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曹操，有的人说他好，有的人说他坏，议论很多，文章也不少，人人各抒己见，这已经不足为奇了。历史上多少的能人将相，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几乎都是有好有坏，或者好坏参半的。
好人和坏人的争论，不止是曹操，历史上许多人都有。不只是大人，小孩也是。小孩子看戏，红脸白脸上场时，故事没看懂，先问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弄清楚了再决定喜欢哪一个。有些剧中人，凭脸谱可以信口回答，但是一问到曹操，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记载曹操事迹的书，主要是《三国志》，但是看的人不是很多。自从北宋的讲史，说三国的故事，元明以来的《三国演义》，清朝后期的三国戏流行以后，曹操便成为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了。随着印刷术和戏剧事业的发展，识字的人看小说，不识字的人看戏，通过这些媒介，广大人民吸取了有关祖国发展的历史知识。文学家们和艺术家们逐步地塑造成功现代舞台上的曹操脸谱，使得曹操这一名字在群众语言中有了特定的含义。
描写曹操的小说、戏剧，成功地影响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爱憎又反过来影响了小说、戏剧，这种不断的反复影响，曹操在人民群众中成为定型的人物，坏人的典型。说也奇怪，尽管坏，却并不讨人厌，人们喜欢看曹操的戏。
我们的祖先骂了曹操一千年，如今，我来为他翻一翻案。
这个案可不好翻，因为曹操有悠久深远的广大群众基础，小说和戏文已经替他定了型，换一个脸孔，观众会不认得，戏也不好演了。不好翻则不翻之，乱翻把好戏都翻乱了，要不得，我看，旧戏还是不翻为好，况且，何必性急呢，曹操已经挨了一千多年的骂，再多挨些年，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与其改戏，倒不如写新戏，另起炉灶，新编说曹操好话的戏，新编我们这个时代的曹操戏，又有何不可呢?
奸雄——能臣最早对曹操评论的两个人，一个是桥玄，一个是许劭。桥玄说他是“命世之才”，能安天下；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两个人的说法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总之，都很佩服他。奸雄这一鉴定是许劭的创造，后来许多关于曹操的评论，大体都和这一创造有关。
这两句话的含义，第一，治和乱是相对的，能臣和奸雄却指的是同一个人。第二，无论乱世还是治世指的都是曹操所处的时代。第三，曹操的人格有两面性，有能臣的一面，有好雄的一面，也就是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有优点，也有缺点。
奸是对忠而说的。对谁奸、又对谁忠呢？从当时当地的人来说，对象是汉朝皇帝，是刘家。从当时当地汉朝的臣民说，对汉朝、对刘家不忠的是奸臣。但从整个历史，从此时此地的人来说，一非汉朝臣民，二非汉帝近属，硬派曹操奸臣帽子，为汉献帝呼冤，岂非没有道理之至。
但是，问题也不简单，尽管过了多少朝代，甚至到了今天，还是有人对曹操夺取刘家政权有意见，。说怪，其实不怪，其中有个道理。
原来国家这一观念是近代才形成的，古代的人对国家的观念并不那样具体。比较具体的象征是皇帝，有了皇帝，也就有了政府了，有了法制了，也就会有统一的安定的局面。没有皇帝，没有政府，没有法制，天下就大乱了。因此，忠君爱国四个字总是连用的。要爱国就得忠君，不忠君也就是不爱国，皇帝没有了，也就失去了忠、爱的对象，也就失去了和平、统一、安定的秩序。至于皇帝是什么人，什么样子，那倒关系不大。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和法制。
东汉末年，政治腐烂得实在是不像话，人民忍受不住，起来闹革命，最后演变成地主武装割据地方，互相攻伐、连年混战的局面。这一州，那一郡，这个军事集团，那个军事集团，打来打去，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妻离子散，田畴荒芜，人民吃够了苦头，普遍的要求是统一、安定和平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皇帝这一象征就成了人民向心的力量，忠于皇帝也就是爱国。
曹操掌握了汉献帝这一工具，组织了强而有力的政府，颁布限制豪强法令，也适应了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和平的愿望，符合了时代要求。总之，曹操这顶奸雄的帽子是扣死在和汉献帝的关系上的。
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镇压、屠杀黄巾是坏事，是罪恶。但是，也应该分别来看，第一不能以曹操曾经镇压黄巾就否定他在这一时代所曾起的作用；第二曹操的对手刘备和孙家父子都是镇压黄巾起家的；人们骂曹操，却同情刘备，称孙家父子是英雄，同样的凶手，祖刘、孙而单骂曹操，这是不公道的。
