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起,卫国人,很善于用兵,而且爱兵如子,凡战必胜,凡攻必克。在我所接触到的有限典籍中,似乎从未记载过他的败绩。在我心目中,他堪称一代“战神”。
他在鲁国为将时,以鲁国之弱小,率兵攻打强大的齐国,却能大破之;他在魏国任主将,出击强秦,攻占了五座城邑;他在楚国任相邦时,裁撤冗员,废除楚公族中的疏远子孙,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养兵。因此,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迫使三晋退却,向西讨伐强秦。
他不仅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还是一个胸有韬略的军事理论家。他编撰的《吴起兵法》深受后世兵家景仰,有人把他和孙武的兵法合在一起,并称孙吴兵法。魏国的谋臣李克曾评价他:“吴起的用兵谋略,司马穰苴(齐国名将)也不能超过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的仕途却是走得磕磕绊绊、坎坎坷坷。有人说他贪求荣名,喜好女色;有人说他猜忌残忍。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也认为他“苛刻残暴,缺少恩德”。
可以说,吴起这一辈子一直都在“命犯小人”。在鲁国因谗言被辞退;在魏国遭构陷被怀疑,在楚国则遭嫉恨受暗算,最终丢了性命。
二
吴起在后世的口碑不好,遭人诟病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件事:
1、他年轻时,家有千金,出外求仕不顺利,弄得倾家荡产。乡里人笑话他,吴起一怒之下竟杀死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人,出卫国的郭门扬长东去。临行前他向母亲告别,咬着自己的胳膊发誓说:“我吴起不做卿相,绝不再回卫国。”
2、他曾求学于曾子,过了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了,吴起却始终没有回去奔丧。曾子认为他大不孝,因此看不起他,甚至与他断绝了关系。
3、齐人攻打鲁国,鲁国想任用他为将,但因吴起娶了个齐国女子为妻,鲁国国君怀疑他与齐国有关系。吴起为了成就功名,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4、吴起在魏国做主将时,和士兵中最下等的人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睡卧时不设置褥垫,行军时不骑马乘车,亲自背负粮食,替士卒们分担劳苦。
据说有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用嘴替他吮吸毒液。士兵的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却哭了起来。有人问:“您儿子是个士兵,将军亲自替他吸毒液,您哭什么呢?”老人说:“往年吴将军替儿子的父亲吸毒液,他父亲作战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战死在敌阵里。吴将军如今又替这位父亲的儿子吸毒液,我不晓得儿子他会死在哪里。故且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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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魏文侯去世以后,吴起侍奉他的儿子武侯。有一次,武侯乘船从黄河中顺流而下。船到半途,他回过头来对吴起说:“真是壮观呀,山河的形势这么坚固,这是魏国的瑰宝啊!”
吴起却回答说:“要使国家强盛,在于对民众施德,不在于山河险固。从前三苗氏部族居住地的形势,左边是洞庭湖,右边是彭蠡泽,但是由于他不修德义,夏禹就把他灭亡了。夏桀所居的地方,左边是济水、泰山,右边是黄河、华山,伊阙要塞在他的南边,羊肠阪道在他的北边,但是由于他治理国政不仁道,商汤放逐了他。殷纣治下的国家,左边有孟门关,右边有太行山,常山在他国土的北边,黄河流经他国土的南边,但是由于他治理国政不讲德义,周武王杀死了他。从这些看起来,治理国家在于施恩德而不在于形势险固。假若您不施恩德,同在一条船中的人也都可能成为您的仇敌哩!”武候说:“讲得好。”
四
