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4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慰安妇肖像墙。图片来自ICphoto
红星新闻记者 卢燕飞 发自湖南岳阳
实习编辑 朱洁英
她们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会消失在那个熟悉的村落，化作一缕青烟。
当年残害她们的人像科莫多巨蜥一样等待她们被遗忘，以免她们的正义的声音被更多怀有良知的人听见。
这是一段悲伤的历史，也是一段让她们难以启齿的经历。她们坚强的活着，更多的人临终前未能听到属于她们的歉意。
最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的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了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她们分别是101岁的方奶奶、95岁的欧奶奶、91岁的沈奶奶。
采访最后的“慰安妇”幸存者，对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场考验。期间我们见到了最小的受害者，她是今年86岁的易菊连。“他们不应该到我们这里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心里不舒服。”她没有上过学，也不认识字，提起侵华日军心中只有一个“恨”字。
还有93岁的彭竹英老人，她在9岁的时候遭遇侵华日军的细菌弹，造成双目失明，15岁时被日军抓获备受折磨，从此失去生育能力。她在黑暗中度过84年，将自身经历递交给联合国，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如今，纪录片《二十二》中拍摄的老人仅剩两位，目前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只剩下14人。
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苏智良教授说，尽管侵华日军暴行过去了70多年，但我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在，日本政府还没有认罪，所以这段历史并没有真正结束。她们经历那么多痛苦依然选择向上生活，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
↑易菊连
提起日本侵略者，心中只有一个“恨”字
第一次跟易菊连见面，她正拿着镰刀在门前房檐下割草，看到外人过来，像个小伙子一样朝着我们快步走来。
她是在册“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生于1936年9月11日，今年86岁，现住在湖南平江县一个小山村。
平时她和小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由于家里只有两个房间不够住，小儿子有空从外面打工回来的时候，还在用红砖一点点盖房。老人的儿媳说，易菊连现在患有支气管炎、冠心病和便秘、高血压等，平时在喝中药。由于走路不碍事，所以至今还没住院治疗，只是在村里开了点药。
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过村子，除了在房前除草就是到田里干点儿农活儿。每天上午、下午还会找时间打个盹儿。
在与易菊连交谈时，记者也会时不时听到易菊连喘息的声音。她从小没有读过书，也不认识字，但很多道理都懂。当记者问她对现在日本人的看法时，她说她表达不出来，只知道恨。她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进行维权，自己很少向村里人提过。
易菊连之前的经历，志愿者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根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记录，1944年初夏时节，日军最后一次来湖南上沙县金井镇扫荡，已经丧失母亲的易菊连拿着一床草席跟着父亲一起逃难，在长沙县王板洞遇到日军部队。
当时有几个日军手里拿着枪威胁他们，嘴里说着“卜啰卜啰”，大概意思是“不许动”，还有“花姑娘不要跑”。父亲吓得不敢作声，眼睁睁看着易菊连被日本兵抓走。
易菊连当时不到10岁，自己还没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几个日军强暴了。者愿者不断向记者比划，当时易菊连跟现在的床宽差不多，在1.2米左右。后来，日本兵将易菊连带到一个离家大约10多里的地方，关在一间房子里。她记得是一间茅草屋，窗户不坚固也不高。在那里每天都有日军对易菊连施暴，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
不知过了多少天，易菊连发现门外的日本兵没有了动静，于是就从窗户跳出来跑回家里去了。到现在易菊连都还怕日本人，看到电视里放日本兵就会流泪。
在易菊连床边，志愿者向红星新闻描述当时寻找易菊连的经过。他们刚开始在易菊连所在的村子里寻找另一位“慰安妇”，不过找到的时候被对方否决了。后来村支书告诉志愿者，村里还有另外一名受害者，名叫易菊连。当志愿者找到易菊连时，感觉她太年轻了，有点不太相信。“易菊连看到我们也有些害怕，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世道，怕找麻烦的来了，戒备心很强。”志愿者说，后来通过女性人员做通工作，她才愿意开口向人们讲述。
