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学习经历中受到什么启发（怎样全面完整地理解欧阳修）

摘要:欧阳修研究在新时期里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还有不足人们往往单侧面地介绍他是文学家、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 难以概括他对宋代文化的巨大贡献, 难以论列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以道为纲、整体观照、恰当进行生平分期的思路, 论述了欧阳修作为文化宗师在推动宋代文化走向历史高峰中的关键性作用, 还揭示了他在政治、学术上表现出的独特个性与风格，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欧阳修的学习经历中受到什么启发?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欧阳修的学习经历中受到什么启发

摘要:欧阳修研究在新时期里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还有不足。人们往往单侧面地介绍他是文学家、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 难以概括他对宋代文化的巨大贡献, 难以论列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以道为纲、整体观照、恰当进行生平分期的思路, 论述了欧阳修作为文化宗师在推动宋代文化走向历史高峰中的关键性作用, 还揭示了他在政治、学术上表现出的独特个性与风格。

欧阳修是宋代崇文轻武、国势失衡、催发神圣忧思的社会条件下培育出来的文化英才, 反过来, 他又是把宋代文化推进到俯视各朝代的历史高峰的关键人物。关于欧阳修的平生功业和历史地位, 人们在他生前就论定他是当代韩愈。的确, 他的文化贡献和影响足与韩愈并肩媲美,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当今学界对欧阳修的研究远不及韩愈研究的全面和深入。由于未能突破单线性的思路和方法, 人们对欧阳修至今还是这样表述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谱牒学家, 在许多方面留下了重要成果, 产生过重要影响, 而以文学领域成果最丰, 影响最大。把一项项荣衔串加在一起, 像摸着象鼻、象腿不能概括全象一样, 无法展现欧阳修的总体面貌, 未能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上, 把他作为一代文化宗师做整体的把握与全面的评价, 从而也影响对他的深入分析。

在纪念欧阳修诞生 1000 周年之际, 我们要把欧阳修研究推进一步, 迫切需要解决整体、全面认识欧阳修的问题。为此, 本文试从切入角度和分析思路上作一点新的探讨。

一、以“道”为纲理解欧阳修的为人、为政、为学、为文, 可收纲举目张、一通百通之效

中国古代士子, 普遍受过儒家“ 道不可须臾离”[ 1] ( 《礼记·中庸》, P1623) 的思想影响, 把“ 道”作为立身行事的精神依据, 甚至认为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对“ 道”的认识和践行。因此, 分析士子标榜的“ 道”的独特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是了解和把握每个士子的思想、人格、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的主要途径或必由之路。孔子说“ 道不同, 不相为谋”[ 1] ( 《论语·卫灵公》, P2518) , 各依其“ 道”, 各行其“ 是”, 不论评议什么人物, “ 道”是离不开的准绳。韩愈、欧阳修同是正宗儒者, 同是护“ 道”排佛旗手, 两人对“ 道” 的理解和阐释, 也有很大的不同。韩愈为挽救由盛转衰的唐王室而推尊尧舜传至孔孟的“道统”, 强调君臣父子的统治秩序, “ 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 则诛”[ 2] (《原道》) , 而对改善百姓处境较少关注。欧阳修面对北宋积贫积弱、危机迫近的社会现实, 在较多地了解“ 下民疾苦” 、政治腐败、官吏“ 贪冒成俗” 、儒者( 包括韩门后学) 空谈性理, “ 务高言而鲜事实”的状况以后, 他对作为儒学核心的“ 道”作了世俗化、实际化的解释。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指出:《尚书》所讲的尧舜禹之“ 道”, 不过是“ 亲九族, 平百姓,忧水患” ;孟子所反复提倡的“道”, “ 不过于教人树桑麻, 畜鸡豚, 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 ……其事 ( 树桑麻, 畜鸡豚等) 乃世人之易知而近者, 盖切于事实而已” 。[ 3] ( 《居士外集》卷 16) 另外, 他又强调指出“ 尧舜三王之治, 必本于人情”[ 3] ( 《纵囚论》,《居士集》卷 18) , 这种“ 切于事实” 、“本于人情”的阐说, 使“ 道”贴近了万户千家安居乐业、养生送死的日常生活, 也贴近了普通人希望减少苦难的思想感情。韩、欧论“ 道”,一个多向上看, 一个多向下看, 这不但形成了他们的个性、心态的差异( 如韩愈追求势位的心情比欧阳修迫切) , 而且造成了他们对政治改革态度的不同, 韩愈反对、或者说不赞成永贞革新, 而欧阳修则大力支持、推动庆历新政。可见对“ 道”的解释体现着人的价值取向, 引导和规范着人的心理和行动。

