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共十六帝。其中，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的一生可谓是九曲十折。
朱祁镇在正统（1436－1449年）、天顺（1457－1464年）年间两度在位，中间先是因“土木之变”成了瓦刺俘虏，不得不“北狩”一年，丢掉皇位；后又被异母弟弟明代宗朱祁钰禁于南宫七年；直到1457年“夺门”之变得以复辟，再经“曹石之变”，直至逝世。
那这位人生跌宕起伏，经历波折坎坷的帝王，如何在因败被俘，羁留蒙古草原，“北狩”一年是如何生活，安然回国的呢？
事出有因先看《明英宗实录》的记载，这是明朝官方的记载。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一日，“虏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猫儿庄，右参将吴浩迎战败死，脱脱卜花王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别遣入寇甘州。诸守将凭城拒守，报至，遂议亲征”。
朝中的一帮大臣们自然不同意明英宗的这一决定，吏部尚书王直率领一帮大臣合奏，认为“陛下得天之助，将士用命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
明英宗朱祁镇本人对大臣们的奏章并不以为然，认为“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
在清朝官方编修的《明史·英宗前纪》中观点与《明实录》前述基本一致，简单两句“……下诏亲征”“臣谏……不听”。不过在《明史·宦官一》中，却出现了“振狡黠得帝欢……振得因以市权……振权日益积重……十四年，其太师也先贡马，振减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举入寇，振挟帝亲征”的描述。
但这里问题就来了，同是清人所修，为什么《明史》前后表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因，一个是皇帝本意，一个是责任归咎于宦官“构衅瓦剌”。
其实，宦官王振得势、专权固然可恶，但只不过顺承了明英宗的意图，在一旁煽风点火而已。明英宗毅然决然的亲征行动，委实缘于瓦剌等部的犯边南侵，明军的节节失利，还谈不上王振的“挟帝亲征”。在这种局面下，年轻的明英宗颇有欲效仿祖先出征漠北，维护祖业，建立不世之功的意图。
此前，我在《“三变皇帝”明英宗朱祁镇》中梳理过，正统时期，为明英宗辅政的宣德朝的老一辈相继落幕，年少轻狂的天子得以开始锋芒毕露，急于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再加上身边一直所宠信的宦官王振“劝成”，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瓦剌崛起时间回溯至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年的三月到四月，蓝玉率明军在捕鱼儿海一战中大获全胜，对北元主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此，黄金家族后裔彻底丧失了对蒙古诸部的统治。相对统一蒙元政权陷入土崩瓦解，“分散而微弱，纷杂而无统”。
这期间，鞑靼“即蒙古，故元后也”，是曾经的蒙古本部，位于东面，而瓦剌在鞑靼以西，两部是自相雄长，都想通过拥立可汗进而从中攫取政治资本，挟可汗以令诸侯。后来在汗位争夺过程中，瓦剌首领扮演了重要角色，到明正统四年（1439年）时，也先在继承其父脱欢之位，自称太师淮王，成为瓦剌的新首领。
此后，也先暂时表面上保持着与东部蒙古脱脱不花（1433年，被瓦剌首领脱欢迎立为大汗）的君臣、联盟关系，不断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
明朝政府自洪武时期就对居于高原的蒙元各部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经济安抚的双重策略，避免一家独大。早先的瓦剌部在蒙古高原西部，后来趁着明朝征伐鞑靼，无暇顾及之际，再度崛起，趁机南下。到仁宣时期，明朝边务政策变成了“顺则抚之，逆则御之”整体收缩的防御策略，一定程度上坐视甚至默许了瓦刺的日渐崛起壮大。
