
10年后，决定第二次发掘跨湖桥遗址
2001年5月23日，跨湖桥遗址第二次发掘正式开始。按照原先的设计，我们在探沟的东部布下了10×10米五个探方。发掘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顺利推进，上部那层质地细腻、色泽清灰的厚厚淤泥，用不着锄头，只要铁锨，就可以像豆腐一样一块一块往下切。民工排起长队用手传递将泥土送出去，不用土箕挑土。这种新奇的体验，带来了别样的发掘乐趣。
但焦虑的情绪随之到来。二十多天过去，探方最深处已经超过了4米，我终于明白，此处已经到了遗址的边缘位置……
跨湖桥遗址所剩无几！这是不得不接受的冷酷事实。1990年的考古发掘位置，在取土坑中部偏西南，现在已经“悬空”，完全不存在了！
当初遗址为什么没有进行有效保护？事实上，跨湖桥遗址是当时萧山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90年跨湖桥发掘区 来自《跨湖桥》一书
木椎端部发现最早的“二”“八”数卦符号
经过几番探寻，在被挖土机抓得坑坑洼洼的取土坑边缘，我们依然找到了发掘位置，尽管空间有些凌乱、逼仄。在意料不及的错愕而短暂耽搁后，我们不久又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
遗址区原来是一个湖边滩涂，叫冷饭滩。半个世纪之前，这里还是一片兔起鹘落、鸥鹭联拳的宁静之地。但在2001年的夏天，有两拨人马在喧嚣中反向而行。一拨制砖作瓦，那是构筑现代的材料，另一拨考古发掘，在寻找拼复远古的构件。只有到夜晚来临，考古人员和发掘文物全部被“搬”进一栋裸露着红色砖块的临时宿舍，两者才走向暂时的“统一”。
撤出工地的那一天是7月31日。
两个多月的发掘收获确实惊人。一件件新鲜如初的木、骨器，尤其让我大开眼界。
一天，遗址出露一根15厘米长的木锥，捡起来到边上的水洼里洗干净一看，我大吃一惊。这件木锥的扁舌状端部，分明刻着一个笔画清晰、结体规范的“字”，如果最后一捺往上勾起，不就是一个标准的“元”字？
后来，研究者认为这是“二”和“八”两个数字的组合，是最早的数卦符号。如果这一卦象果真与后来的周易八卦属于同一个体系，那又要在史前时代勾画出怎样的一幅南北文化联络图？
断枝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漆器——漆弓
漆弓的各个角度拍摄
又一天，一个探方里发现几根残断的木条。技工拿过来看，我大致判断为一截自然树枝，因为外层有横向褶起的皱皮，很像是我熟悉的李树皮，暗红色透着一点光亮。采集回去后，我将它浸泡在椭圆形的红色塑料盆里，除了定时换水，也就慢慢遗忘了。直到2004年中日合作进行木器研究，一位日本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一张残弓。
这时，因为长时间的浸泡，外皮开始局部脱落，我建议将一片半脱落“树皮”摘下来和切片一起进行检测。原来这是一层漆皮，而这件器物则是桑树制作的漆弓。这可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漆器啊！
这让我回忆起大学实习期间去长沙参观马王堆汉墓的情景。除了那具著名的女尸，当时我对棺椁里漆器、漆画的完美保存，特别惊讶。如今见识了跨湖桥遗址，方才明白，造化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碳-14探测数据：均落在7000-8000年间
跨湖桥遗址终于出名了！杭州的报纸、电视台对这次发掘的考古报道，可以用狂轰滥炸形容。年代超过河姆渡，浙江历史之最，而测年的争议，反而成为一个焦点，吸引了前手机时代的报纸阅读者。
从亲眼见到、亲手摸到的陶片，我大胆表达了对遗址测年的肯定。跨湖桥丰富的陶片里不见三足鼎，年代绝不会晚于6500年，这是刚从楼家桥遗址获得的信心。
经过仔细的拼对，约有100多件陶器得到复原，这大大超越了1990年的发掘成果。釜、罐、豆、钵、盘、甑等器物群的完整呈现，以及交叉绳纹、方格拍印纹、镂孔装饰、彩陶、黑光陶的独有风格，彻底拉开了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的距离
太阳纹彩陶，显示跨湖桥人的太阳崇拜意识已经出现 蒋乐平提供
彩陶在陶器中占有相当比例，这是浙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从未见过的现象。彩纹总是装饰在器物的最醒目部位，这一审美风格，完全符合现代美学的装饰原则。太阳纹是彩陶中的常见图案，有些带有放射光芒，有些是大红圆圈。显然，太阳崇拜意识已经出现。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件扁腹罐的器耳上，还出现一个“田”字彩纹符号，难道除了那件“二”、“八”数卦，还有神秘密码可以开启远古之门？
黑光陶也很独特，漆黑光亮异常，乍一见恍惚就是良渚黑陶。后来又发现了一件木质轮轴。这改变了6000年前才出现陶轮的旧有认识。
这些发现与认识，让我坚信跨湖桥遗址独立的文化属性。
11月6日，北大寄出6个样品的碳-14测年数据飘然而至。如我所愿，经树轮校正，这批数据均落在距今8000年至7000年的时间范围。
接下来唯一的任务，就是给跨湖桥遗址进行正名，让学术界承认在史前时代的中国东南部，存在着一支距今8000年的考古学文化。