明道二年( 1033) , 欧阳修27 岁, 得到了对“ 道”的世俗性、实践性的理解。这是他接受“ 以廉为吏、以学立身”的家训传统, 接受由母亲传达的“ 廉而好施” 、仁厚恤民( 力求救人于死) 的父教之后绽放的精神花朵, 也是他观察思考社会现实后得到的思想结晶。这奠定了他政治观、人生观、学术观、文学观的基石, 也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阶段— —读书应考和从政准备时期。此后他正式开始从政生涯( 又分前后两期, 各约 20 年) , 一以贯之地实践具有自我理解的独特内涵的“ 道” 。他怎样实践呢? 《与张秀才第二书》有答案 :“君子之于学也, 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 知道明道, 而后履之以身( 立德) , 施之于事( 立功) , 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立言) , 以信后世。”[ 3] (《居士外集》卷 16) 这里讲得很清楚 :“ 道”是指导思想, 也是崇高的追求目标, “明道”( 理论阐释) 和“ 为道”( 实践行动) 是他的终身职志, 是他为人、为政、为学、为文的枢纽和关键所在, 抓住了他对“ 道”的新解释, 也就抓住了认识欧阳修在诸多领域取得卓特成就和不朽声誉的一把一通百通的钥匙。

曾巩在《祭欧阳少师文》中说:“ 公在庙堂, 尊明道术。清净简易, 仁民爱物。敛不烦苛, 令无迫猝。”[ 4] ( 卷 38) 曾巩对欧阳修一生为政情况, 作了极好的概括, 就在于抓住了“ 尊明道术”这一关键。欧阳修始终把“ 仁民爱物”的“ 道”贯彻落实在政事施为上。他揭露时弊, 抨击吏治, 反对聚敛, 要求抑制兼并, 整顿因循苟且的政风和官风, 在朝廷促成庆历新政, 在地方实行宽简之治。不论身处通都大邑, 或辟远小区, 边塞要隘, 都是满怀忧患意识, 洞察世情民隐。在官府, 他总是担虑赋役无度, 奢靡无节 ;在底层, 总是关注民生疾苦, 万民怨谤。为改善腐败吏治, 纾解黎民困厄而劳心焦思, 为缓和内忧外患不断提出救弊补阙的建议和对不当举措的异议。由此, 他成为谏官型的政治理论家、“ 沉潜刚克”的政治改革家, 体恤百姓的好官。滁、扬二州百姓为他立生祠, 南京( 今河南商丘) 士民誉他为“ 照天蜡烛”, 是他在地方官任上施政“ 为道”的最好鉴定。他的政治风范突出地表现在“ 谏诤”和“稳健”两点上。韩琦在《祭欧阳公永叔文》中着重称述“公之谏诤, 务倾大忠。在庆历初, 职司帝聪, 颜( 帝) 有必犯, 阙无不缝;正路斯辟, 奸萌辄攻……”[ 3] (《附录》卷 1) 欧阳修真正涉足政治是从写《上范司谏书》与范仲淹建立战友关系正式开始的。他认为谏官品级虽低, 却担负着“ 与天子争是非”的职责。他勉励范仲淹做好谏官 ;不久斥责高若讷坐失谏责是“ 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招来第一次贬谪。庆历三年召入谏院, 他像白居易撰写《初授拾遗》时一样动情, 仰慕陈子昂、杜甫的榜样, 殚精竭虑, 日夕撰奏谏稿, 极陈冗官冗禄的弊害, 揭示内忧外患的危机, 推动了庆历新政的开展。仅一年左右时间, 他上的谏章就近百篇。他的谏诤活动, 岂仅是“ 在庆历初, 职司帝聪”( 指任谏官) 时如此, 可说终其身无不如此。

