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德三年（1508年），农历是戊辰年，属龙，寓上升之势明制，凡辰、戌、丑、未年，都是举行会试的年份各省举人上春官（礼部）赴试，称为“大比”今岁戊辰科，又恰值十三省官员，三年一度的来京朝觐述职，庸者汰，优者奖，俗谓“大计”，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明朝太监刘瑾罪行?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明朝太监刘瑾罪行
大明正德三年（1508年），农历是戊辰年，属龙，寓上升之势。明制，凡辰、戌、丑、未年，都是举行会试的年份。各省举人上春官（礼部）赴试，称为“大比”。今岁戊辰科，又恰值十三省官员，三年一度的来京朝觐述职，庸者汰，优者奖，俗谓“大计”。
“大比”、“大计”不期而遇，均事关士人前程，所以早在去年尾梢上，各地官员举子们，就已朝登紫陌，暮践红尘，齐奔龙门而来。除了准备考察、考试，他们还满京师四城地投帖拜客，钻窬打洞—京人口毒，谓之“扫街”。
这时，有一个头条新闻不胫而走：“司礼监太监刘瑾刘公公，欲为其女择一佳婿。”据传，刘太监还强调：“吾女必得名士大夫。”
不乏好事者来帮闲凑趣，献议说：今天下才俊名士，齐聚场屋，刘老太监必是想在今科举子中择一东床。众人无不称是，都道：皇帝取门生（过去的进士都被称为皇帝门生），太监招女婿，如果太监女婿再兼而为皇帝门生，岂不倍增荣光？
这个冰人，还是做得！许多人开始忙活，各去物色说合，必欲荐一贤能。
一 刘太监的家世
要说一户人家，有女初长成，娇羞如花，待字闺中，总会惹来少年青目。如果这户人家，又够发达，有势力，则尤能歆动四方。而若论大明正德年间，谁家最有势力？——辄非刘老太监莫属。
婚姻属家事，先须扯扯刘瑾的家世。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兴平在明代是西安府的属县，别名槐里，据说著名的陇西李氏即发源于此。兴平知名，还与两个人物有关：一位是杨贵妃，另一位便是刘瑾。然而不幸，女宠与宦寺，恰恰是正史中被数为误国最深的两类人，合称“妇寺”，皆为不祥之身；尤可巧的是，刘瑾家的老宅距离贵妃上吊的马嵬坡，不过百步。这就让善于联想的文人攥住了话柄，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做过兵部右侍郎的郑岳有诗道：
明皇西幸蜀，嵬坡驻銮旗。六军不肯发，宛转缢蛾眉。悠悠百世下，抚迹空嗟咨。妖氛岂未敢，阉竖复生兹。
大意是马嵬坡非善地，昔日妖姬魄散于此，冤魂百世不散，至大明乃生一逆阉。这当然是刘瑾坏事后的话头了，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正当“炙手可热势绝伦”，谁敢说他一字的“逆”？
《明武宗实录》述刘瑾身世：“本姓淡，幼自宫投中官刘姓者得进，因冒其姓。”短短十八字，就有两处错误：
其一，刘瑾并非“自宫”入宫。刘瑾死于正德五年（1510年），得年60岁，以此推算，当生于1451年，即景泰二年。谢蕡《前鉴录・刘瑾》所收刑部状词记载： “（刘瑾）自幼净身，景泰年间选入皇城乾清宫答应。”景泰一共六年，刘瑾就是景泰六年（1455年）入宫，也不过五龄，焉有自己下手“割势”的能力？称其自宫，不过为了贬斥其为人。