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廉洁正直,完全能得到将士的欢心和拥戴,就任命他做西河郡的太守。他在那一带抗御秦国、韩国,很有名气。
后来魏国选任相邦,以田文为相。吴起很不高兴,就对田文说:“请允许我与您比一比功劳,行不行?”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使士兵乐于效死拼命,敌国不敢打我国的主意,您比得上我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治理百官,亲和万民,充实府库,您比得上我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守西河,令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归顺,您比得上我吗?”田文说:“不如您。”
吴起说:“这三点,您都在我之下,但您的职位反而在我之上,是何道理?”田文说:“国君年幼,国人疑虑,大臣尚未亲附,百姓尚未信任。当此之时,是把国政交给您呢,还是交给我呢?”吴起沉默了半天,说:“应该交给您。”田文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地位会在您之上的缘故啊!”吴起这才知道自己是在仁德方面不如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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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田文就是后世所说的孟尝君,以贤明和养士出名。其实吴起认为自已不如田文,倒也不必妄自菲薄。用田文为相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用他比较安全可靠,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吴起手握重兵,又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能耐极大,士大夫们主要是担心他功高震主,甚至会反叛。说起来,倒是由于他的能耐强于田文才不被重用的。
从上述两件事看来,吴起倒并不像一个残暴苛刻之徒,反而很注重“德义”。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格直率,敢于担当,勇于自省的人。
比如他劝谏武侯“形势不如恩德”的话语,就很重视德政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而且进谏也是“巷子里扛木头——直来直去”,完全没有采用韩非《说难》里的讽喻、察颜观色等等技巧。而听了田文的一席话,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以后,马上承认自己比不上田文,没有丝毫怨怼之色。
据此,他为人所诟病的一些缺点,我觉得很有拿起来重新审视品评一下的必要。
首先是他和乡人的纠纷。事情的起因是乡人诽谤嘲笑他,追本溯源,过错并不在他。至于后来由口角引发暴力冲突,也要客观地一分为二来看。毕竟对方有三十多人,而已方只有他一人。如果他被杀,那就是白死,上哪儿喊冤去;那么对方死了,我想也不必怨气冲天,只能自叹技不如人。
当年孟尝君路过赵国的时候,赵人想一睹他的风采,见面后却都嘲笑道:“原以为田文是个魁梧的大丈夫,谁知见面竟是个瘦小的男人。”田文听了大为恼火,和随行人员一起跳下车,砍杀了好几百人,毁了一个县以后才离去。又有谁说过孟尝君是个残暴的人呢?
其次是他母亲去世不回家奔丧,似乎也有难言的苦衷。当年离家之时,他曾言之凿凿向母亲保证,不做卿相,誓不回家。可现在只是在鲁国曾子门下做一介求学之寒儒,无寸缕功名在身,又有何面目去面对母亲的在天之灵。不敢面对,是因为有愧;看似不孝,实则誓言犹在耳畔,他是想用实际行动回答对母亲的承诺,我想这才是大孝!
再次是一个老太太的哭诉,说他的丈夫因为吴起吸毒疮战死了,现在吴起又为他儿子吸毒疮,似乎又想让他儿子也战死,好像吴起就是一个碰谁谁死的丧门星。我觉得此事非但滑稽而且荒唐。首先这件事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哪有父子俩同生毒疮,都被吴起碰到了,又都有为之吸吮毒液这样巧合的事情。况且,战场上刀剑无眼,多少吴起没有为之吸毒液的战士不也都战死沙场了。更何况,这个儿子还没有战死呢,怎么能用意象中的事实来加罪于吴起呢!话说回来,即便真有此事,也只能说明吴起爱兵如子,是一个仁德有爱心的将军,哪能作为诟病吴起的罪证呢!