到也先担任瓦剌首领后，更是肆无忌惮起来，开始觊觎明朝政府在西北、东北设置的各羁縻卫所，“先是，太宗置哈密、沙洲、赤斤、罕东四卫于嘉峪关外，屏蔽西陲。至是，沙洲先废，而诸卫亦渐不能自立，肃州遂多事”。在东北地区一向鼠首两端的兀良哈部，也在其蛊惑之下，叛服无常，频频兴师南下。除了政治、军事上的目的以外，经济上的考虑也占有重要因素，通过控制贸易通道，掠夺更多金钱、财物，以满足其生产与生活需要。
畸形朝贡明朝自成立之后，与蒙古各部朝贡、互设贸易时断时续。随着东、西蒙古呈现出暂时统一的状态，明蒙之间的朝贡、互市贸易也开始繁荣起来，各部朝贡使团的规模开始不断增大，热情高涨，明朝对其回赐随之大幅度增加，这确实能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例如，《明英宗实录》中记载，正统十二年（1447年）时，“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等二千四百七十二人来朝贡，马四千一百七十二，貂鼠、银鼠、青鼠皮一万二千三百”。如此多的人员，明政府得依例给赏。这种薄来厚往的“撒钱”工程，一方面刺激了蒙古各部的胃口，人来的越多得到的赏例就越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明政府的财政负担。
再看《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中记载，
“先是，正统初，瓦剌遣使臣赴京朝贡，朝廷亦遣使送至瓦剌，因留至明年，仍与虏使同来岁，以为常然，虏使贪婪无厌，稍不足其欲，辄构衅生隙。虏酋索中国财物岁有所增，又索其贵重无有者，朝廷但据有者与之。而我所遣使阿媚虏酋，索无不许。既而所得仅十之四五，虏酋以是衔恚，初遣使不满百人，十三年增至三千余人，又虚益其数，以冒支廪饩，会同馆官勘实数，以闻礼部，验口给赏，其虚报者皆不与，使回虏酋，愈怒，遂拘留我使，胁诱群胡大举入寇”。
这段记载直接显示出在朝贡贸易中，瓦剌等部通过朝贡获利不断索取的过程，以至于虚报名额，甚至采取武力讹诈的手段。
期间，明英宗曾严控入关人数，但效果不明显，后来又采取固定入贡赏赐等措施缩减赏赐数额，上述《明英宗实录》中的礼部“验口给赏”，即是对虚报数量的清点核查。这一措施，自然使得贪得无厌的也先等人心生不满。
另外，这种朝贡贸易的变化，也说明正统年间明廷使臣的作用发挥得并不是太好，一是没能限制住朝贡人员数量，准确阐明明朝政府意图，更不用说土木之变时沟通情报、发挥纽带的作用。
仓促亲征在得不到应有的礼遇之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一日，兵强马壮的瓦剌也先联合阿剌知院、脱脱不花等四路南下攻明，开始武力威胁。
在后勤问题、指挥问题、路线问题等还未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决定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于七月十六日亲率五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后期有学界分析认为不足三十万）出师，意图速战速决。这其实是一场没有把握的御驾亲征，明英宗意图寻找瓦剌进行决战，但一路上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使得这次亲征运气背到了家，在明英宗、王振两位黄金搭档的共同导演下，明军惨败的厄运开始上演。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日，明英宗的亲征大军来到了土木堡，此时，明军南边十五里的妫水“已为虏所据”，陷入瓦刺兵的环伺之中。八月十五日，断水的明军在人数仍然占优，瓦剌先以讲和麻痹明军，后来故意撤兵诈退伏击，诱使明军拔营，结果陷入再度合围的瓦剌骑兵军中，阵脚大乱的明军最终兵败土木堡。
对此，《明英宗实录》记载，“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
此役，明军与其说是被打败的，不如说是被蒙古兵给冲乱的。而明英宗朱祁镇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从一代帝王沦为异域囚徒，开启了他 “北狩” 的传奇人生。
小结：“土木之变”前，明英宗相对于其之前的仁、宣二帝，可以说是有更强烈的开拓意识，南征北讨，主动出击，但频繁的进攻显然无法掩盖日益衰败的明军边务。正是这场空前大败，深刻震动了大明朝廷，成为明蒙关系的转折点，“自土木之败，边将无敢与寇战”。至此，明蒙之间陷入了百年间的两相对峙。
（未完待续，本文原创作者：史说新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