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非口语论》 孟昭连 著
【内容提要】文言体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的主要形式，在二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古代文明的发展成果，对传统文化的积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按照传统观念与语言学基本理论，文言体既是使用或模仿秦汉词汇和语法而写成的，作为其明显标志的“之乎者也”[1]
一类文言语气词，理应是古代口语词汇。但经过对历代有关论述的推理分析，笔者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之乎者也”并非古代口语词汇，而是人为创造的一种书面语符号，兼具断句和提示语气的功能；当唐宋之后的口语中出现了白话语气词之后，它才逐渐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语气词使用于书面语。
【关键词】之乎者也；标点符号；语气词；口语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别。
一般认为，文言之有别于白话，在于其使用的词汇、语法等属于先秦语言范畴，与时代口语有较大的距离；而白话则是唐宋以来在口语基础上形成的。秦汉语言成分愈多，书面语的文言程度愈高；
反之，则白话程度愈高。文言中有一批常用词汇，如“之乎者也”一类语气助词，在文言语体中往往具有指标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言语体的外在标志。
古谚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2]意思是说，只要这些语气词用得巧妙，就能写出好的文言。
语气词在一种语体中往往具有特殊的作用，“啊吗呢呀”在白话语体中的标志性功能同样也很明显。因为白话语气词来自口语，所以这类词用得多，自然就提高了语体的口语化程度。
文言书面语中的语气词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是个不该提出的问题。因为按照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原理，文字是语言的反映，文言书面语中有语气词，说明口语中客观存在着这样的词汇。
比如郭沫若先生就说：“那些语助辞，如焉哉乎也者，其实就是当时的口语声调。”[3]
这种观点是语言学家们的共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经过对古代语言发展过程的考察，笔者发现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文言语气词的“来路”颇值得怀疑。
《留青日札》
一 文言语气词的“产生”
关于中国文字的产生，虽然学界还有争议，但公认甲骨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根据目前对甲骨文的研究，其中不乏各种语气，疑问的语气是最常见的。
《左传·桓公十一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说文》：“贞，卜问也。”
卜辞是问卜的记录，所以甲骨文中有疑问句是必然的。尤其是其中的命辞，大部分学者认为都是问句[4]。但这些问句中有没有语气词，哪些是语气词，研究者的意见并不统一。
老一辈学者如郭沫若、陈梦家、管燮初等先生都认为甲骨文中是有语气词的[5]。
不过他们提出的语气词数量很少，只有“乎”、“不”、“才”（即“哉”）等几个；而就是这几个，也没有得到国内外大部分语言学者的认可，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说这几个“语气词”已经被排除。
后来李学勤先生又提出甲骨文中的“抑”、“执”是语气词[6]，也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公认。
事实上，甲骨文中没有语气词已逐渐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商代没有语气词，不等于没有不同的语气，口语中可以根据声调的高低、疾徐、轻重等来表达，可以不要语气词。
比如疑问语气，在口语中可以由声调的升高来表示，肯定与感叹的语气可以由降调来表现。
书面语无法表现声调，不同的语气则要通过其他方法，如词汇形式、句式等来表现。但相对而言，语气词对确定书面语的语气是最明确的证据。
没有这个证据，对古代文献的内容与含义的理解可能产生困难。关于甲骨文卜辞中的命辞是否问句的争论，部分地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没有语气词，有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命辞并非问句的观点[7]。
有关语气词的产生，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有如下论述：“在西周以前，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
《马氏文通》把语气词（他所谓“助字”）分为传信与传疑两类，但是在西周以前，传信可以不用肯定语气词，传疑可以用虚词‘其’字（原注：当时代词和语气副词没有分家）。
《书经·多士》‘我其敢求位？’这种结构是从殷代就沿用下来的。此外，否定性的问句在西周以前也可以不用任何传疑的虚词。”[8]
后来他又在《汉语语法史》中重申了这个观点：“在原始时代，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直到西周时代，语气词还用得很少。……春秋以后，语气词逐渐产生和发展了。”[9]
王力先生在这里并未说明，所谓“汉语可能设有语气词”究竟是指口语还是书面语，但按照语言与文字关系的传统观念，我们可以合理地理解为他是兼顾口语与书面语的，即语气词在口语与书面语中都不存在。
王力先生的观点获得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赞同。比如郭锡良先生就说：“我们认为在甲骨文时代语气词还没有产生，句子的语气只能是由别的语言手段来担任。”