不论是否在谏官之位, 始终尽谏诤之责, 大量的谏章和奏议就是记录他一生政治活动的载体。不论在朝廷, 还是在地方任职, 不论在铨部、翰院, 在枢府、相府, 还是在奉使河东、河北期间, 直到晚年贬青州, 都笔不停挥, 把自己广泛观察、敏锐发现、深刻思虑过的政治见解和施为( 道) 主张都及时反映出来, 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军情、人事、财经、水防、民政等方方面面, 力尽“ 下民疾苦, 臣职当言”之责。正因此, 我们才论定他是谏官型政治家。他有些建言被采纳后, 起到了救民水火、进贤退奸、乃至挽救了不少生命的作用。他的建议不被采纳, 则往往贻误大计, 朝廷留下教训或懊悔, 而人们则由此敬服他的先见之明, 这是他获得社会声望的原因之一。即使在仕途比较顺利的从政后期, 从翰林学士到知礼部贡举, 从权知开封府到备位二府, 成为参预机要、扶立幼主的社稷之臣, 其主要政绩仍然表现在谏诤方面。他曾经参与庆历变政, 后来又是参与规划王朝宏猷远谟的大人物, 为什么他始终倾情关注社会旮旯里的琐碎细事, 不断写谏稿来拾遗补阙, 在祸患初显端倪、或奸宄已经暴露之后做些世俗所谓堵漏洞、擦屁股的事情呢? — —只因为他所理解的“ 道”是“ 切于事实” 、“ 本于人情” 。出于济时拯民的理想, 欧阳修勇于干政议政, 却又怯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心态是怎样造成的呢? 仁民爱物、拯溺救焚的儒家之“ 道”, 激起他的社会责任感, 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抵拒, 朝廷的软骨病和种种社会堕力又使他的心灵蒙有阴影, 办起事来畏首畏尾, 未曾抬腿动步就要考虑退路, 留有余地。政坛上革新与守旧的对垒, 反映为正直士子心中进与退的拉锯战。不可否认, 欧阳修有强烈的图新愿望, 有坚韧的革弊意志, 例如主持嘉贡举时改革考风文风一往直前, 何等刚毅。但改革触及民众的某些利益时, 他的仁厚的同情心又使他注意节制。他不是那种振臂一呼、八方响应的风云人物, 他只能支持、推动范仲淹开展庆历新政, 而不可能由自己来领导这场改革。他不能像王安石那样提出一整套变法图强的政策, 并以铁腕向全国普遍推行。他不怕得罪权贵, 却怕伤害黎民。根据他的“ 道”的理论, 倡导“ 宽简说” 、“ 及物说” 、“ 人情说”, 根本内涵都是仁民爱物。在实践上则主要是谏诤, 不断提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社会治疗之方, 不可能成为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家。

欧阳修的事功追求是多方面的, 除在从政中坚持济时恤民外, 他还让自己的“ 道”“ 见于文章而发之”, 这是“ 立言” 。立言包括学术研究和著述( 其中又有经学、史学、金石学、谱牒学等等) 、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 这方面的开辟开拓之功也是辉耀宋史、彪炳千秋的。

在学术上, 他能够对“ 道”作出新的解释, 是他努力钻研先儒原典, 结合深入了解社会现实进行独立思考的结果。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思想开放或觉悟的过程。欧阳修没有在这个结果上止步, 而是沿此继进, 推动思想解放的进程。他指出 :“ 自秦之焚书, 六经尽矣。至汉而出者, 皆甚残脱颠倒, 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 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间, 是以学者不明, 异说纷起。”[ 3] (《问进士策三首》, 《居士集》卷 48) 经秦火后, 先儒经典本身就残缺不全, 后儒的解经之作自然不可靠、不足信。秦汉以后学者自己不明经学的真内涵, 还造为“ 异说”, 掩蔽经典的真面目。由于大胆的疑经惑传, 他不但指斥汉唐经学家, 如毛氏兄弟、郑玄、董仲舒、孔颖达等的传、注、笺、疏汩乱经义, 而且提出了《周礼》非周公之作、《系辞》非孔子之作等惊骇世俗的论断。他一再强调“ 圣言简直” 、“ 经义固常( 本来) 简直明白”, “ 圣人之言, 在人情不远”[ 3] (《答宋咸书》,《居士外集》卷 19) 因而就应该“ 质诸人情”来解说经义。他立志扭转学术界“ 舍近取远, 务高言而鲜事实” 、“ 执后儒之偏说, 事无用之空言”的局面, 不但对“道”这个使用最普遍、最有概括性的基本范畴, 作出新的界定, 而且以新理念来统领和指导自己的研究和著述。他自著《诗本义》、《易童子问》、《春秋论》、《泰誓论》等。用“ 切于事实” 、“ 本于人情”的原则或态度, 努力恢复先秦经典的本义, 即对经书内容作出联系实际的新阐释。《诗本义》是他用功最久的经学著作, 对“ 三百篇”中的一百多篇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见解。如解《静女》直说它是写女子等待男子来幽会, 驳斥了迂儒所谓“ 贞静有德”之女足以匹配国君的曲说 ;解《生民》指出周人祖先后稷是“ 因父母而生”, 否定郑玄所谓“ 天自生之”的谬妄。对其它一些篇章, 也是“求诗人之意, 达圣人之志”, 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辨析毛《诗》、郑《笺》的得失, 然后按自己的理解写出《诗》篇的本义。他认为:“ 诗之作也, 触事感物, 文之以言, 善者美之, 恶者刺之, 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 道其哀乐喜怒于心, 此诗人之意也。”[ 5] ( 卷 14)

