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Dedee
“1978-1988那十年”的第三篇如约而至，我们将接着上文书，聊聊1980年发生的，那些人们已渐渐淡忘，如今看来却颇为不可思议的陈年往事。
1980年，西学东渐之风刮得愈发猛烈。或者说，当年曾红极一时的某些西方流行事物，又重新活过来了。
比如诞生于1945年，以俄式大菜为主打的北京大地西餐厅重新开门迎客了。之所以叫“大地”，是源自“彼得大帝”之“大帝”，同音不同字而已。
自打这家坐落在西四南大街17号的地下西餐厅“重见天日”，生意就几乎没有差过，什么正点饭口等座，想午休都关不上门等“光荣事迹”，让这家俄式老餐馆彻底成为1980年代的北京一景。
无数人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涌向这个地下防空洞，只为再次回味当年曾让他们无比怀念的重油重色，油大味厚。
除了最不能辜负的口腹之欲，另一种让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西风”，则与充满感性与神圣色彩的婚纱有关。
同一年，被誉为魔都第一块摄影金字招牌的老字号王开照相馆，正式恢复婚纱摄影业务。为了成为风口上飞得最高最稳的佩奇，王开可谓是做足了功夫。先找到当年魔都女性心中永远的红玫瑰“朋街女子服装店”，请几位退休老法师出山，只为复刻出当年上海滩名媛们最爱的婚纱款式。
婚纱被成功复刻出来还不算，摄影师在拍摄手法上也开始翻出新花样。比如1980年代最著名的“红太阳”系列，堪称40年前的网红摄影鼻祖。
男女双方背对镜头手牵手深情对视，两人之间有一轮如同咸蛋黄一般的旭日，还有一道红光打在新娘的白色婚纱上，喜庆又迷人。彻底抛弃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正面面向镜头的标准模板。
两只拳头都硬起来以后，王开的婚纱照生意立马芜湖起飞。
原艺术总监王伯杰回忆，一开始是每天限量拍摄60对，到后来是一天两家店280对，依旧供不应求。许多人托关系插队拍照，而没关系的新人只能开门前2小时搬着小板凳守在门口坐等。甚至还有从外地跑来指名要拍“红太阳”的。
此外，王开还顺便做起了婚纱生意——一件300元，卖给一些很不差钱的小夫妻。当然，更多的婚纱卖给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知名影楼。1980年代中后期，许多三四线下沉市场也都能看到同款婚纱与类似的“红太阳”作品。
据悉，1980年一年，仅仅依靠“红太阳”婚纱照，王开就赚得了200万元的净利润，成为了风口上最有资格，飞得最高最远的佩奇。而打造这套作品的摄影师被公司奖励了一套房子。
放2年前，王开的这一系列开挂行为就是老寿星吃砒霜——嫌自己活得长。但在1980年代初，“红太阳”和“朋街牌婚纱”这一对黄金搭档，无疑是最契合新时代精神的代表。
这边厢，年轻人们刚重新琢磨出婚纱照的新意义，那边厢，则爆出了一起在当时人而言有些闲得蛋疼的离婚官司。
主角是遇罗克的亲妹妹遇罗锦。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10年前，遇罗克因雄文《出身论》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坚称“人生而平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被示众枪决。10年后，遇罗锦因离婚官司几乎社死。
如今看来，遇罗锦的离婚原因太过正常了：与丈夫没有爱情。除了吃喝拉撒睡，双方沟通完全无效。
比如两人看电影，她乐得前仰后合，蔡钟培却连谁是谁都分不清；两人看画展她安静欣赏，蔡却大声和孩子讲述什么是画画；两人去香山，她说这里的景色多美多静啊！蔡来了一句“昨天我路过菜市场，那儿正卖便宜的黄花鱼，两毛五一斤，我真想排队。”
总之，遇罗锦表示蔡钟培但凡对文化有一点爱，她也不至于一点爱都没有！
蔡钟培也出离愤怒了。在他看来，自己简直就是遇家前生做牛做马今生再续前缘的大善人。因为结婚的两年时间内，他通过关系把遇罗锦的户口调回北京；还帮遇罗锦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是他一直在东奔西走为遇罗锦的亲哥遇罗克平反。
总之，蔡钟培认为自己功劳苦劳统统都占了——这和爱情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因为遇罗锦和他是纯粹的革命夫妻。为了革命，他必须两肋插刀。如果不是他，遇罗锦十有八九还在打零工，天天和一群街溜子守望相助。