同时认为，“语气词是西周时期才产生的，最初是‘哉’字，然后逐渐产生了其他的语气词。”[10]
语气词产生于春秋以后，这是有大量文献可以证明的。从《尚书》开始，《诗经》、《左传》尤其是《论语》及战国其他诸子著作，都有大量各类语气词。
语言学家认为，这一时期“可以说表示各种语气的语气词体系已相当完备”[11]。
笔者根据郭锡良先生对先秦经典中语气词的统计数字，改制成下面这张图表，想以更为直观的方式，观察先秦语气词的出现与发展情况。
根据此图可以看出，在春秋中期之前的书面语中是没有语气词的，图中以“……”示之。《尚书》中只有三个语气词，一个“乎”字，七个“矣”字，116个个“哉”字[12]。
《诗经》中增加到六个，《左传》则上升到九个，《论语》增至十一个。
《论语》中的语气词使用次数与字数之比在这几部经典中是最高的，达57‰，也就是在1000个字中就有57个是语气词；《孟子》也有54‰。《论语》号称“语录体”，而《孟子》则是个人创作的书面语著作，语气词的使用居然如此接近，比较奇怪。
下面几部经典中的语气词使用量相差不多，在平均量34‰上下。由图表中的高低走向，多少可以看出先秦书面语中语气词的发展轨迹，是从少到多，然后再平稳发展，似乎很符合事物的一般规律。
但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论语》之前的这一时段。按照通行的说法，《尚书》、《诗经》成书于春秋中期或稍前，《左传》、《论语》成书于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前后相差才二三百年，语气词却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发展到完备的阶段，这种“爆发”式的语言现象，应该如何解释？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
从古至今，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考虑到上述几部经典多多少少都与孔子有些联系，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史马迁谓孔子“删诗”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也说《尚书》乃“孔子纂焉”，那么这十几个语气词从在书面语中开始出现，到大量运用，也许根本没用二三百年的时间，而是同时出现的[13]。
假如事实果真如此，联系到当下语言学家们的共识，文言语气词也是古代口语，那么这种现象就更加不可思议，问题也就显得更严重。
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二三百年间甚或在某一时间点，突然出现了一整套以前所没有的语气词，那么它出现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在古代传播手段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在全民口语中迅速普及的？又是如何进一步在战国书面语中广泛运用的？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必须有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以往有关此一问题的种种议论，岂不成了无的放矢之说？
《汉语史稿》
二、文言语气词是何时“消失”的？
除了文言语气词的出现过于突然，它的消失也很神秘。王力先生说：“汉语语气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留传下来，‘也’、‘矣’、‘乎’、‘哉’、‘欤’、‘耶’之类，连痕迹都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来自各方面的新语气词。”[14]
根据笔者的理解，王力先生这里说的应该是在口语当中，因为在书面语中一直到现在还有人零星使用着文言语气词。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毋容置疑。
出于同样的道理，文言语气词在语言交流中的作用也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如此重要的一类词，突然某一天在口语中消失得“连痕迹都没有了”，虽然王力先生将这种矛盾现象说成汉语发展的“一个特色”，但这个“特色”是否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呢？
更奇怪的是，被口语弃之如敝履的“之乎者也”，却被书面语奉之若神明，甚至成为文人身份的标志，斯文典雅的象征，持续使用了两三千年。
正因为这种现象难以理解，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王力先生的观点，千方百计地寻找文言语气词与近代汉语语气词的联系。笔者认为，既然古代口语中确实存在过文言语气词，那么首先搞清它们是何时“消失”的，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消失”的原因，最终解开这个语言史上的“千年之惑”。
语言学界流传着一句名言：“说有易，说无难。”口语既然是一种瞬间即逝的表达方式，要准确地判断文言语气词在古代口语中是何时消失的，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过，笔者这里采取一种不同的思维与推理方式，通过对古人论述中的蛛丝马迹的细致剖析，试图寻找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答案。
考察的顺序是逆向的，先明清，再唐宋、南北朝，最后才是秦汉，看看文言语气词究竟是何时从口语中消失的。
（一）明清口语中有无文言语气词？
明清口语中有无“之乎者也”？
若非专业研究者可能不敢轻意回答，但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大多应该明白，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明清是古代小说、戏曲的繁荣期，白话已占据了书面语的大半“江山”，在《金瓶梅》、《红楼梦》等最接近口语的作品中，并无“之乎者也”之类。