这正是“ 切于事实” 、“ 本于人情”原则在学术上的运用, 不但使他在《诗经》研究中得到了许多科学的见解, 而且对他自己的诗文创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易童子问》、《易或问》不但断言“《系辞》非圣人之作”, 而且指明贯穿全部《易》学的乃是“ 变通”之理, 并从中寻求革新政治的思想依据和抵制佛教的理论武器。他依“ 道”治《易》, 得出“ 治乱在人不在天”, 应该关注“ 人情” 、“ 修吾人事”的结论;又对《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三十多卦作了自己的解说。如解释“ 革” 、“ 困”两卦, 强调社会变革是天理之常, 而“ 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变”, “ 困亨者, 困极而后亨也, 物之常理也, 所谓`易穷则变, 变则通' 也”[ 3] ( 《易童子问》卷 2) 。既是科学的解说, 又为当时的政治革新造了舆论。《春秋论》、《春秋或问》阐明孔子《春秋》“ 求情而责实”的义旨, 并把“ 别是非、明善恶”的春秋笔法运用于自己的史书撰著, 让古代经典发挥经世济民的现实功能。此外, 他对《春秋》三传中有悖于人情常理的说法, 大力予以排斥;《泰誓论》也用同样的“ 道”理指出《尚书》中一些不合人情的地方;《问进士策三首》怀疑《周礼》所述的官制, 又就《论语》与《中庸》中某些互相抵牾之处提出质疑, 就不细说了。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除二十四史他占了两种外, 其“ 切于事实” 、论辩正统与绝统的史识, “求情而责实”的修史原则, 褒扬忠节, 贬斥邪恶以期挽救世道人心的史学良心, 更是值得称道的。他从不满旧《五代史》的“ 美恶失实” 、繁猥芜杂, 批评《旧唐书》的“ 犯次无法” 、“ 事实零落”, 到自己参与或独力编写两种新史, 体现了对“ 知古明道”的不倦追求。《新五代史》标举名节( 如褒扬忠勇的王彦章) , 鞭挞鄙佞( 如冯道) , 具有呼唤振刷士风与整顿官风的现实意义。他从疑经惑传, 走向“ 自出议论”来解“ 道”释经, 著书立说, 更是与时俱进, 配合朝廷革弊图新风潮的举动。庆历政治革新运动很快被保守势力压抑下去了, 但学术上的疑古惑经思潮却方兴未艾, 促使墨守汉唐传注的传统儒学加速转轨, 这就为北宋理学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廓开了道路。在宋代儒学大转折、大嬗变的过程中, 欧阳修发挥了“ 导夫前路”的作用。

欧阳修对“ 道”的现实性、平易性阐说也深深影响了自己的文学事业和文章风格。自范仲淹率先肯定欧阳修大振士风与文风, “ 是大有功于道”起始, 人们对欧阳修的文学贡献逐渐形成了共识。他文备众体, 以诗、文、词、赋的丰硕成果确立了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地位。以他为核心聚集了一批有志创新的作家;他又不遗余力地培育和提携文学后辈, 在 30 多年的岁月里, 发挥群体优势, 荡涤五代以来卑弱肤浅、西昆体雕琢靡丽的流弊, 力矫“ 太学体”以怪僻艰涩相尚的时风, 推动诗文全方位、深层次的革新, 努力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 从而创立了与唐诗并世而雄、兼具理性和情韵、美在气格的宋诗风范 ;同时引导宋文走向关注国计民生, 崇尚自然而又不拘一格的康庄大道, 散体古文从此成为无施不可的写作手段, 从而也使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取得了最后胜利。韩愈之后, 骈文再度炽盛, 而欧阳修之后, 不再出现反复。这种超越, 原因很多, 对“ 道”的解释与道、文关系的理解是关键所在。

中国古人把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内容与形式传统概括为道、文关系, 欧阳修对“ 道” 、“ 文”范畴及其间关系作了新的探究和阐说。韩愈把“道”向形而上的方向拔高, 从《原道》的鼓吹君臣纲常, 到《原性》讲“ 性三品”的抽象理论, “ 道”远离了社会生活, 无助于现实矛盾的解决或缓和。韩愈倡导古文是有功的, 但由于他的“ 道”逐渐走向了虚奥之路, 文因要为“ 明道”服务也走入艰涩之途, 收复了的古文阵地在晚唐五代又告失守, 骈文卷土重来, 至北宋, 连普通应用文也讲究起骈偶来。欧阳修接受了前辈的教训, 针对文士们“ 务高言而鲜事实”的倾向和学术界初露的低头拱手以谈性理天命的苗头, 他对“ 道”作形而下的引导, 指明“道”就是国计民生, 就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百事。作为文章内容的“ 道”和社会生活发生密切联系, 自然就拉近了和读者的心灵距离。欧阳修发挥孔子“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的论点, 首先把“ 道”置换为“ 百事”, 再把“ 文”分解为“ 言” ( 普通语体) 和“ 文”( 文饰语体) 。这样, 道、文两个范畴扩展成事、言、文三概念, 文道关系便推衍为“ 言以载事, 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 乃能表见( 现) 于后世”[ 3]( 《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叙书》,《居士外集》卷 17) 。事要信( 内容真实真切) , 言要文, 语要工, 做到“ 文采五色,润泽炳郁”, 作品自然就能“ 表见于后世”, 理论上的航向拨正, 欧阳修的诗文得到社会的认可, 奠定了文坛的声誉,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便沿着宽阔坦直的道路走向了胜利成功。

