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几代统治者，多不重视文学。高祖马上得天下，对文学不屑一顾；惠帝、吕后以黄老思想为主，不甚重视文学；文帝与景帝亦不好辞赋。因此，众多士人无法在宫廷之内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与此相反，诸侯国继承战国余风，各自招贤纳士，遂形成了若干诸侯文学中心，包括吴楚文学中心，淮南文学中心，河间文学中心以及梁苑文学中心。
汉初诸侯王对文学的重视，为当时的士人营造了良好的栖息之地，亦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为汉初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随着各诸侯国的兴衰起伏，以及汉帝国统一大势的不可阻挡，尤其是七国之乱导致的诸侯国的兴衰变化，各文学中心不断发生转移。
吴楚文学中心逐步衰落吴王刘擤、楚元王刘交等礼贤下士，凭借丰厚的物质条件，招致天下文人游士。自吴王招贤纳士，至七国之乱爆发，吴国即是当时的一个文学活动中心，众多贤能之士，如枚乘、部阳与严忌等齐聚吴国，他们在吴国皆以文辩著名，所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在汉初影响颇大。
虽然他们的作品因缺少记载，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我们亦能通过现有的一些作品，看到汉初吴国文学的兴盛。
枚乘的《七发》是吴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这篇标志着骚体赋向汉大赋转变的作品，以其对于至壮至美景物的描绘，显露出诸侯国物质经济的大发展，并通过对物质经济的极度夸饰，既提醒吴王珍惜眼前所拥有的壮美景物和繁盛经济，又提高了吴王对吴国经济发展的自信心，不再因恐慌文帝惩治自己而预谋反叛，最终成功使得吴王放弃了最初的谋反行动，转而励精图治，为汉帝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枚乘的《上书谏吴王》与部阳的《上书吴王》，以其议论纵横的文风，真挚而执著的讽谏，同样是汉初杰出的“上书”类文章。自楚元王交至七国之乱时期的楚国，是当时另外一个学术活动中心，申公、白生、穆生以及楚元王对《诗》的研究与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而韦孟的《讽谏诗》，亦是汉初四言诗的代表之作。
这些士人凭借吴楚等国良好的条件，在汉初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同时，诸侯国也通过招揽文人游士，让他们为本国出谋划策，指点藩国政治事适，也使他们作为文学宾客为诸侯国增添娱乐，粉饰太平。因此，吴楚两国的文化学术比较兴盛。
然而，随着吴王谋反之心日盛，枚乘、部阳与严忌去吴适梁，吴国的文学中心逐渐瓦解；而楚国文学中心亦在韦孟、申公等劝谏楚王戊不成离开后逐渐衰落。七国之乱失败之后，曾经兴盛一时的吴楚文学中心彻底解散。
淮南文学中心专心著书淮南王刘安在七国之乱中亦有谋反倾向，甚至已经准备起兵谋反，《汉书淮南王传》记载：“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
淮南王预谋反与他长期以来的复仇心理有关，他的父亲淮南厉王因谋反被流放蜀郡而死于途中，淮南王其时不过六岁，他所遭受的“惊吓、屈辱、颠沛流离之苦和受人歧视的清贫生活”，使得淮南王从小就心存怨望，有叛逆之心。
吴楚七国之乱给刘安创造了反叛朝廷的机会，于是他准备发兵应之，只因其相张释之阻拦而欲反未遂。七国之乱后，景帝并未对淮南王施加任何惩处，纵观当时谋反的诸侯王，要么自杀，要么被诛杀，即使是被臣下劫持、未能发兵的原济北王，也被改封为国土较小的菌川王，可见，景帝心底对于谋反的诸侯王是十分痛恨的。
而之所以未对淮南王施加任何惩处，一方面应是淮南王的父亲曾因谋反被迁死于途中，文帝因此有不顾骨肉亲情之名，景帝不愿步此后尘；另一方面，景帝将衡山王改封为济北王，已经暗自分散了刘安兄弟的力量，想其不能对朝廷构成威胁，所以未对其施加惩罚。
