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艾绍强
练过几天毛笔字的人都知道，老师说首先要从楷书学起，学楷书又大都是从唐代的欧、褚、颜、柳诸体开始，唐楷是楷模，就以为唐人就那样写字，如果有人说唐楷其实是唐代的美术字，这种美术字并不是当时书家墨迹的呈现，而是经过了刻工的修饰，你相信这样的说法吗？实际上出土和传世的唐代世俗文书、写经与广泛流传的碑帖上的字完全是两回事。
上世纪90年代某个清明前夕，到陕西黄帝陵游览，在轩辕庙前面，见有石匠刻碑，就凑过去看，发现刻的是某领导人题词，石匠见我看了半天，就说他在刻的那个字写的实在难看，刻的时候要修好看一些。那字的确不好看，无论怎么修也不过变得稍微不难看罢了。由此知道，石匠刻字时是会“修”的。这个是往好看修，那么会不会把原本好看的字修难看、或者将原本有个性的字修得符合石匠所认为的好看？当然有，而且这样的事在传世碑刻中屡见不鲜。
《石刻刻工研究》里说：颜真卿的字刻石传世的很多，但是有精有粗，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注意到，可能是刻字匠的手艺高低不同所致。史书记载颜真卿有两个精于镌刻的家僮，但他写的碑文由家僮刻字修改后，往往波磔失真，甚至在他书写的《李玄靖碑》中，由于漏写一字，他在已写的字上压字，也被刻在了一起。所以说，除了书法本身水平之外，刻工手艺高低，是决定碑刻字迹优劣的关键，以至于传世碑刻中，甚至出现一块碑前后字迹天壤之别的例子。1982年山东陵县出土的《明湛墓志》，前七行字迹“转折多违原书意而信手刻之”，第八行之后“基本忠于笔法”，显然前一个刻字技艺差，刻了七行之后，换了技艺好的来刻。北朝的许多碑刻，由于工具和材质的限制，刻工为便捷等原因，有意将字的笔画变曲为直、化繁为简，出现了许多别字，这些别字甚至影响了后世的字形，碑别字研究也就成为汉字研究的一个分支。
临写碑帖，人们记住的都是谁写的字，估计多数人不会注意碑上的字是谁刻的。其实碑帖的优劣，除了书写之外，刻碑手艺的高低起关键作用。刻字工匠在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且不说甲骨刻文的重要性，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汉唐以来的石经和大量碑石，哪个能离开刻字工匠呢？估计至少汉代政府就有专门负责刻石的机构，东汉元和四年（117）的《祀三公山碑》里就有刻工宋高的名字。史书记载魏晋时期官署中已经有了专门的刻字工匠，相传曹魏时书法家钟繇每有得意之作，就自己刊刻；《晋书》则明确记载著名书画家戴逵“为文而自镌之”，也就是亲自刻碑；据说颜真卿往往自己书写碑文自己刻字，所刻的字当然神采不失；而李邕所书碑文，不少是自己刻的，碑上的刻字者往往是他的化名；唐代名臣张说去世，唐玄宗为其撰写碑文，刻字的是时任鄜州三川县丞卫灵鹤，可见那时为碑石刻字显然不是卑贱职业。
汉到唐宋官方一直有刻字官署，在碑文上记录刻工的名字，研究者认为与“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有关，汉代对石工镌刻工艺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对书撰者的要求，魏晋南北朝似乎对“物勒工名”不太重视，唐宋两代刻工留名较多，明清两代却又罕见，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古典造作制度与文化理念的失落。我觉得这个过程或许与汉字的神性、也就是对文字的崇拜有关，汉代道教兴起，而道教本质上是文字教；唐代皇家崇拜书法，以对字的崇拜来宣示文化的正统，对文字的敬畏延及对写字的人、刻字的人的尊重。
各种碑刻大量存在，碑刻上有刻工姓名，但后世对刻工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宋代的金石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刻字工匠，却没有特别重视；清代学者对刻工有所重视，有著作专门收录了刻工姓名；1930年前后有专著《金石考工录》出版；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有了更加详细的《石刻考工录》。因此，《石刻刻工研究》可以说是一部开山之作，该书在学术框架下，梳理了石刻刻工研究的历史以及研究线索，然后对刻工的身份进行了判定，之后对唐宋元明清的刻石官署、刻石作坊、刻石世家以及刻石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读《石刻刻工研究》，有许多有趣的发现。比如，汉代山东的刻字名匠甚至被请到今北京一带刻碑；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褚遂良书写的碑文不少是万文韶镌刻；唐会昌至大中年间，刻工强氏、邵氏最多，其中天水强琼、强琮弟兄刻的多是公主、贵妃等皇亲贵戚和内廷达官的墓志，邵建初、邵建和兄弟刻的《玄秘塔碑》等都是柳公权书写；唐代不少刻工本善书法，《张惟及妻王氏合祔墓志》就是屈贲撰文、书写、刻字一人全包；历代刻字工匠的称呼有刻字、镌字、镌匠、刻字人、开字人、刻工、刻者、匠碑、刊匠、石笔等……除上述内容，该书用近500余页收录了3427名历代石刻刻工人名和人名索引，既有碑刻名称又有收录文献，非常方便有关研究者查阅。
《石刻刻工研究》
程章灿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定价：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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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kuangdili”
（文章来自NationalGeograph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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