但对欧词的评价就不像对诗文那样一致的肯定了。他扩大词的题材, 并尝试以诗笔入词, 呈现出高华的气格, 成为豪放词登上文坛的报春花, 被称为“ 疏隽开子瞻” 。他的表现男女恋情、离肠别绪的词, 温婉深挚, 被认为上承南唐冯延巳而“ 得其深”, 下则以“ 深婉开少游( 秦观) ” 。但《醉翁琴趣外编》多出的 70 首词, 则因俚俗和艳俗, 展露了风月缱绻之欢, 常被人指为“ 浑亵”, 加以贬斥, 又有人为欧阳修回护,指为伪作, 是“仇人无名子所为”, 插入欧词中, 有损欧公正派形象。其实这种俗艳词, 类似陶渊明的《闲情赋》, 展露了作者感情世界的另一面, 他不肯“ 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却“ 愿在丝而为履, 附素足以周旋”( 折腰向美人素足) , 幽怀深衷里, 保持着心灵的自由与清高。欧阳修的雅词和俗词, 共同显示了他鲜活的人性和完整的内心世界。他解经论道, 要“ 本于人情”, 写俗艳词也是体现真实的“ 人情” 、人性。如果删除那70 首俗艳词( 约占欧词的30 ) , 必然抹掉他词作内容的丰富性和风调多样化的光彩。这些俗艳词, 涉及当时多种社会习俗, 具有较高的历史真实性和可观的民俗价值以及文化认识意义。从思想说, 它张扬了人性的欲求, 冲击了“礼教之大防” ;从审美说, 在庄雅的诗文仍占文坛的正统地位时, 欧阳修带头并带动后辈( 如黄庭坚) 涉足艳词创作, 为俗曲、白话小说冲击雅文学而发展壮大铺了先路。

欧阳修是按“ 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 的理想人格塑造自己的。上文叙述了他的立功、立言, 无愧于“ 事业三朝之望, 文章百世之师”[ 6]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卷 27) 的称誉。下面说说他坚持“ 立德”达到“ 以道德为天下所望”[ 7] ( 《上欧阳永叔书》, 卷 74) 的情况:他的“ 立德”就是把“ 切于事实” 、“ 本于人情”的道“ 履之以身” 。他说自己“ 难进易退”, 就是指不愿“ 同乎流俗, 合乎污世”, 内心有“ 节”有“ 守” 。所守的是从先祖先父那里传下来的“ 以廉为吏”, 仁厚恤民, 这被概括进了他的“ 道”里面。他不汲汲于富贵, 不竞竞于爵禄, 常葆恬退之志, 连自己非常崇敬的韩愈为贬官而“ 怨嗟”, 为贫贱而“戚戚”, 他也给了批评。这和那些日夕奔走权势之门、唯官职财货是求的人, 那精神境界的差距, 无异天壤。他的“ 节” 表现于外的主要是人们盛称的“ 刚正不阿”, 直面现实, 横身当事, 冒危进谏, 为民请命, 荐贤斥邪, 铁面无私。是是非非,黑白分明。“ 患害在前, 直往不顾。”在“小人希意承旨, 言利而不言害”( 意谓拣皇帝爱听的说, 报喜不报忧) 、“ 因循苟且”之风笼罩士林的情况下, 他大反潮流, 发扬先秦原儒“天下溺援之以道”的淑世精神, 知道世事难为而努力为之。他和范仲淹一道, 唯恐朝廷有过, 生民有怨, 一生为改革弊政奔走呼号, 也为振起士风殚精竭虑, 常常指名道姓申斥某些官僚昏聩无能或奸邪不可用, 有时也犯龙颜、触逆鳞, 直陈人君处事用人之失, 拒谏之非。由此他成为箭垛式的人物, 总有人伺机打击他。但他白刃敢蹈, 陷阱敢踏, 唯振兴国家、端正士风是务, 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由此, 他得到“ 公议”的肯定, 能够“ 既压复起, 终显于世”[ 7] (《祭欧阳文忠公文》, 卷 86) 。欧阳修在士大夫中倡导某些道德规范, 首先就用这些规范约束自己。这就是“ 不欺暗室”和“ 慎独”的道德自律精神。自律完全出于自觉, 并且长期坚持, 终成为众望所归的表率。只要看看门生故友在他致仕时写的贺词, 逝世后写的祭文悼诗, 就可知人们对他的爱戴和景仰完全发自衷肠, 对他的感念无比深挚真诚。在欧阳修和范仲淹的大力倡导下, 宋朝不断出现砥砺名节、关心民瘼、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士子。韩琦在祭文里称道了欧阳公这方面发挥的作用:“ 二十年间, 由公变风( 士风) ” 。苏轼《居士集序》说得更加清晰有序 :“ 宋兴七十余年… …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固陋守旧, 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 天下争自濯磨, 以通经学古为高, 以救时行道为贤, 以犯颜纳谏为忠, 长育成就, 至嘉佑末, 号称多士, 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修的贡献, 岂只到嘉佑为止, 应该说一直延伸到南宋衰亡之际, 涌现了一大批舍身殉道、取义成仁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史书艳称宋朝 300 年养士之功,而这中间, 欧阳修的“ 立德”发挥了自立立人的作用。