被日本人抓走后，她遭到了非人般的折磨，逃出来时受了些外伤，后面发现自己患上了很多妇科疾病，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刚解放时，易菊连第一次嫁人，生了两个小孩都没有活下来。丈夫嫌弃她不能生育，没有离婚就将她赶走了。五年后，舅舅家的女儿把易菊连介绍到平江县的第二任丈夫家里，经过调理，生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孩，都健康长大。
易菊连清晰的记得，当时她刚来到平江县这个家里时，当地发生了很大的水患，把村里的很多房子都淹了。在那个老房子里住了60多年后，前年易菊连小儿子花了2万块钱在附近300米处买了一处房子，他们搬到了那里。现在他们打算在屋子旁边再盖一间房，还会养些鸡鸭等家禽。
提到当年日本人时，易菊连说，“他们不应该到我们这里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心里不舒服，只知道恨。”
↑凌英嫂
她独自一人住在简陋的土房里，“当我死了只麻烦外甥女处理下后事”
凌英嫂坐在屋前望着前面乡村公路的人来车往。她至今还住在土房里，那是很大一个庙宇，里面由于潮湿长出了很多苔藓。
在堂屋的大门里，摆放着十来张竹椅，客人来时可以在这里随便歇歇脚。记者和志愿者来到凌英嫂住处时，她正在门前给豆角浇水，她说今年没有种辣椒，因为不能吃了。门前大概借了五平米菜地，那是她平时劳动的地方。看到人们过来，她总是笑盈盈的。
我们到来时，凌英嫂已经打了一针疫苗，过些天就有人通知打第二针了。前些天有人帮她把菜地挖了一下，往里面种了点苋菜。这是湖南当地经常吃的一种应季蔬菜，有时候凌英嫂自己做饭也会掐点菜叶放进去。
志愿者想让她到外甥女那里住，凌英嫂不想麻烦别人，说有个侄子也让她过去，她没去，因为“他们家里有一个病人，神经有点儿不正常，我去的话他们家就有两个了，不能麻烦别人。”
“反正都要死了，不想死在外甥女家。”凌英嫂说现在每天只吃两顿饭，想吃的时候吃点儿，不想吃的时候就不吃了。她哪里也不想去，说自己死了只麻烦外甥女、侄子帮她办下后事。
根据志愿者介绍，凌英嫂生于1924年10月，湖南平江人。1939年秋，日军来到平江，将凌英嫂抓住关进当地的屋子里。
后来凌英嫂的大嫂也被关了进来，还有一位从外地来避难的妇女也被关进来。屋子里没有床，更别提被子，只能睡地上。她们三人在这间屋子里受到日军的凌辱，稍不顺从就挨打。
凌英嫂很害怕，不时听到其他房间的妇女发出凄惨的叫声，其中有个叫彩大嫂的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凌英嫂心想，如果不逃走就会被日本人折磨死了。
四天后傍晚时分，凌英嫂和其他两人趁日军吃饭疏忽之际，从慰安所冲了出来。日军发现后，开枪射击，外乡人当场死亡，大嫂右手臂被击中，凌英嫂侥幸逃了出来，在山上躲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敢回家。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资助下，现在同村有位女士每天会定时给她送来饭菜，也会顺便照看下她的身体状况。她的外甥女也会经常来看她。
凌英嫂就住在乡村马路旁边，门前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她守望着这片土地，坚强而自由的活着。
↑彭竹英
她在黑暗的世界里苦等84年，至今没有等来一声道歉
她看不见，听力也不太好，当客人到来时，招呼侄子从冰箱里给客人拿来了削好的荸荠。
“你们从成都来的？四川有个峨眉山。”彭竹英老人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给记者寒暄起来。
我们到彭竹英居住的屋子时，她刚做完午饭，在洗盘子。然后摸索着把煤炉搬到屋外，用一根特制的铁棍将里面用完的煤球捡出来。
她的世界是安静的，但能够感受到外界变化的存在。每天通过收音机，她知道国内正在防控新冠病毒，而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因为地区安全威胁爆发局部战争。
早上起来，彭竹英会把被子叠的整整齐齐，然后7点多钟侄子会从十多公里外的家里带来早餐，顺便给彭竹英老人测量血压。她有一个翻盖手机，只能接听电话。在床头还放着一个闹钟，用来按时提醒起床和休息。有时她也会根据收音机里的报时，到了晚上10点准时睡觉。
“彭竹英老人9岁之前见过河里的荷花和天上的星星。”彭梓芳告诉记者，彭竹英遭遇细菌病毒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其他事物了。“她没指望日本人道歉。”
1929年，彭竹英生在湖南岳阳，1938年，当她9岁的时候，日军在岳阳投下细菌弹，彭竹英与母亲双双受到感染，彭竹英持续发烧，从此双目失明，母亲也因感染于同年去世。1944年5月，日军来到村子里将百姓的鸡、猪及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抢走，彭竹英在家门口被带走，当时她奋力反抗，被日军用枪托砸断了两根脚趾，后来遭遇了非人的折磨。
大约一个月后，日军从据点撤退，附近百姓发现了彭竹英，并将她带回家。
“当时她也很害怕，自己走的话看不见路就掉到山沟里了。”彭梓芳说，彭竹英也是日本细菌战的受害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选择彭竹英来维权，相关视频和文字资料递交给了联合国，但至今没有回应。
彭竹英后来有一段婚姻，1972年与大自己12岁的丧偶男子结婚，但她一直没有把这段惨痛的经历告诉丈夫。如今，彭竹英的丈夫已经去世十余年，她才愿意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