首次文化命名并未成功，但入选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0年，全方位升级后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2002年3月27日，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民族大学、中国文物报、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省南京市文化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会聚萧山，召开“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
跨湖桥遗址的坛坛罐罐，就如一席丰盛的酒宴，经过悉心的酝酿和准备，就要堂堂正正地端上桌面。
会议目的十分明确，通过2001年的发掘，跨湖桥遗址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类型，已经在共存关系、遗存特征和年代三个方面得到确认，需要通过专家之口确定下来，从而取代河姆渡，成为浙江新石器文化的新源头。
但会议的架势，不得不让人感受到学术的严肃性。对跨湖桥遗址一体性的怀疑，显然缺乏客观的证据。发掘两次，均确认了地层的原生性质。研讨会的主题逐渐从具体问题扩展为考古学的一般问题。应该如何看待新发现？如何摆脱经验主义羁縻？吴汝祚先生回忆河姆渡遗址、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经过，当初也是疑虑、问题一大堆，但最后都得到一一解决与澄清，而且都成为学科进步的突破口。严文明先生也认为要建立新思路，不要套老框子。吴先生和严先生都倾向于接受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测定数据。
最后，与会专家勉强达成了“多数学者赞同跨湖桥遗存的上限较早，或者认为跨湖桥遗存整体早于河姆渡文化；或者晚段和河姆渡文化有一段并行发展的时期”这样的看起来带有妥协性质的结论。
尽管过程有波折，但从结果看，“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可谓成效显著。半个月后， 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公布，跨湖桥遗址荣幸当选。
因找到下孙遗址等，2004年底跨湖桥文化被命名
博物馆内的跨湖桥遗址原址保护展示厅
从一开始，我们就明白，要命名跨湖桥文化，至少还需要发现一个同类型的遗址，这是一个硬条件。在实际的运用中，典型陶器群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的遗址中“反复”出现，是判别一种考古学文化的简单标志，而“反复”的标准，则往往被认定为“不少于二个遗址”。
于是，寻找这“第二个”遗址，成为2002年的特殊使命——实际上，2001年发掘一结束，我们已经开始在萧山南部的孔湖等地进行遗址调查了。
果然，2002年在杭州乐园南侧、原湘湖砖瓦厂的取土坑西侧断崖，我们找到了文化层。因地点靠近湘湖村的下孙自然村，我将这个遗址定名为下孙遗址。
2003年7月，我们对下孙遗址进行了试掘。同年11月开始，又进行了正式发掘。下孙遗址陶、石器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与跨湖桥遗址完全一致。
这就够了。跨湖桥文化命名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2004年是我考古生涯中最难熬的一年。跨湖桥报告的每一个文字，几乎都是自己在电脑里“炼”出来的。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本被业内誉为出版速度最快的《跨湖桥》考古报告，终于出版。油墨未干，就送到了会场。
12月16日， “《跨湖桥》报告首发式暨跨湖桥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萧山召开，在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主持下，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
自河姆渡遗址发现以来，浙江新石器考古又迎来了重大突破。
发现中华第一独木舟，或是南岛语族人祖先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内醒目地标明了萧山的历史8000年，然而跨湖桥人到哪里去了，也成了追问热点
在我脑海里，跨湖桥遗址呈现的始终是一个长长的大剖面。这个剖面的上部，是一层厚厚的青淤泥，厚度达4-6米；中间，是一层黑褐色的混合土，即文化层，文化层由西向东由厚变薄，渐至消失，西边依靠黄土基岩，东边则“漂浮”在一层更加纯净的青淤泥上，一支独木舟斜出一角……
这支著名的独木舟，发现于2002年9月开始的第三次发掘期间。令人惊喜的是，就在一个半拉子的探方里，被称为中华第一舟的跨湖桥独木舟，被我们发现了！
这支用马尾松刳凿而成的独木舟一端已被砖瓦厂取土挖掉，残长560厘米，最宽处约52厘米，厚约2.5厘米，中部大部分侧舷残去，成浅凹状的木板。从舱内底、壁基本垂直。舟体表面比较光滑，是一条破旧的独木舟。
采用本体样品进行碳-14年代测定，独木舟的年代为距今约8000年，这与所在地层的年代基本吻合。