《红楼梦》作者在第一回借石兄之口说：“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15]
说明曹雪芹是反对作品人物满口“者也之乎”的，因为这“不近情理”，亦即不符合生活的现实。其实，不但鬟婢们口语中没有“者也之乎”，就是公子小姐口中也不会有，口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全民性，同一时代不可能存在两种语气词。
清代语言学家对此问题也有明确回答。
清人袁仁林著有《虚字说》，明确表示当时口语中并无文言语气词。他说：“五方殊语，莫不随其语而声情以具，俗所谓口气也。……当其掉舌时，何尝有‘焉’‘哉’‘乎’‘也’等字？而其声则可以诸字括之而无余。”[16]
他在强调虚字的语气功能时，明确指出“焉”、“哉”、“乎”、“也”这些语气词，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掉舌”即说话之意。
同时，他还认为“呜呼”、“噫嘻”这一类感叹词也不是口语：“‘呜呼’‘噫嘻’之类，非言也，注为‘辞’，言此乃写声之文辞也。”[17]
前一个“言”就是指口语，“文辞”即书面语，“非言也”即指“呜呼”、“噫嘻”并不是口语词，只在书面语中存在。
袁仁林将口语与书面语分得很很清楚：“出诸口为言辞，写之字为文辞，笔舌难分，而其为‘辞’则一。”[18]
清人胡煦《周易函书约存》云：“《周易》为上古之书，文字初起，不能不简而该，使人便于传习而深致其思耳。非如后世，文字既盛，道理大明，遂添出‘者也之乎’，累牍连篇而不可止矣。”[19]
所谓“添出‘者也之乎’”明确是说古人写文章，“者也之乎”都是添加上去的，本不属于口语。
康熙年间魏维新在为元卢以纬《助语辞》作的序中，既强调了“之乎者也”对文章的重要作用，又论其使用之难，慨叹“而悉其解者，十焉未必得五”，说明清人虽然也写文言文，但对文言语气词的真正含义与作用，大约有一半人根本就不明白它的含义与用法。
《虚字说》
明清之际的李渔主张写文章要“一气如话”，他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20]
如果口语中有“者也之乎”，他只说“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就够了，不会再加上“只多‘者也之乎’数字耳”这一句。显然，李渔是把“者也之乎”排除在“说话”之外的。
明代的王骥德主张戏曲语言要用口语，他说：“对口白须明白简质，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当家。”[21]
他认为戏曲对白用“之乎者也”，就是外行，因为这些词汇不是口语，观众听不懂，所以不会欢迎。
明人胡文焕为《助语辞》作序时引谚“之乎者也矣焉哉，用的来的好秀才”，且云：“盖谓此易晓而不易用也。余亦每患此。”[22]
若这些语气词为当时口语，天天都在用，岂能有“不易用”之“患”？引谚也是说的语气词使用之难，只有秀才们才能用得好，这也从侧面说明明代口语中肯定没有文言语气词。
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接见孔子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23]
完全没有文言语气词。朱元璋下的“圣旨”有时也用白话：“说与户部官知道：……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24]
明成祖朱棣主张给边疆将士的敕令都要用白话：“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25]皇帝平时说的也是白话，实录中的文言都是史官们改成的。
不仅如此，明清戏曲小说中总是把“之乎者也”作为酸腐文人的标志，大加嘲讽。
如明贾仲名《对玉梳》第一折：“恁那‘之乎者也’都休论，使不着调‘子曰’弄‘诗云’，待做惜花人。”
周清源《西湖二集·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原来这些父老，不过是与钱王一伙同挑盐担的人，如何晓得‘之乎者也’？”
《镜花缘》有一段情节，更为形象地说明当时人对“之乎者也”的态度。
第23回：“酒保陪笑道：‘请教先生，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取来就是了。
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给你一拳！’吓的酒保连忙说道：‘小子不敢，小子改过！’”如果“之乎者也”是全民口语，它不可能单单成为文人的标志而受到嘲讽，酒保也不会因此而道歉。
正因为“之乎者也”本来只应在文章中使用，附庸风雅者不明事理，假充斯文，将之带入口语，所以才被百姓们讥为“酸腐”。
《助语辞集注》
（二）宋元口语中有文言语气词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
宋元是近代汉语发展成熟的时期，白话语体已经渗入多种文体，只要看看宋代通俗词派、宋儒语录、宋元话本小说及元曲这些接近口语的作品，就会发现书面语中已经出现了一套全新的语气词，这才是真正活在口语中的语气词。
虽然这些作品仍有少量文言语气词在使用，但那显然只是一种文人作文的仿古“惯性”使然。金元戏曲中借“之乎者也”讽刺文人的情节也不少，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四：“俺捺拨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卖弄能言语，俺错口儿又不曾还一句。”[26]
元关汉卿《单刀会》第四折：“我根前使不着你‘之乎者也’、‘诗云子曰’，早该豁口截舌。”[27]
这都说明迂腐文人把书面语中的“之乎者也”搬到口语中来，下层百姓是不接受的，而且认为那是很可笑的行为。
前述明清小说曲以“之乎者也”为口实讽刺文人，不过是继承了元杂剧的传统。
宋僧文莹《湘山野录》载：“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28]
宋太祖是武人出身，他觉得日常口语中说的“朱雀门”就足够了，不明白中间加个“之”字有什么用处。