在彭梓芳自建的陈列馆里，保留着彭竹英之前使用过的捅蜂窝煤的用具。此外，最显眼的还是彭竹英从上海志愿者那里寄过来的日本军刀。
他从木架上取下军刀给记者展示，刀柄上还刻有铁匠的名字和年代。
“为什么用刀？因为用枪还要浪费一颗子弹。”彭梓芳介绍，彭竹英在慰安所被踢出来之后还被日本兵用军刀捅了一下，造成失去生育能力。而他保存的日本军刀就是侵华战争的佐证。
“我们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我们道歉。”彭梓芳说，他们是否赔偿问题都不大。
↑左起：方奶奶、欧奶奶、沈奶奶（根据家属意愿，暂不公开老人详细个人信息）。图片来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众号。
有她们在，这段历史就没有结束，我们应该追究日军罪行
最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她们分别是101岁的方奶奶、95岁的欧奶奶、91岁的沈奶奶。
其中101岁的方奶奶是湖南平江县人，在她18岁那年，刚生完孩子，还在月子里，就被侵华日军强掳走，沦为“慰安妇”。她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公公不让日军把她带走，日军就用刺刀残忍地将方奶奶的小叔子刺死。日军杀了她家的猪，吃了饭，还抢了一些其他物资，然后将她抓走了，直到8天后，她才回到家里。而此时，襁褓里的孩子因为没有奶吃已经饿死了。
而95岁的欧奶奶从小因中耳炎未能及时得到医治，导致终身耳聋，日本兵来了，她因为听不见，没能及时逃走。她的哥哥得知妹妹被抓走后，去县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参加了4年抗战，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才回家。而欧奶奶从慰安所回来后，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从丈夫的哥哥家过继了一个儿子抚养长大。欧奶奶的侄媳妇说，欧奶奶从不与周围人主动诉说自己的遭遇，“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耳朵听不见，也不认识字，只偶尔看花鼓戏。”
91岁的沈奶奶从小聋哑，当时日本兵来到村里，她牵着牛逃跑，遭遇日本兵时，对方向她索要牛，她听不见也无法开口说话。结果遭到日本兵上来就是两个耳光，将她和牛一起带走。
据统计，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在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已不足20人。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刘广建向红星新闻介绍，确认的受害者都是先委托当地志愿者进行摸排、筛选，有了大致目标后，纪念馆工作人员再过去确认，然后按照纪念馆标准进行慰问。确认程序基本包括老人自述、别人旁证和查阅当地文史资料。
湖南岳阳当地志愿者陈先生向记者表示，寻找“慰安妇”做口录，首先是为了还原历史，其次从她们个人角度来说，纪念馆和其他机构也可以在精神和物质上帮助她们，让她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我们把她们的心结打开了，之后再遇到她们，她们也是很高兴的，不会像之前那样畏惧和猜忌。”
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馆长苏智良教授从事“慰安妇”研究近30年，后来与太太、自己的几十名学生在全国组成调查员，把这段惨痛的历史慢慢揭开。
“我们前后大概找到300多位幸存者，比较多的是山西、海南、湖南、湖北这四个省份。”苏智良教授说，从2000年开始，“慰安妇”博物馆每年都会给找到的受害者进行援助，刚开始是海外和内地好心人的捐款，2018年，电影《二十二》票房总计8786749.35元的各项收益用于“慰安妇”援助和研究工作。近些年，“纪录电影二十二”淘宝店发售的电影周边产品（“少女像”纪念章、帆布包）所得也被捐助“慰安妇”项目用于老人生活和学者研究。
如今，《二十二》中拍摄的老人仅剩两位，目前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只剩下14人。
我们今天为什么关注“慰安妇”？苏智良教授说，尽管这场战争过去了70多年，但是最后的幸存者还在，而且由于日本政府的不认罪，所以这段历史事实上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它还是一个放在中日两国面前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的民众比较善良，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苏智良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们不能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而且要珍视、反思，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今天的我们处在和平年代，但外部环境并不乐观。“她们都很自律、自强，从这么苦难的历史走出来，生活依然向上，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苏智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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