其二，刘瑾本姓为“谈”，而非“淡”。《实录》说刘瑾投中官刘姓者，因冒其姓。明宫故事：阉童初入宫，都会拜一前辈中官为“本官”，认己为“名下”，但改姓与否，并无一定之规。“谈瑾”改名为刘瑾，并无可怪，奇怪的是，刘瑾一家老少都弃祖姓而投刘宗。如他的父亲叫刘荣，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赠从一品的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母刘氏赠一品夫人。明代宦官最高官职不过“太监”，正四品，是没资格荣其父母的。刘荣夫妇蒙此格外之恩，自然是叨了他们的幼子刘瑾的光。可老子随儿子改姓，却匪夷所思。《武宗实录》在 “刘荣赠官”条记事下有云：“瑾本姓淡（谈），冒刘姓，自称赐姓云。”这便有解了，原来有“刘”为赐姓一说，如此则全家荷光，弃祖改宗，亦无不当。而依实录言，刘瑾左右皆不离一个“冒”字，或冒本官之姓，或冒赐姓，到底真相如何，恐怕只好问九泉呢。
刘瑾有一兄，叫刘景祥，正德二年（1507年）之前才是个寄籍锦衣卫的舍人，在刘瑾入掌司礼监后，官阶迅速飞腾，不数月即实授锦衣卫百户，世袭管事；不久又“冒功”升作锦衣卫指挥，管南镇抚司事。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病笃，刘瑾忙赶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前，替他乞恩，进官为都督同知，并赐本身、妻及三代诰命。这样入土时，就可以换身一品的袍子了。
刘瑾有位妹婿，叫孙聪。其父名孙逢吉，成化年间在陕西任佥事、副使，直做到按察使、布政使，后以“老懦不为”罢官致仕。孙逢吉一直在陕西做官，也算刘瑾乡梓的“父母官”，大约以此与刘家联姻。孙聪一说娶了刘瑾堂妹，一说娶了刘瑾同父异母之妹。可能孙聪没有功名，所以只做到“礼部司务”这样的小官；当刘瑾得势时，已经致仕。刘瑾与这位连襟的关系，亦存两说：一说“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则是刘瑾幕中之人，相当亲昵；而另一说，则称孙聪甚不为瑾所喜，有朝臣要抬举这位妹婿，还遭到他的无情讥责。
刘瑾还有一从孙（《后鉴录》作“侄男”），名二汉，却偏有术士妄言“二汉当大贵”，后来成为刘瑾蓄意谋反的口实与动机。
以上是刘氏男性亲属，此外还有二女。这两个女孩，其实是侄女，一说“兄女”，一说“弟之女”（更有一说为“从孙女”，当误）。刘瑾称为“吾女”，想必是极宝爱的。
二 太监府的两位美婿
刘府待嫁的，是二女中的姐姐。这时，有两人进入刘瑾的备选名单，一位是福建莆田人戴大宾，一位是陕西解元邵晋夫，他们都是“弱冠登第”的少年才子，上京来参加会试的—“谀者争以二人姓名进”。
刘瑾先相中的，是戴大宾。大宾，字寅仲，年方十九，才情优沛，尤长于“作对儿”，现存的佳对仍有不少。不知是否出于刘太监的关照，他一下就中了今科第三名探花，正当青春，就做了翰林院的编修。假若再赘入刘府，“穷状元”迎娶相府千金的旧套就要重演了。
只可惜一件事，使这桩婚事窒碍难行：大宾在家中早已聘下一位高氏女子为妻。
刘瑾何时知道这个情况的，不得而知，但有史说他立刻起了恶心，要“夺其（大宾）旧聘，以弟女妻之”。正好有位叫张嵿的官员出知兴化府（莆田县属该府），刘瑾便主动“有所馈”，以此棒打鸳鸯事相托，却遭到张嵿的拒绝。为此触怒了刘瑾，遂摭拾他的旧事，将其削职为民。《明史》里有张嵿的传记，可他的传文里并没有这件光彩的“抗阉”记事，因而其真实性待考。
还有一种说法，说刘瑾看中戴大宾后，为其建邸舍，赠其车马仆从，极致殷勤。可是戴大宾却将与刘结婚视为畏途，为了拒婚，每日纵酒佯狂，并不时鞭笞刘瑾所赠之仆。仆从便跑到刘瑾面前哭诉，说大宾为人轻薄，不是致远的大器，渐渐地刘瑾就不提这件婚事了。正好大宾闻母丧，急忙出京归乡，不料卒于途中。
戴大宾纵酒是真，评语却另有一种，说他知道中了刘府的雀选，“意气殊洋洋，纵酒不检”。士人参加科举，都需要在试卷中填写姓名、年龄、籍贯、三代等信息，中举后刻印梓行的《同年录》，也要详细登载，而戴大宾的《齿录》（即同年录）里，关于婚姻，明白写道：“聘高氏、刘氏。”戴大宾不离高氏（或许还未及离），又纳刘氏，并恬然书于同年录里，为天下士人所笑。