宋太祖的困惑无可辩驳地说明，不但“之”字在宋初口语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乎者也”这几个语气词也是不存在的。
如果宋代口语中有“之乎者也”，太祖本人说话也离不开这些词汇，岂能不明白“之”的用处？又怎能说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种荒唐的话？其实宋朝不少皇帝的御批都是白话，并无“之乎者也”。
如宋太祖的御批：“我曾与你作指挥，问定远都头有家累无家累，且发遣铁骑都头”、“与臀板十七板”、“点出各人姓名”[29]等，并不像文人那样，无端地在句末加上文言虚词，以显其雅。
宋度宗的御批也是白话：“令旨付藏一。所有陈世崇诗文稿都好，可再拣几篇来，在来日定要，千万千万！”[30]
宋人洪迈云：“《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31]
所谓“作文者”就是指文人。洪迈强调“作文”，显然是相对于口语而言；而且他认为这些语气词的作用是“句绝”，也就是指书面语中的一句话的停顿标志，而口语中的停顿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什么标志。
如果宋代口语有“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人人都要用，洪迈何以要单说“作文者皆然”？强调“作文者”，正说明“不作文”的社会大众是不用这些语气词的。
他先是说“《毛诗》所用”，最后又说“至今作文者”，明显指的是从上古到宋代的书面语，与口语无涉。
与之同时的陈骙在其所著《文则》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礼无傧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32]
在陈骙这部著作里，“言”与“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言”是指口语，“文”是指书面语。所以他还有“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载言，则文贵其简也”之论。
像洪迈一样，陈骙在这里强调的是助辞在“文”中的作用，举的例子也全为先秦经典，显然是把口语排除在外的。
尽管洪迈、陈骙重视语气词在书面语中的重要作用，但因宋代口语中并没有这些词汇，所以文人下笔错误仍然不可避免，即使文史大家也是如此。
欧阳修散文被誉为“一代之主”，但金代王若虚就指责他的《五代史论》“曲折太过”，“助词虚字亦多不惬”，“多错下‘其’字”；还批评苏东坡“用‘矣’字有不妥者”[33]。
元人卢以纬撰古代第一部虚词专著《语助》，用当时口语释文言虚词。
比如他释“之”：“多有‘底’(平)字意”，此处“底”即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释“亦”：“是俗语‘也’字之意”；释“已”：“此有俗语‘了’字之说”；释“甚”：“犹吴人俗语‘曷’字”。可见元代“底”、“也”（副词）、“了”、“曷”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之”、“亦”、“已”、“甚”都是书面语词汇。
卢元纬还将“不亦说乎”译为“莫不也有喜悦处吗(平)?”可见“吗”是元代口语，“乎”则不是。
另外，元杂剧及朝鲜人学汉语的教材《老乞大》中，还有“里”、“么（末）”、“着”、“那”、“罢”、“呵”、“来”等新出现的语气词，这些才是真正的口语，而且直到现在大多仍然活跃在口语中。
元人吴澄撰《经筵讲议》为皇帝讲书，将《帝范君徳》翻译成口语，其中有“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为教太子底上头，自己撰造这一件文书，说着做皇帝底体面。
为头儿说做皇帝法度，这是爱惜百姓最紧要勾当。国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见有。”[34]
完全没有文言语气词。元代皇帝以至大臣大多不通汉语，诏书文诰用的是汉蒙夹杂的所谓“汉儿语言”，全为大白话，根本见不到“之乎者也”的影子。
有的研究者说：“我们发现，在北宋，古汉语语气词消亡的速度非常快”[35]。
其实，岂止“消亡快”而已，这些语气词本来在宋元的口语中就不存在。
《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
（三）唐代口语中也没有文言语气词
在很多的观念里，唐代既是一个“诗的时代”，而且韩柳的古文也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文言作家的典范，所以唐代口语应该是文言体。
其实这只是书面语留给人的假象，“之乎者也”在唐代口语中同样是不存在的。
最明确的一个证据见于柳宗元《复杜温夫书》。
柳在信中批评杜生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36]
柳宗元在这里所说的“助字”，就是指的语气词。他认为“乎、欤、耶、哉、夫”这几个“助字”是表疑问语气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语气的。
作为古文大家，柳宗元对文言语气词的认识肯定要比一般作家深刻，“疑辞”、“决辞”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人对此问题的最高认识水平。
后来《马氏文通》将助字分为“传疑”、“传信”，就是继承了柳宗元的说法。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柳宗元这段论述，文学史家赞其提携后进，语言学者则肯定其第一次将语气词分为传疑、传信二种，这都有道理。
但笔者更关注的则是杜温夫其人。杜温夫何许人，已难以查考。但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载，宗元刺史柳州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37]。
这个杜温夫两月之内给柳宗元写了三封信，还寄了十卷文章，让柳“指正”。柳不但给他回了信，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分不清这几个最常见语气词的基本用法。