至于杀妻求将一事,如果真是事实的话,那确实是吴起做得不够地道。但按照吴起的诸多表现和言谈来综合推演,似乎不应该做出如此不道德的事。况且凭借他的才能,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啊!个中缘由和苦衷,大概只有吴起本人能说得清楚了。
六
吴起后来虽然做到将军和相国,但仕途走得却一直不是很顺畅。总有一些人故意或恶意地去毁谤他、陷害他、攻击他。
他在鲁国为将,率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军。便有人在鲁君面前说:“像鲁国这样的小国家而有了打胜仗的名声,那么各地诸侯就都要打鲁国的主意了。而且鲁国和卫国是以兄弟相称的,我们的国君若起用吴起,那么就等于抛弃了卫国。”鲁君因而起了疑心,终于辞退了吴起。
其实此言荒谬之极,根本不值一驳。难道国家小就应该只打败仗不打胜仗;卫国人自家不用的人才,其它国家用了就等于抛弃了卫国。商鞅难道不是卫国人,不也是被秦国重用了吗!这样愚蠢的话,偏偏鲁君还真就相信了,可见也是个糊涂之极的家伙。
在魏国,田文死后,公叔(痤)任丞相,娶了魏国的公主。因害怕吴起威胁到其相位,所以就想陷害他。公叔的仆人献计道:“吴起为人洁身自爱。您可以先去对武侯讲:‘吴起是个贤人,而您的国土太小,又与强秦为邻,臣下担心吴起不会有久留之心。’武侯会问:‘那怎么办呢?’您就对吴侯说:‘可把公主嫁给他作为试探,吴起愿意留下就会接受,不愿留下就会拒绝,用这种办法考验他。’您再召吴起一起回家。然后让您那位公主对您发脾气表示看不起您。吴起见您的那位公主看不起您,便一定会拒绝迎娶公主。”
后来吴起看到那位公主看不起魏国的相邦,果然拒绝了魏武侯。武侯自此起了疑心,不再信任他。吴起害怕因此而获罪,只好离开魏国到楚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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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楚悼王一向听说吴起贤能,所以一到楚国就委以重任,让他当上楚国的相邦。吴起感激知遇之恩,于是大刀阔斧,实施变法。裁撤多余的官吏,废除楚公族中的疏远子孙,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养兵,同时打击用纵横之说游说的人。因此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迫使三晋退却,西伐强秦。
诸侯忧虑楚国的强大,原来的楚国贵族也都想害死吴起。所以等到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趁机作乱,对吴起发起突然袭击。吴起急中生智,跑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趴在楚悼王的身上,大呼“群臣乱王”。攻击吴起的人由于射、刺吴起,也击中了悼王的尸体。
吴起真不愧是个杰出的军事家,临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这是《吴起兵法》的一种战术吗,叫玉石俱焚,还是叫同归于尽?《吕氏春秋》把它命名为“吴起之智”,真是太贴切不过了。
无论如何,攻击吴起的人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悼王被埋葬以后,太子肃王即位,命令尹把射、刺吴起而连带击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射、刺吴起而被灭族的人有七十多家。
老虎因为皮毛美丽而遭杀害,人因为功勋卓著而遭诽谤抨击。纵观吴起的一生,虽然在仕途上有很多敌对的人,但都是因其才能出众、业绩彪炳而嫉恨和毁谤他的;或者是在实施变法过程中被触及既得利益而攻击迫害他的,此外绝无一点私怨,绝无一个私敌。
对于他的这样的遭遇,我们只能用这样几句话来慨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八
太史公说:吴起用形势不如恩德说服魏武侯,但在楚国施行他的主张时,却因苛刻残暴、缺少恩德而送了自己的性命,可悲啊!
对此我却不敢苛同。实施德治和实施法治要根据具体的情势而定。在太平的年代里则可放宽刑罚,广施恩德,所谓“垂拱而治”;若是在混乱的年代,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刑律废弛,政令不通,那就该实施严刑峻法,强行入轨,才能由大乱走向大治。所谓“乱世用重典,痼疾下猛药”。
楚悼王当时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举步维艰。从国外来看,三晋逐渐强大,楚悼王十一年,三晋联军大败楚师于大梁、榆关,楚国只得“厚赂于秦”,让秦国出兵,这才减轻了楚国的一些压力。从国内来说,屈、景、昭三大贵族势力很大,掌握了很多要职,他们欺压老百姓很有办法,但在治国理政、抵御外侮方面却是一筹莫展。
楚悼王正值求贤若渴之际,吴起的到来,可谓喜从天降,不啻于来了一场“及时雨”。他当即给予吴起至高权限,要他打破一切阻力,实施变法。吴起也决心一展胸中抱负,报效楚国。
首先,他削减了大贵族的特权;其次,锐意整顿吏治;其三,积极开发边远地区;其四,改革军制,“要在强兵”。同时,吴起还极力奖励耕战,禁止纵横家来楚国游说,以便统一思想,让全国更安心变法和搞好生产。
事实证明,吴起的变法是卓有成效的。原来“贫国弱兵”的楚国很快强盛了起来。从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前后不过八年光景,楚国就由一个贫弱挨打的大国,变成了一个富裕强盛的大国。楚国的贵族们为一己之私而击杀吴起,无异于自毁长城,让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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