戴大宾终究没有做成刘府的女婿，除了他为人轻浮，还因有人对刘瑾说：“莆田山川风气不佳，本朝福建中大魁者已有九人，然仅一人至少詹事，一人至祭酒，四品而已；余者止修撰，皆夭，少显贵者。”说的是戴大宾非寿永之人。于是刘瑾始有悔意，对人说：“我不可做牛丞相。”牛丞相的典故出自戏剧《琵琶记》，讲的是秀才入赘相府的故事，刘瑾这么说，含有对这桩婚事不再强求的意思。这话传到大宾耳朵里，遂请假归乡（一说奔母丧），不幸半路病死。正应了“福建大魁”非夭则不令终的魔咒。
此事不谐，刘瑾转而属意于陕西解元邵晋夫。邵晋夫，名昇，人称其“才调超逸，能诗”。他是凤翔人，与刘瑾算是大同乡，年仅十六岁，就中了丁卯（正德二年）陕西乡试的魁首（称“会元”），但此番会试却落了第。
戴大宾被排除后，他才进入刘瑾的视野。刘瑾说：“（邵晋夫）吾关中人，（吾女）归邵生，其可！”但邵晋夫对与刘氏缔婚，并不引为荣幸，反而“踯躅呼天，百计求免”。这不难理解，虽然刘瑾权势熏灼，但毕竟是阉宦，士人对与之联姻，难免有些心理障碍。
但不管邵晋夫如何抗拒，事终“弗得”，还是做了刘府女婿。但他婚后，并不依仗刘瑾的势力，胡作非为，而是“乃克自树立，略不与一人通，终日闭户，拊膺读书而已”。所谓种因得果，他的这种高蹈行为决定了其后的命运。
刘瑾还有一婿，名叫曹谧，娶了二女中的幼者。曹谧也是陕西人，其父曹雄，任延绥总兵官。《明史・曹雄传》说他“以瑾同乡，自附于瑾”，而瑾亦“欲广树党，日相亲重”。当时总督三边的兵部尚书才宽御寇被杀，曹雄拥兵不救，事后“佯引罪，乞解兵柄，令子（曹）谧赍奏诣京师。瑾异谧貌，妻以从女，而优诏褒雄，令居职如故，纠者反被责”。曹谧不知相貌何异，他的身份是纳粟监生，大约在将门之子的英伟中又透着几分儒雅吧。其兄曹谦，就“读书能文，有机略，好施予”。
才宽兵败被杀在正德四年（1509年）十一月，故曹、刘结亲当在五年之初。刘瑾以曹谧为婿，数为之坏法。正德五年平定宁夏藩王朱寘鐇之乱后，刘瑾又以私爱，将平贼功归于其父，进曹雄左都督，而改曹谧官为千户。
明代武人地位低下，刘瑾令侄婿弃文从武，想必是打算找机会让他冒功，在官阶上速进吧。
三 翁婿俱败
刘瑾为侄女择婿，又为之操办婚礼，其时举朝“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许多大臣，为了赶着给刘家送礼，竟然连天子的早朝都耽误了。
可是，正当刘瑾势如骄阳时，突然坏了事。
先是宁夏的藩王朱寘鐇以诛刘瑾为帜，起兵造反。太监张永受命监军出征，很快平息叛乱。但就在大军班师还未到京的当口，京城里忽然传出流言，说刘瑾欲趁八月十五日为其兄出殡之机，尽捕送葬百官谋反。这样的流言太可怕了，应该出于政敌的诬害，而非实情。这位政敌，很可能就是同为太监的张永。两人皆有宠于上，在正德初年同入所谓“八党”（朝臣拟出的八名奸佞宦官，以其为一党），但他们素来不合。此前张永出征宁夏，在那里与著名大臣杨一清设计，要诛除刘瑾。所以张永未回之先，流言就出来了；而他到京的当晚（就在十五日，因刘瑾之兄尚停柩在室，防范稍疏），就在皇帝为他准备的接风宴上密奏刘瑾不法十七事。正德皇帝初时还在疑信，但很快就查有实据（如术士言刘二汉“当大贵”，家藏伪玺、兵器、过宫牌等物；特别让正德惊惧的是，刘瑾经常手执的大扇内藏有两柄利刃），又抄出刘瑾家财达数百万之巨，令皇帝大怒，而张永等趁皇帝之怒，不容其缓颊，即于二十五日用极残酷之刑将刘瑾处决了。
刘瑾是谋反重罪，按律人口家财也应“抄提”。此时刘景祥穿着新得的一品武职冠带，端端正正躺在棺材里。抄家者将其拖出，毁裂衣裳，弃置于路，旋即“追削其官，焚其尸”。刘氏满门被逮，不单“亲属同居人等”，就连远在兴平老家的族人，也械解到京。