一方认定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誓死离婚；另一方认定革命夫妻无需爱情，誓死不离。
由于“遇罗克亲妹”的特殊身份加持，这件5月发生的离婚官司没多久就闹得全国皆知，正式吹响当年“离婚潮”的第一声号角——有数据统计，1978年的离婚率为3.4‰，共28.5万对。而到1980年年底，离婚率达到了4.75‰，离婚总人数为近40万对。
离婚主力军多是当年与遇罗锦有相同命运与境遇的知识青年。他们也是当时那场全国大讨论，即“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中，支持遇罗锦与“感情第一”的中坚力量。
当然，大部分普通人依旧是站在遇罗锦与知青的对立面，认为她打官司就是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丢人。
媒体们也纷纷撸起袖子加入到人民舆论的汪洋大海中。好几家主流官媒明确指责遇罗锦是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一个堕落的女人”，就差把“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八个字刻她脑门上……但后者依旧坚持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座坟墓。她誓死也要冲出坟墓，她宁愿社死也不要被婚姻活埋。
就在遇罗锦在危机边缘反复横跳时，她还特地跑去参加了报告文学评奖，如亲哥附体了一般发表了个人作品《一个冬天的童话》，如实记录了她的家庭、经历、婚恋以及与一个马姓干部精神出轨的全过程。
毫无意外地，如此“三观不正”的作品加上离婚案buff叠加，遇罗锦名落孙山。但获奖者黄宗英却将自己的奖品送了过去：“三十年代，人们尚能够支持上官云珠，到了八十年代，为什么我们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
一语成谶。
在经历一年多的反复拉锯与两次审理之后，前后两位法官虽对于遇罗锦看法截然不同，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支持离婚。
遇罗锦之所以可以短平快地达成目的，除了要感谢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之外，还有7月上映的《庐山恋》，也可谓是一记神助攻。
经过了那些年的反复折腾，无数国人或习惯无视，或刻意忘却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那就通过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描摹爱情与时尚的《庐山恋》，来一场大记忆恢复术吧。
剧情极为简单。讲述中美建交后，美国长大的女主受父亲的爱国情怀影响回国，在庐山游玩时与父亲老战友之子相遇相知相爱，经历了一系列波折磨难最后成功在一起的爱情故事。
女主人设可以说简直就是为这部恋爱戏而生的，华侨之女，因此敢于穿最靓的泳衣，敢于搭讪最靓的郭仔，同时又有少女特有的羞涩与矜持——所以她只在郭仔的脸颊上浅浅一吻就娇羞跑开。
主演张瑜表示，当时其实是想直接嘴对嘴长流水的（不是划掉）：“实在太紧张了，没有勇气抬眼找嘴，所以只能在他脸上亲一下就跑。”
郭凯敏则根本不知道会被亲。老导演黄祖模为了抓住最真实的反应，只将接吻戏告诉了张瑜，故意没告诉郭凯敏。没有一丝防备，他的脸就被“偷袭”了。“他真被吓坏了，两只眼直翻腾，脸‘滋’一下就红了！”
正是这让郭凯敏差点晕厥，比蜻蜓点水还要轻的一吻，让《庐山恋》正式成为国内吻戏鼻祖，还顺便破了个吉尼斯世界纪录——40多年来，这部电影不断地在庐山的影院里反复上映，成为了介绍庐山的最佳软文案例。
除了爱情，黄祖模为了使张瑜看起来与海外彻底接轨，特意从香港购买了大量时装。在短短90分钟的电影里，共塞进43套时装，每套的平均出镜率为2分钟。甚至有不少款式在如今看来，完全可以挂上￥199.99的标价放ZARA去卖。
美景美人美装还有那轻轻一吻，彻底点破了中国人的性压抑，更重重撞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年轻人发现生活是有色彩的，美好是可以追求的。长久的压抑被猛然释放，人们居然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了——那真是一种心旷神怡，神清气爽的感觉。
当然，张瑜与郭凯敏在电影里做的一切，也是必须要模仿的。