遗存现象表明，这支独木舟当初被固定在木架之上。周边还发现许多剖开的木料、一些石锛和锛炳。这些石锛就是刳凿独木舟的工具，说明这支独木舟处在加工或维修的状态。舟体发现多处火烧痕迹，也证明独木舟的制作采用火烧与刳凿相结合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独木舟的边上还发现了几个上部扭曲的木桩，很像是用来绑系独木舟的。我们由此可以展开想象，跨湖桥人乘坐独木舟驶入河湖，抵达或远或近的地方，去进行捕鱼、采集。遗址中发现的鱼骨、菱角，很可能是通过独木舟采捕而来。竹木制作的浮标、陶器上刻划的网格纹以及纤维线段的发现，证明当时已经有渔网。打鱼、采食归来后，就将独木舟系在岸边的木桩上。
由此说来，跨湖桥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驾驶独木舟在海边、甚至向海洋的深处扬帆远航的能力。
跨湖桥人在湘湖谷地生活了近1000年，直至遗址被海潮整体吞没。那么，跨湖桥人到哪里去了？
从内涵的比较看，跨湖桥文化与地处湖南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有文化因素上的相似，但没有证据表明跨湖桥人从湘湖迁到了湖湘。
河姆渡文化的确晚于跨湖桥文化，其出土的骨木器，与跨湖桥文化多有相似，但最能体现一个人群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可塑性最强的陶器，却差距很大。河姆渡文化精美的猪、鸟等动物雕刻，也并非源于跨湖桥文化。更何况，在杭州湾遭遇海侵的大背景下，姚江流域也不是适合生存的迁徙方向。——从这一点看，河姆渡与跨湖桥的年代并不衔接，河姆渡文化是杭州湾地区环境重新稳定后，才发展起来的。
跨湖桥博物馆内的成功下海试航的复原独木舟。博物馆照片均来自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跨湖桥人的迁徙之谜，或许真的要从独木舟的行踪中寻求答案。或许，在生存环境恶化的前夕，他们乘着独木舟漂洋过海了？南太平洋群岛中，生活这一群以独木舟为最重要交通工具的土著人，称为南岛语族。南岛语族保留这中国东南地区许多史前文化习俗，学术界公认他们就是大陆迁徙过去的。能够制造独木舟的跨湖桥人，莫非就是他们的祖先？
这实际上也是最发人省醒的历史之谜。果真如是，那将是跨湖桥文化对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贡献了吧！
因跨湖桥而得到上山的测年为一万年
上山遗址
向我展示2001年时间之魅的，首先是跨湖桥，但最后扯开时间铁幕的，却是上山遗址。
考古测年最常用的是碳-14测年法。碳-14作为一种放射性元素，均衡地存在于自然界各类生命体中，一旦生命体死亡，碳-14就会因衰变而降低，每经过5730年，碳-14原子就降为原有水平的一半值。通过动植物亡体中存留的碳-14放射性水平与它的原始放射性水平的比较，就可以算出其死亡的年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考古样品的纯度、野外提取及实验室操作过程中受到的污染，都会影响样品测年的准确性。
难道跨湖桥遗址样品也存在污染问题？我设法与北大碳-14实验室的吴小红老师讨教。在一次通话中，吴老师听说上山遗址有夹炭陶片，就向我介绍可用少量炭素进行测年的加速器技术。
这让我十分惊喜。从这个意义上，跨湖桥的年代问题拖延多年，冥冥之中竟是为了一举突破时间，专为等候上山遗址的到来。
通过陶器与千年万年古人对话，是蒋乐平心怡和澎湃之事 蒋乐平提供
2002年的6月上旬，我请人将上山遗址的四个夹炭陶样品带到北大。
2003年元旦刚过，我还正沉浸在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发现的兴奋和忙碌之中，吴小红打来电话，透露数据为8000多年。1月27日，测定数据寄来了，最早的达9600年，另一个为8700年。我惊讶不已。几天后，一封来自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信函飘然而至，打开来，四个测年数据整整齐齐排列在一张白色的表格纸上，数据的早晚顺序与地层关系完全一致，树轮校正后约距今11400-8600年！这可比河姆渡遗址的年代早了4000-3000年，比跨湖桥遗址早了3000-2000年！
2003年11月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登《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
上山遗址与跨湖桥遗址一起，为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考古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
李念 编摘自《万年行旅——一个考古人的独白》
文末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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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乐平
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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