二、在纵横的社会历史坐标和文化网络上对欧阳修进行总体定位和全面评议, 避免管窥蠡测、顾此失彼

单线地从某个领域、某一角度去理解他, 都可能是管窥蠡测。一般都把欧阳修当文学家看, 不会把他当哲学家看, 哲学史不会立章立节讲欧阳修, 甚至提也不提他, 但他的天人相分而又兼顾天人、重在人事的思想, 变则通、通则久的观念, 对他的政治思想、文学和美学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的疑经惑传、“ 出以己意”解经说道的治学道路推动了宋代儒学的变革, 为理学出台开了先路。如果不从大文化的综合面上来认识他, 很容易导致忽视甚至抹掉他的历史功绩。文学史上讲欧阳修, 一般都是放到“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节里, 和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等挤在一起讲, 比重不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讲他的文学思想不会联系他的经学、哲学思想, 不会突出他“ 忘形得意” 的美学主张;讲散文创作不会和他讲“ 道”的平易性、实践性联系起来。在史学史里, 肯定会讲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功绩, 但眼光往往也限制在单一专业领域, 而不会把他的史学理论和实践看成他终生行“ 道”救弊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也会认为他是有成就的经学家, 但往往不会从宋代儒学经过转型日渐走向繁复和精审的过程中去认识欧阳修推进这个过程的历史功绩。人们还可以称他是金石考古家、谱牒学家, 等等。把所有这些单学科的荣衔一一简单相加, 不足以概括他对整个宋代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不足以论列他在宋代文化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要认识欧阳修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 必须从认识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入手。王国维曾这样评价 :“天水( 赵氏) 一朝, 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唐, 后之元明, 皆所不逮。”[ 8] (《宋代之金石学》, 第5 册, P70) 陈寅恪也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年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 9] (《邓广铭〈宋代职官志考证〉序》, P245) 宋代文化之所以臻于极盛, 是因为它完成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一次大嬗变、大转折。在学术史上, 历来“汉宋”并称, “ 宋明”并称。前者是指宋人扭转了汉学“ 专言训诂”的旧轨, 创立了“ 专言义理”的“宋学”, 这是一种以理学为主体的新儒学, 它促进了儒学复兴并走向精深。后者是指理学发展和儒释道三家的融合, 汇成宋元明清思想界的一种支配力, 其影响至为深远。理学, 一般认为由二程兄弟奠定基础, 由朱熹集其大成, 而导其前路, 酿出这场学术丕变的先锋、先驱则是欧阳修。