从情理上推测，杜生虽然未必称得上“名士”，起码也算得上当时的一个“写家”，但他何以连疑问句要用疑问词，肯定句要用肯定词这么简单的知识都不懂呢？
如果这些语气词就存在于唐代口语中，而这位不懂用法的年轻人又如何与人进行口语交流呢？他难道会在向别人发问时用肯定语气，而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反而要用疑问语气吗？
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用错某个词并不稀罕，但不分“啊、吗、呢、呀”将语气词混为一谈的现象，却是很少见到的，甚至完全没有。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口语中“啊、吗、呢、呀”表示着不同的语气，要表达什么语气就用相对应的语气词，这是连呀呀学语的小孩子都掌握了的知识，只要把口语“照搬”到书面语中，就不可能发生用错语气词的问题。
杜温夫竟将“乎、欤、耶、哉、夫”及“矣、耳、焉、也”混而为一，犯了正常人不可能犯的错误，原因何在？
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唐代口语中并不存在这些语气词，而他又没从前人的文言书面语中体会出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故发生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
柳宗元为杜温夫提的建议也说明了同一问题：“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
他让杜生将前代名人文章中的用法与自己的说法相对照，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些语气词的用法了。
柳宗元何以让杜生从前人著作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口语实践中去学习呢？正说明这几个语气词的用法其实只是一种书本知识，而且是只存在于“前闻人”书本上的知识，并非口语实践问题。
柳宗元对杜生的教导，当然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因为他就是从前人书本上而不是从口语中学到的这些知识。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
唐阙名《玉泉子》载，唐元和年间的宰相李绛有个侄子叫李据，没读过书，托祖荫而得官。
一次他判人该打五大板，判词写的却是：“如此痴顽，岂合吃杖五下。”他的本意是此人应挨五大板，但因不懂“岂”的用法，将判词写反了。手下人赶忙提醒他说：“岂合吃杖”是“不合吃杖”的意思。
李据却不买账，反而强词夺理地说别人不懂：“公何不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哉？”[38]
他认为“岂”是助语是对的，但进而认为“岂”与“之乎者也”的用法没有什么区别，则很荒唐。
这说明唐代口语里不但没有“之乎者也”，连“岂”字也是没有的，否则，李据何以不懂“岂合”就是“不合”的意思，以致闹出笑话？手下人既然用“不合”提醒他，说明“不”才是唐代真正的口语，而“岂”只是当时的书面语。
李据没文化，又想转文，结果把“岂”的意思弄反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就特地点出李据“不知书”，他不懂“岂”的含义并与“之乎者也”混为一谈，正是“不知书”的结果。因为这几个词都是书面语，不识书的人不可能分清它们的用法。
如果唐代口语中有这几个语气词，即使“不知书”，他也不可能弄错。其实，唐代用错“之乎者也”的不光是“不知书”者，也有文坛大家。如韩愈著有《通解》一文，宋人陈长方就认为此文“之乎者也，下皆未当”[39]，也就是语气词用得不对。
如果仔细体会，这个“下”字正与胡煦所说的“添”字意同。陈长方甚至怀疑这不是韩愈所作，因为他觉得韩愈不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洪兴祖则谓“《通解》、《择言解》、《鄠人对》，或云皆少作。”[40]
从另一个角度为韩文的错误缓颊，但同样也认为韩文用错了“之乎者也”。韩愈号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看来他对前人亦步亦趋的模仿还是未能尽善；其实，“三代两汉之书”在“之乎者也”的使用上本来就颇多混乱，后世仿古者在这个问题上出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我们读读唐代比较口语化的作品，就会感到其中的文字与“之乎者也”格格不入，而与现代语言更为相似。
唐初诗人王梵志有“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这样的诗，而唐末卢延让诗中则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
白居易要求自己的诗达到“老妪解之”的程度，实际上就是要求完全口语化，故白诗里就没有文言语气词。在唐代僧人语录、变文等佛教文献中，文言语气词的数量极少。
比如最常用的“也”字，《论语》和《孟子》的使用率是30‰和80‰，而《坛经》和《变文集》的使用率均为1‰，真可说微乎其微；《祖堂集》稍高，也才3‰。
这几部文献多为禅家语录与故事，记录的人物语言非常多，恰是这部分内容几乎没有文言语气词，出现的是真正的口语语气词“摩”、“聻”、“那”等。
综合多种文体中的这些现象，再联系杜温夫与李据的故事，我们就会相信，唐代口语中从来都不存在文言语气词，而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文言语气词在口语中要退位了”[41]。
《中国葫芦志》
注 释：
[1] “之”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代词、助词，但在《诗经》等经典中有用为语气词的。
[2]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