其时，因“变起暴猝，人人持意行法”，判决多不当罪。如刘瑾实无谋反之事，他自己起初也以为至多贬谪到南方，“犹不失为富太监”。可是他当权时得罪人太多，至此众人皆来推墙—“公议大逆无道”，必死无疑了。谋反是灭族大罪，但依律，未成丁者犹可免死。治狱者对刘二汉如何处置，拿不定主意：“瑾从子二汉者尚幼，众疑其诛，且宽之。”最后刑部主事张文麟一语定谳，他坚决不同意宽贷二汉，质问说：“瑾为谁反邪？”他的道理是：刘瑾造反，皆为此儿（术士言二汉“当大贵”），此儿为祸由，岂能逃死。这虽是强词之理，而“二汉竟坐诛”。
刘二汉临行之前，呼出一段“口号”，被《明史・焦芳传》活灵活现记录下来：
二汉当死，曰：“吾死固当，第吾家所为，皆焦芳与张彩耳。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
大学士焦芳与吏部尚书张彩都入《明史・阉党传》，是刘瑾之党。张彩死于狱中，仍戮尸，焦芳则幸运，还乡安老而已。但我很怀疑此条记载的真实性，二汉尚在稚龄，怎能说出“吾死固当”之类的话；况且他被判处死刑，本出法外，怎是“固当”呢？这不过是时人欲借二汉之口追论焦芳，做的一篇小说罢了！
张文麟虽为二汉之罪人，却又为刘瑾众多族属的恩人。因刘案被逮的，除了近亲，还有“他族属”约30人，都是“既经别籍”，即已分户自立者，包括从老家兴平逮来的疏族，据时人目睹，“皆农人”。这些乡下种田人哪里讨过刘瑾什么好？但“深祸者穷治”，欲一概从坐，惟张文麟“独多所裁正，虽尚书亦自谓不如”，使许多人免于死亡。—这当中，或许就有刘瑾的两对侄女及其婿。
长婿邵晋夫，有一种“传奇”，说他“携妻遁去，后辗转襄汉间（今湖北襄阳一带）为娼”。正德十二年进士、诗人王廷陈曾作《闻筝诗》，写一“楚馆名娃”，善弹秦筝，繁弦每寓哀怨—“曲终仍自叙，家世本西秦”。据解，王诗“正咏其（刘瑾女侄）事”。
这故事虽然催泪，却属野语，晋夫之妻并无入楚之辱。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9《济风救难》载：“瑾败，有司逮（邵）昇。”他急忙跑到好友刘佐家里躲起来，藏了几个月：
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佐）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与瑾事，我知之。夫不权其是非之原而轻背其友，岂仁者乎？”卒脱昇于难。
刘佐有救难之德，在他的义护下，邵晋夫逃过一劫。但他得以“免诛”的根本原因，实因他“不与瑾事”，没有倚势播虐的恶行。尽管如此，仍不免“斥为民”，失去了功名。
朱国桢的记述得到著名文人康海为邵晋夫亲撰的墓志铭的印证。据《有明诗人邵晋夫墓志铭》载，刘瑾诛后，“天子以晋夫无所预事，赦为编民”。邵晋夫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七月十七日，在他44岁上病死于凤翔家中。康海在墓志中写道：“（晋夫被除名后）关中缙绅士夫莫不重以为冤，而晋夫洋洋粹粹，曾无少动于中，险夷不改，宠辱不形，厥觌渊矣。”确乎一位有涵之士，难怪明朝人都叹息他的早夭，称之为“犯忌才之阨”。这篇墓志还提到：“所配谈氏，无子。沈宜人（邵母）为置二妾，亦无子，乃以党氏妹之子延正为后。”这位谈氏，即应是刘瑾之女姪，邵晋夫之原配。但文字甚简，只可知谈氏已先其夫而卒，余则不可晓矣。
至于刘瑾的另外一位侄婿曹谧，改千户未数月，他妻翁就事发了。其父曹雄被言官交劾，降官下狱，遂“以党逆论死，籍其家”。他的哥哥曹谦在狱中为仇家捶死。但不久曹雄得到宽宥，诏“与家属永戍海南，遇赦不原”。曹谧的结局，于史无征，大约携其妻子刘氏（或复姓为谈氏）远戍天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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