传统儒学专重训诂, 墨守汉儒传注。唐代又颁行《五经正义》, 为学界树立圭臬, 经学日益僵化。加之六朝以来, 佛道盛行, 儒学受到挤压而式微。宋代吸取五代分裂扰攘的教训, 尽力加强中央集权, 自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推尊儒学。儒学本身由于忌讳多, 对宇宙、人生、心物、生死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远不及佛道精微。为要攘斥佛老, 必须知己知彼, 先吸收他们的幽理妙谛以及思维方法来充实和改进儒学。从而打破汉唐以来“ 白发死章句”和“ 疏不破注”的惯性, 把儒学改造成开放的体系。疑古惑经, 就是冲破传统、革新儒学的第一步。陆游曾经这样叙述宋人疑经惑传的情况 :唐及国初, 学者不敢议孔安国( 唐儒孔颖达) 、郑康成( 汉儒郑玄) , 况圣人乎! 自庆历后, 诸儒发明经旨, 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 毁《周礼》, 疑《孟子》 … …黜《诗》之序( 指毛诗小序) , 不难于议经, 况传注乎![ 10]这里所讲的“ 排《系辞》, 毁《周礼》”, “ 黜《诗》之序”, 就是欧阳修所为或首先实践的。早在庆历之前, 欧阳修着手撰《诗本义》, 就开始指摘毛、郑之失, 用“ 本于人情”的态度自出新意来说“ 诗三百”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确指出带头疑古惑经的乃是欧阳修:“ 自唐以来, 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至宋而新义日增,推原所始, 实发于修。”欧阳修的胆识和时代形势的驱动相结合, 就能够一倡众随, 兴起了一股复兴儒学的思潮, 进而形成了一种文化运动。这个运动, 以怀疑传统经学为起点, 以批判吸收佛道、改造汉代以来僵化了的旧儒学为主要内容, 以诗文革新为突出表现形式, 上继唐代古文运动, 由怀疑传注发展到以己意解经, 推动自由讲学之风, 终于形成一次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 — —理学。朱熹在论述理学产生时, 肯定了欧阳修首先开风气的功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 至永叔、原父( 刘敞) 、孙明复诸公, 始自出议论……此是运数将开, 理义渐复明于世, 故也。[ 11] ( 《解诗》, 卷 80)

在论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时, 朱熹说道:国朝文明之盛, 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公巩与公( 指苏轼) 三人, 相继迭起, 各以其文擅名当世, 然皆为一家之文。[ 12] ( P300)他不是一般的文学家, 他是从政治革新到诗文革新的倡导者, 他在经学、史学、文学、美学理论领域都有创新;他是团结几辈文人胜利进行诗歌革新, 推进词风转变、文风巨变的文坛领袖。他不是一般的经学家, 而是宋代学术转型的开路先锋, 是自主思考、以己意解经的先驱, 是从自由讲学逐渐形成风气到理学登上历史文化舞台的推动者和鼓舞者。

中外著名文化学者普遍认为, 宋代文化通过一场历史性巨变而臻于至盛, 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在这个大转型、大嬗变的背景上来认识欧阳修的历史功绩、地位和影响, 就不至于像盲人摸象了。欧阳修的同时代人不顾盖棺与否已经试着给他“论定”了。苏轼就孔孟以来的道统立论, 说:欧阳子, 今之韩愈也。[ 3] ( 《居士集序》)这比较笼统。吴充( 欧阳修的儿女亲家) 的评价就具体一些: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 3] ( 《欧阳公行状》, 《附录》卷 1)欧阳修在世时, “ 天下翕然师尊之”, 死后, 人们无不“ 向慕而瞻依” 。苏轼在祭文里用四句话归纳: “ 民有父母, 国有蓍龟, 斯文有传, 学者有师”, 这评价算是比较全面了。看来, 人们倾向于把欧阳修定位为一代文化宗师。这比单打一地称他为什么什么家要好得多。给他什么誉称终竟是表面的, 重要的是要在一个全息的社会大背景上对他作总体的评价, 要在历史的流转过程中寻找他的坐标定位点。

三、恰当地划分生平段落, 有助于展示欧阳修的成长过程和精神历程, 更好地体现知人论世原则

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思考和探索过。一般都说以庆历五年( 1045) 贬谪滁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贬滁, 徙扬, 知颍, 守南京, 这“ 十载困风波, 九死出槛井”的遭遇是积极参与庆历新政招来的祸患, 前因后果应该连在一起考察, 怎能划割为前后两阶段? 而重返朝廷后虽还有挫折, 大体上是不断升迁并获得各种荣誉的时期, 十年困顿辗转又怎能和较为顺利的后期划在一起? 显然, 欧阳修的从政生涯应分为两期 :从入朝推进庆历革新、奋斗失败、到“ 十载困风波”, 是为前期 ;从重返朝廷到致仕辞世, 是为后期。而在从政以前, 必有一个积累知识和经验的准备阶段。这样, 欧公生平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求学成才时期, 又可分为读书和应试入仕两段;第二段落是从政前期, 又可分为投身改革和十年贬谪两段;第三段落是重返朝廷到逝世的人生后期, 又可以致仕为界划为两期。欧阳修享寿六十有六, 除去前五六年童蒙未开, 其余 60 年分为三段, 每段各占 20 年左右。

第一阶段:自大中祥符五年( 1012) 至天圣八年( 1030) 中进士走上仕途, 是读书应考阶段。但这一阶段实际延伸到明道元年( 1032) , 这两年欧阳修入仕而并未问政, 只是与文士们交游切磋, 谈诗论文, 处在继续学习、了解社会、积累经验、为从政作准备的过程中。