[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页。
[4] 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绝大部分国内学者目前仍持命辞都是问句的传统看法”。如刘鹗、孙诒让、郭沫若、管燮初、李达良等。
[5] 参见郭沫若《殷契粹编》、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及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
[6] 李学勤：《关于师组卜辞的一些问题》，《古文字研究》第三辑，1980年。
[7] 主要是一批美国学者。如1972年吉德炜《释贞——商代贞卜本质的新假设》否定命辞是疑问句，认为命辞是“一有关未来的陈述命题”。1974年舒莱也主张命辞非问句。1982年倪德卫、1983年夏含夷皆发表了与吉德炜意见相近的观点。
[8]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45页。
[9] 王力：《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95－296页。
[10] 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9页
[11]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2] 此取王力说。郭锡良先生看法不同，认为有五个语气：一个“乎”，一个“已”，两个“焉”，七个“矣”，112个“哉”。
[13] 顷见近代朝鲜族学者金泽荣云：“‘焉、哉、乎、也、之、而、故、则’等语助字，虽似乎俚，而至妙之神理实在于是。《尚书》、《周易》之文罕用此，用之自孔子始，而司马史尤多用之。”甚是。
[14] 王力：《汉语史稿》，第458页。
[15]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页。
[16] 袁仁林：《虚字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8页。
[17] 袁仁林：《虚字说》，第129页。
[18] 袁仁林：《虚字说》，第129页。
[19] 胡煦：《周易函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76页。
[20] 李渔：《窥词管见》第十二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1] 王骥德：《曲律》三卷，《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41页
[22] 卢以纬：《助语辞》，黄山书社1985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3]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78页。
[24]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
[25] 杨士奇：《东里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87页。
[26] 王实甫：《西厢记》附录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324页。
[27] 王季思等：《元杂剧选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28] 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页。
[29] 周密：《志雅堂杂钞》，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页。
[30] 刘埙：《水云村稿》卷7，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1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14页。
[31] 洪迈：《容斋随笔》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70页。
[32] 刘彦成：《文则注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33] 王若虚：《文辨三》，《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7－230页。
[34]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十五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35] 罗骥：《北宋语气词及其源流》，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215页。
[36]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37] 刘煦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14页。
[38] 唐佚名：《玉泉子金华子》，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0页。另见卢言《卢氏杂说》。
[39]《步里客谈》：“《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当，其诬退之多矣。”《笔记小说大观》本，1977年，第255页。
[40] 启功等主编：《唐宋八大家全集·韩愈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672页。
[41] 齐冲天：《汉语史简论》，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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