自这一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谈论爱情，感受爱情，寻找爱情，无需再欲盖弥彰遮遮掩掩。他们也终于重新理解那个现实生活中，渴望爱情的大龄女知青，还是勇敢的。
大湾区人民则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在一年内看了三部超级情感大戏：丽的电视的《大地恩情》，无线电视的《京华春梦》和 《上海滩》。
影响力最广最深的，必须是当年无线电视的《上海滩》。
其实这部经典港剧的剧本灵感来源于1970年雅克·德雷执导的犯罪片《江湖龙虎斗》，讲述了1930年代，法国马赛的两个帅小伙，如何从街溜子一步步往上爬的故事。由“法兰西丑美男”让·保罗·贝尔蒙多和人人都爱的阿兰·德龙主演。
所以，原IP的基础就摆在那里，大差不差，再配上解放前上海滩青红帮的种种往事，《教父》等黑帮电影的经典段落，和周润发、吕良伟和赵雅芝等盘正条顺的无线最优秀学员——这部电视剧怎么会不好看。
据说，最早这部戏定下来的男主其实是郑少秋。可惜秋官当时拍戏太多通告太满累到整天发烧，想趁机休息一段时间，就推荐了当时还在龙套与男配四五六之间苦苦挣扎的周润发。
导演招振强按名索骥找到了身高1米85的周润发——基本认定就他了。后者为拍摄这部电视剧，还专门去读了1920-1930年代的上海地方志。
他和比他还要新的吕良伟，一起将“新人是怪物”这一定律演成了铁律，甚至让无数人对几十年前那个风起云涌、明争暗斗的上海滩心生向往，对那个刀口舔血时代与黑社会教父的无限崇拜。
更多人至今还没齿难忘许文强的白围巾长风衣，冯程程的麻花辫齐刘海，叶丽仪的“浪奔，浪流……”，以及火车站的初遇，丁力诛灭仇家，许文强身中数弹的最后时刻……
后来，这部剧理所当然地在内地全面播出引得万人空巷。不少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对！就是中年人）至今还清楚记得，每次播出之前都是三枪内衣“啪啪啪”的三声枪响广告，与《上海滩》的气质相貌精神素质是无比吻合。
1980年代，许多看过《上海滩》的人家在有了女儿后，都会不约而同地给她起名为“程程”——就如同50后的“国庆”，60后的“革命”，70后的“张伟”那般自然。而取名“程程”，不仅因为他们希望女儿可以长得堪比赵雅芝，更希望她可以成为一个敢爱敢恨，美好且自强的姑娘。
能享受爱情，却不会被爱情彻底冲昏头脑。
就在中国开启初级嗑CP加全民吃瓜热时，10月，中国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在著名的天津无线电厂（就是现在的天津通信广播集团有限公司）建成，它也正是第一个造出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的国营第七一二厂。
不同于1958年模仿苏联旗帜牌造出来的“华夏第一屏”，这条彩电生产线是直接从日本胜利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JVC）引进的，并参照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设计打造。
以这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为起点，方便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效率地了解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瓜田，中国人制霸电视制造业的欲望是彻底蚌埠住了——仅用了7年时间，就以1934万台的年产量超过霓虹，成为电视机年产量最多的国家。
北边的天津，用一条JVC的定制流水线挑起全国人民看电视的欲望；南边的柳州，用一辆微型面包车打下了人民代步车的江山。
1980年，柳州拖拉机厂已经是全国八大拖拉机厂之一，每年可产5000辆农用机，却依旧偏安一隅，不能说活得毫无存在感，也差不多处于倒闭的边缘。
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拖拉机造得有点多……没办法，这两年体制与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的强项农用拖拉机国家不再包销，直接导致仓库里积压了1713辆拖拉机没卖出去，年亏损58万。
既然造拖拉机没出息，那就赶紧掉头吧。他们听说机械部农机局与军工局正在酝酿组织搞微型汽车，那就往这个新方向转弯！