第二阶段:自明道二年( 1033) 撰《上范司谏书》, 与范仲淹建立联系, 真正投身政治开始, 到皇佑四年( 1052) 范仲淹去世, 又丁母忧去职, 是为从政前期。他倾心关注现实, 积极推动改革, 招致两度贬谪, 十年厄运, 坎坷与挫折磨擦出他生命的光焰, 政声和文名得以奠定。

第三阶段:自皇佑五年( 1053) 丁母忧, 至和元年( 1054) 重返朝廷, 到熙宁四年( 1071) 致仕, 再到熙宁五年( 1072) 逝世, 是从政后期和归老时期。此期仕途比较顺利, 不断受到晋封和赏赐, 还有机会参加多种礼貌性庆典, 一般人会认为享尽了荣华, 可欧阳修淡然视之, 时露厌意和倦意。他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 失落感日益增长。在求“ 道”而得“ 势”, 却不能用“ 势”去行“ 道”的矛盾中, 情绪由空虚而低抑, 终于选择了急流勇退之路。

关于欧阳修从政历程两大阶段的境遇和心态特点, 他这段话提供了一种有意味的象征:

余为夷陵县令时, 得琴一张于河南刘矶, 盖常琴也。后作舍人, 又得琴一张, 乃张越琴也。后作学士, 又得琴一张, 则雷琴也。官愈高, 琴愈贵, 而意愈不乐。在夷陵时, 青山绿水, 日在目前, 无复俗累, 琴虽不佳, 意则萧然自释。及做社人、学士, 日奔走于尘土中, 声利扰扰盈前, 无复清思 ;琴虽佳, 意则昏杂, 何由有乐? 乃知在人不在器, 若有以自适, 无弦可也。[ 13] ( 《书琴阮记后》续记, 卷 73)这里写的是琴与弹琴, 实属人生的反思与体悟, 富有哲理味。对后人理解欧公生平段落划分与各阶段特点, 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综合以上内容, 最后说说欧阳修一生体现出来的主要文化价值:

文化像一团多层的网络。欧阳修是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挣扎着表现自我的, 任何一点小小的突破都体现其人生价值。积淀了一二千年的儒学传统不是疏而不漏的“ 天网”, 而是难以透气的铁屋子, 在铁屋里呆久了, 那闷气的缺氧的文化也流淌在自身的血管里。要给铁屋子开孔换气固然不易, 而要战胜自我尤难。欧阳修战胜自我的突出表现是在“势”与“ 道”之间选择了“ 道”, 淡视名利, 无欲则刚。这使他有了一个不随俗流、保持尊严的起点。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 是为维护社会稳定而推行纲常伦理, 歌功颂德, “ 以愚黔首” 。欧阳修在终极目的上, 当然也是维护王朝稳定, 但他不是“ 守常”, 而是“ 图新” 。 “ 图新”难免冲击传统。他的冲击力度不及王安石, 可贵的是在冲击中做了先行者。

政治上他采取的路径是批评, 是谏诤, 是“ 与天子争是非”, 通过揭示社会的弊端, 改善黎民的处境,以缓解社会危机。学术上对汉唐训诂之学展开怀疑和反思, 创作上扭转西昆的华靡, 太学体的艰涩, 走上“ 本于人情” 、“ 切于事实”的平易近人之路, 都是对当时僵化风尚和陈旧价值观的抵制和反拨。当时的人文环境是“ 累年以来, 风教废坏, 士无廉耻之节, 官多冒滥之风”, “ 天下纪纲隳坏, 皆由上下因循” 。所谓因循, 就是抱庸俗无聊心态, 随波逐流, 无所怀疑, 无所担当, 有依例升官的逍遥, 无拯救时弊的热情。处在这样的一张网中, 欧阳修坚守大节, 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 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 对社会责任自觉地进行担当。不少有识之士是拯救受挫走向逍遥, 欧阳修却屡遭围困, 也不逍遥, “ 果敢之气, 刚正之节, 至晚而不衰”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热情因子, 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就是我们纪念欧阳修诞生 1000 周年的深刻意义。

参考文献:

[ 1] 十三经注疏[ M] .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 2] 韩昌黎集[ M] .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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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王国维遗书[ M] .上海:上海书店, 1984.

[ 9] 金明馆丛稿二编[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10] 陆游.家世旧闻[ A] .皮锡瑞.经济历史·学术变古时代[ M] .北京:中华书局, 1957. [ 11] 朱子语类[ M] .清同治壬申刊本.

[ 12] 朱熹.楚辞集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 13] 欧阳文忠集[ M] .宋刻本.藏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