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我的苦苦地追忆和观察，在我有限的四十多年记忆中，中国的男性审美取向经历如下三大阶段：
百家争鸣的戏曲文化作为大众娱乐主流的六七十年代，许仙、张生、王俊卿等小生形象引导并形成了那个年代对男性审美的基本标准——俊朗斯文，再加上当年的王心刚、唐国强、达式常等银幕上距离现实更近一些的俊男的偶像效应，导致小白脸、戴眼镜、眉清目秀的文弱书生气占据了绝对的审美优势。
不信？回家问问你妈妈或奶奶、姥姥，他们当年的择偶的标准是不是白、瘦、个头适中的书生气？至少，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年代人们把个子高的男人说成傻大个，认为身材魁梧的男性是体力劳动者，比文弱的脑力劳动者卑贱。到现在我老妈夸自己儿子的方式还是：天生没力气，不如邻居二哥的块头大（戳我痛处！），言外之意，邻居二哥的身板才是农村干活的命。
当然，在那个年代，领袖人物大背头、中山装乃至夹克装对地方领导干部的影响、抗日神剧中李向阳、高全宝等英雄人物对一代人的影响，越穷越土越帅的高大全等无产阶级英雄的“憨厚”对文革时期农民青年的影响、以及雷锋、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对青少年“军装情怀”的影响，焦裕禄披着上衣叉着腰的形象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影响，等等，虽然都曾经在特定的时期左右过特定人群的审美，但是其广泛程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书生气”在6、7十年代的中国依然不可辩驳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男性审美标准。
我的记忆中，“王俊卿”和“唐国强”式的男性审美取向发生颠覆性的逆转，是从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大陆放映之后开始的。高仓健那粗狂、黝黑的硬汉形象对当年中国社会对男性的审美产生的影响程度，可以从那部电影放映近十年后的1987年，当年炙手可热的知名歌星常宽演唱的《高仓健快走开》的歌词中得到印证，那首歌代表当年更多还没来得及从“书生气”的优越感中挣脱出来的中国男性公民，直白地表达出对“硬汉”的羡慕嫉妒恨。
无独有偶，1982年《骆驼祥子》中的张丰毅、1987年《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姜文以及2009年《潜伏》中的孙红雷等明星，进一步奠定了二十年间（整整一代人），那种粗野、不修边幅、甚至丑陋的男性审美标准。只需四肢足够发达，弱智就成了朴实、面瘫成了冷酷，胡子拉碴、脏话连篇的嘴就成了雄性荷尔蒙喷雾器，满足了一代中国少女对异性的意淫和对情欲的望梅止渴。难为了男性那肌肉并不发达、平均1米70的身高以及从小搽雪花膏好不容易养白的脸。
当然，高仓健的一声呐喊和张丰毅、姜文、孙红雷等人的随声附和不至于掀起持续了整整二十年的波澜，香港功夫电影、警匪电影以及好莱坞的史泰龙、施瓦辛格等高大威猛的冷血银幕形象，哪怕他是流氓和罪犯，也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00年代的男性审美取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影响。
本世纪开始，没等中国的少女们那迷离的眼神从威猛的肌肉上挪开，一个带着经济和文化曾经相对发达的优越感的近邻，裹挟着海面上鱼虾的腥臭，在毫不设防的中国东部沿海悄然登陆。
那些自信到连邻居的祖坟都想迁到自家院里祭拜的棒子，可能是嫌基因被美国大兵侵染得不够，秀着刀劈斧砍后被化妆品模糊性别特征却还精致的脸，在“芒果”宴上一边嗲着思密达一边舞弄着不伦不类的太极拳，突然一发力，咔嚓一声，挤走了盘踞多年的东洋影视和音乐，挤走了中国少女本来就狭小的胸腔中的“硬汉”。
中国大陆的时尚界（特别是音乐）在赶超港台的势头中，借助席卷“芒果”宴后刮遍大江南北的韩流，追捧出比6、7十年代“书生气”更鲜、更嫩、更白的“小鲜肉”（单指男性），他们昂着头挺着不知道有没有的“胸”，被戳在最光鲜的舞台和银屏正中央，用能与棒子媲美的美艳身躯挥舞出一股比韩流还令人头皮发麻的“阴风”，彻底吹散时尚界原本过剩的雄性荷尔蒙之后，再用一股强劲的旋风把乌七八糟、淫乱不堪性取向原本还算正常“娱乐圈”搅浑，勾兑出前所未有的“男女通吃”之类的新“时尚”。
于是乎，让那些原本做着明星梦却连手术刀都无可奈何的男性面孔，只能耐心熬到年老，熬出花白的须发，熬到有人叫大叔的时候再博得时尚的青睐，博得那些对“腊肉”还有点兴趣的少女们的芳心。那些被“好声音”好不容易追捧起来的沧桑和高亢声音，不得不在薄如蝉翼的鲜嫩声带发出的咿咿呀呀的声音面前甘拜下风。
无意为“贵圈”合同的大小和纳不纳税去操什么心，也无意为未来人类的性取向是否会混乱到人人都能自我娱乐去杞人忧天。但是，至少希望好不容易开放的生育政策有人去享受，至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没能实现的多子多孙的梦想在下一代身上别再成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