所以，为了将来能多一点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开始给自己找了点事儿——举全厂之财力，专门从霓虹采买了一辆三菱的第三代Minicab（L100）微型面包车。同时，广西自治区政府也正式批准他们成立轻型货车测绘小组。工人们奉旨量车，大家伙儿举着皮尺一毫一厘地对着L100进行了整整3个月的整车测绘之后，开始了柳州式逆向开发。
他们用自家现成的发动机，同时将Minicab和大发Hijet的外观进行了结合，用近2年的时间成功地将第一批样车造了出来，也就是著名的LZ110。
后者顺利通过了以200小时强震试验为首的各项检测，并取名为“万家牌”LZ110，商标就是“万家”的打头拼音字母W。依靠自己的发动机和这款新车，柳拖无比丝滑地成为国家计委和机械工业部钦定的四大微车定点生产厂家之一。
当年只为了继续偏安一隅的柳拖肯定不会想到，它不仅将在几年内成为国内微车圈的扛把子，更将在十几年后成为全国普通青年的最爱，并拥有一个全新的名字：柳州五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源于那辆三菱微面，又比三菱多两菱，就是多了两成的辛苦打拼，而喜欢它的人也多坚信“爱拼才会赢”。
是的，如果柳拖当年只仗着皮尺，其下场和众泰们是大差不差的。主要是他们还完全设想到了微面将来可能的应用范围——也是他们自1958年以来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师傅们都将微面造得朴实无华又结实耐用，至今还被许多人记忆犹新着：
“人生中第一次开车上路就是开着五菱微面跑了一百公里。这车太符合普通人家年轻人的形象了，朴实无华，吃苦耐劳，拿着微薄的工资加班加点的超负荷运转，脏了累了一把凉水一把抹布擦擦，病了最简单便宜的副厂备件换上将就着活，但是只要一脚油下去它就撒着欢的跑，只要别把车胎压爆了，再多的货也敢给你拉着……”
“我家有辆N手的老五菱微面，2006年左右到我家的。发动机从来没修过，变速箱修过一次，帮我家挣了很多钱。我家买了小轿车之后，这辆五菱就很少停室内了，天天风吹雨淋，副驾驶的门锈蚀都要掉了，我爸还在用它做生意拉东西。最近准备拿去报废，我能看出我爸挺舍不得，如果没买小轿车，这辆五菱的工况应该会更好。”
1980年，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实习员董兆乾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青松在没有卫星云图、没有固定补给点、没有科考站的情况下，首次登上了南极大陆。
我国不仅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也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后，首次出席了第十三届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共28名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现代冬季两项的18个单项比赛。
香港美心集团创始人伍沾德之女伍淑清，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注册编号为“001”。2个月后，中美合资建造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北京建国饭店正式开工建设。
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正式成立。很快的，它们就飞速发展成为了国内外闻名遐迩，人人向往的黄金之地。邓小平终于在中国见到了老朋友松下幸之助一行。他说：“我们把广东、福建当作特殊地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一个特区，欢迎各国的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利用香港同外界的关系比较容易沟通。”
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脚步，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同时，对于人性与内心有关的小小渴望与探索：物质追求、生理与心理需求等，终于也不再遮遮掩掩着，光明正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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