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乾隆帝登基。

乾隆帝登基后,为了巩固自身皇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这些措施中就包括乾隆帝鉴于其父雍正帝为平息兄弟之间因夺储斗争形成的不稳定局面,对政敌采取过分严酷的处治,存在着不利于“皇族和睦”的因素,而且事过多年,被处治的人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已失去再活动的能力,此际正是缓和矛盾、安抚遗属的大好时机。

乾隆处死曾静(乾隆登基后的两把火)(1)

乾隆帝在即位后的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735年)即颁发了谕旨:从前三阿哥弘时因为年少无知,性情比较放纵,行事不严谨,皇考(雍正帝)特对其进行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敬畏和告诫。现三阿哥已经亡故多年,朕念其兄弟之谊,仍将三阿哥收入皇族宗室谱牒之中。

其实乾隆帝关于对皇族宗室的处理,早在十月初八日,就已经下谕旨提示了满朝文武大臣,里面涉及与雍正帝夺权的那些康熙帝子嗣:阿其那、塞思黑等阿哥存心悖乱,对皇祖圣祖(康熙帝)不孝不忠,为此获罪于皇祖圣祖,我皇考(雍正帝)登基即位之后,这二人更是心怀怨恨,一直思乱江山社稷,是以皇考特意降下谕旨,对他们削除宗籍,深究此二人之罪大恶极。虽然阿其那、塞思黑罪孽深重,万无可矜,但是他们的子子孙孙也是皇祖圣祖的嫡系子孙,实属无辜,如若都屏除了他们的宗牒,那将来这些人与庶民就没什么区别了。当初办理此事,是那些诸王大臣再三固请的结果,实非皇考本来意愿,现著诸王满大臣汉大臣,翰林詹事府,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以重新办理此事。

从这一谕旨中分明可以看出,乾隆帝倾向是要准许阿其那、塞思黑及他们的子子孙孙重新续入皇族宗牒的。

其议奏过程虽未记载入史书,但从以后对此事的处理结果看,并没有受到大臣们的阻碍。

乾隆处死曾静(乾隆登基后的两把火)(2)

十月初十日乾隆帝又命那些因罪革退的宗室觉罗们,其子子孙孙分别赐予红带子、紫带子,附载玉牒。

十月十二日开始,决定释放被圈禁的宗室。

十月二十四日下谕:从前允䄉、允禵为人狂肆乖张,不知国家大义,为此获罪于皇祖圣祖,虽然如此,皇考依然宽宥他们,因为担心他们在外惹是生非,不得已对他们加以拘禁,这乃是委屈保全他们的大恩典。如今朕登基,大赦天下,念及他们二人已经收禁数年,日夜忏悔,必定感恩皇考委屈求全之恩典,悔己身从前之过错,现决定酌量宽宥他们的罪孽,予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现着总理事务王大臣、宗人府九卿会议具奏。

当日又宣布将三阿哥(弘时)仍收谱牒之内。

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借谈论丧服制度,向诸王、贝勒、贝子们大发议论,再次强调:治天下之道,在于亲属之间能相爱,居丧能够尽礼。宗室们皆是太祖、太宗的子孙,理应亲爱和睦,而不是疏远冷漠。古语有云“以父母之心为心,天下无不知之兄弟,以祖宗之意为意,天下无不睦之宗族。”,所以诸王、贝勒、贝子等,都应当以太祖、太宗之心为己心,视国事如家事,互相规劝,互相劝勉。

这段议论,显然是乾隆帝看到雍正朝打击骨肉兄弟之举大失皇族宗室之人心,在自己已经顺利登基为帝以后,需要在皇族宗室内笼络人心,以巩固皇权。

当日就赏赐已革宗室阿其那、塞思黑后人红带子,他们的名字仍收入宗室玉牒中,即刻恢复其宗室籍。

后来在乾隆二年,还释放了在雍正二年被拘禁的康熙帝第十子敦郡王允䄉,并封为辅国公。

乾隆处死曾静(乾隆登基后的两把火)(3)

实际上每一代皇帝登基后,都要有这一类措施,乾隆帝也不例外。

不过上述这些措施,进行得很巧妙,因为他在十月初九日向诸王大臣等谈论天下之道的时候,曾强调“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虽然他实际做的刚好与雍正帝的意思正好相反,但这样做,既不致因改变原来的政策而引起思想混乱,同时由于时间已久,原来所打击的人或死或老,已不能再构成新的威胁,又能切实地解决一些他父亲雍正帝遗留的实际问题。这对巩固自身皇权的统治是大为有益的。

除此之外,乾隆帝再一次推翻雍正帝的做法,重新处理了曾静案。

十月初八日乾隆帝还颁发了一道谕旨,命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两人锁拿,押运入京。这也是与雍正帝背道而驰的一个事件。

乾隆处死曾静(乾隆登基后的两把火)(4)

雍正七年,雍正帝处理曾静谋反案的时候,将谋反者曾静、张熙释放,却将吕留良等人戮尸,家属、门人等人斩决。雍正帝这样做自有他策略上的需要,他认为吕留良及他的书籍是这一谋反案件的根源,曾静、张熙只是受吕留良的影响,至于其诽谤自己的地方,是因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同党所造的蜚语,不能当真。

为了和雍正帝当时所施行的民族调和政策相符,也为了利用曾静和张熙去湖南各地宣扬自己之宽大,以消除他的政敌散布的不利影响,所以对二人未加杀戮。

但此事引起满蒙朝臣们内心的公愤。

乾隆帝深知此事于朝廷不利,便找了个诡辩理由,说雍正帝所以戮尸吕留良,是因为他反对了康熙帝,现在自己也学父亲雍正帝的办法,曾静反对雍正帝,朕应该杀了曾静。

乾隆帝在十月初八日的上谕中云:曾静之罪,一点都不比吕留良小,而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没有治罪。是因为吕留良在书中谤议皇祖,而曾静止谤议皇考而已。如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的例子,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道之魁首,泄臣民之公愤。

乾隆处死曾静(乾隆登基后的两把火)(5)

十月十九日就下令:《大义觉迷录》停止其讲解,原书全部回收。

十二月十九日即将曾静及张熙杀掉。

此案在当时确有些棘手,若杀曾静、张熙确实是反对其父雍正帝,违背“法祖”原则;而不杀曾静、张熙,继续讲解《大义觉迷录》则确实有很强大的副作用,特别是对蛮族入侵的清朝统治者。

而且光靠这样一本书来宣传,不能解决满汉之间那深刻的矛盾。

因此乾隆帝想出这种巧妙的解释,既解决了实际政治中的问题又不违背“法祖”原则。

乾隆处死曾静(乾隆登基后的两把火)(6)

由此可见,乾隆帝的高超手腕,乾隆帝所谓的“法祖”原则也是随着政治形势灵活掌握的,死守祖宗的教条就会陷入迂腐而导致失败,这可能就是他能统治天下60年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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