除此以外，曹操还犯了不少罪，一是攻伐徐州，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睢陵、夏丘诸县；二是官渡之战，坑杀袁绍降卒八万人；三是以私怨杀崔琰、华佗等人。
至于《捉放曹》杀吕伯奢全家这一件恶名昭著的坏事，倒应该有所分析。据《三国志》注有三说。一是《世语》，说吕伯奢不在，五个儿子在家招待，曹操疑心他们谋害，夜杀一家八人逃走。一是孙盛《杂记》，说是曹操听见吕家吃饭家具响声，以为要暗害他，就杀人逃走。还自言自语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捉放曹》是综合这两说编成戏的。其实孙盛的话就有漏洞，人都杀光了，自言自语的两句话是谁听见的?第三说是《魏书》，说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抢劫曹操的马匹衣物，被曹操杀了几个人。这一说对曹操最有利，但偏偏不用。从历史事实说，裴松之是很小心的，把《魏书》的说法引在第一，三说平列，不加论断。从时代先后说，孙盛是晋朝人，他记的史事一定就比《魏书》正确，也是值得怀疑的。
袁绍、袁术家世显赫，是名门望族，号召力很大，曹操的家世虽然有人做官，却因为出自宦官，算不得名门，有点寒碜，抬不起头。名门望族有政治威望，有的要自立门户，有的勉强敷衍，不肯与他合作。自此，曹操有了军事实力之后，便有意识的打击当时的名门望族，扶植培养寒门子弟和中小地主，作为他依靠的力量。
曹操努力统一全国的事业，虽然得到中原地区人民的支持，但是，面对吴、蜀的坚决抵抗，终究是不能成功。尽管曹操不能及身完成全国统一事业，但是，他毕竟在他所统一的地区做了不少好事，不但安定了秩序，也促进了生产，繁荣了文化，推动了时代进步。
袁绍代表的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袁绍相比，曹操正好相反。他制定制裁豪强兼并之法，并规定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棉二斤。其他的不许擅兴发，责成郡国守相检察。百姓很高兴。 正是因为如此，当时农民才得以从大地主的兼并下解放出来，有了定额的租赋，无论如何，比之过去代出大地主租赋，郡国守相要什么就得供应什么的情况，是不同了，这对于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除在政治上抑豪强之外，他还进行了许多增产措施，如屯田，如推广稻田，改进工具等等。
从公元196年开始，曹操就大兴屯田。募民许下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来逐步推广到其他州县，“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明帝时人追说屯田之利说：“建安中仓廪充实，百姓殷足。”屯田的成果不但供应了前线的军食，还增加了生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节省了农民远道运输的劳力。百姓比以前富足了。
在这基础上，202年，曹操下令兴建学校，县满五百户，置校官，也正是在这基础上，他奖励文学艺术的创作，招集文士。他自己手不释书，白天讲武，晚上研读经传，登高必赋，制造新诗，被之弦管。建安文学的形成，他是有诱掖奖进的功劳的。
在政治上，他也采取抑豪强的方针，东汉两个最大的家族，袁杨两家，都是四世作公的。袁家兄弟破灭，杨家杨修有才，又是袁家外甥。孔融是孔子之后，也有重名，都借细故把他们杀了。相反，不是名门大族出身的广陵陈琳为袁绍作檄文痛骂曹操，连祖宗八代都臭骂一通。后来陈琳投降，曹操对他说：“你替袁本初骂人，骂我也就可以了，恶恶止其身，怎么连祖宗八代都骂起来呢？”陈琳谢罪，也就算了。还重用他，军国书檄，多出陈琳手笔。
用人只挑才干，不问门族品德，他有意识地反抗汉末说空话的风气，几次下令求贤，提到不管什么生活不检点的，即使偷窃、盗嫂的都可以用。从政治上来说，曹魏的秘书（中书）监、令，一直继续沿用到元朝。明清两朝也还受到影响。
曹操这个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诗人，此外，他还是艺术家，写一笔好草字，懂音乐，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刘备、孙权都远不如他。
他对当时人民有很大功绩，他推动了历史进步，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也犯了不少罪过，这些罪过排列起来一条条都很大。但就曹操整个事业来说，却是功大于过。
曹操是个当时杰出的大人物，有功劳，也有罪过，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而且所谓的十全十美的完人，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曹操是忠是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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