此外，王云度在《刘安评传》中认为淮南王国是以道家为主的学术活动中心，尊黄老之术的景帝因此对淮南王网开一面，这也是有道理的。虽然景帝未对淮南王施加任何惩罚，却产生了防备之心，淮南王此后的政治活动明显减少，虽在此后的景帝时期亦曾两次入朝，但并未有任何政治动向。
而淮南王自己亦明白此次预谋反必定难以再取得景帝的信任，稍有行动即容易给自己招来祸患，而沉浸于文化学术则是躲避祸患的最好方式，于是退守淮南王国，专心致志地编写《淮南子》一书，如此即可保全自身，亦可等待新的时机，正如王云度所说淮南王欲“以文才顺取政权”，但他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心有所愿，而实属迫不得已，这从他在武帝时期再次起兵谋反，以武力逆取政权即可看出。
七国之乱发生后，淮南王刘安远离政治，却在文化学术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不仅与他“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还想借此招纳天下宾客方术之士为自己出谋划策有关，更与他因预谋参与七国之乱后为保全自己有关。
而其全心贯注于学术创作的精神，客观上促进了淮南王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武帝即位当年，淮南王便完成了《淮南子内篇》，该书也体现了淮南王在七国之乱至武帝即位期间的心态与思想，虽然它旨归老子的淡泊无为，却赋予“无为”以积极内涵，这就显露了淮南王参与政治的强烈意识。
武帝登基第二年，淮南王便将此篇献给了武帝，而武帝对这位叔父也非常尊敬，淮南王沉寂多年之后，终于凭借文化学术再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幵始了新一轮的政治生涯。
在七国之乱中功劳堪与汉室相抵的梁国，因与汉室最亲，又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加之梁王礼遇文人游士，专门为士人建造华丽的园囿，有意广招天下士人，因此，众多士人前往梁国。即使已作了景帝武骑常侍的司马相如，亦因慕梁国的文人游士生活，而从梁孝王游。
一时间，枚乘、邰阳、严忌、羊胜、公孙诡与司马相如等士人齐聚梁国，梁国遂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学活动中心。现存七国之乱至武帝即位前的主要文学作品，大都出自梁国。七国之乱的爆发使得吴楚文学中心彻底衰落，却促进了梁苑文学中心的兴盛。
七国之乱发生时，枚乘、与庄忌已经来到梁国，当时，枚乘写了劝谏吴王罢兵的《上书重谏吴王》，七国之乱之后，邹阳亦写了《狱中上梁王书》，可见，“上书”类文章在梁苑文学兴盛初期，还是比较流行的。
而由于梁国与汉帝国之间的关系最亲，梁国又具有良好的物质经济条件，使得那些进入梁苑的士人在梁苑更多的作为不是为梁王出谋划策，而是吟诗作赋，粉饰太平。他们的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段时期的咏物小赋出现较多。
无论是枚乘的《柳赋》，路乔如的《鹤赋》，还是公孙诡的《文鹿赋》，部阳的《酒赋》等，虽然经众多学者考证基本都是伪作，但也从侧面表明当时咏物小赋的流行，这也反映了当时梁苑士人创作的兴盛。而在这些赋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枚乘。
此外，这段时期也出现了汉大赋类的作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是代表之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借夸耀齐国，对梁苑的盛况竭力這染。
《子虚赋》出现于梁孝王去世前，此时司马相如还在梁苑，文中亦主要描绘的是诸侯之事，因此该作品作于梁苑无疑，《上林赋》则是武帝阅读了《子虚赋》之后续补而作，两篇后合称《天子游猎赋》。
《子虚赋》是一篇描绘大美的作品，表现了诸侯国的盛大与宏丽，作品通过子虚、乌有与亡是公三人的对话，盛夸诸侯国，而这正暗指当时的梁国，展现了梁国物质的丰腴，宫殿的华丽等。
在战国余风已经逝去，新的大一统国家不断巩固的时期，士人在诸侯国更多的作为不是参与政治，为诸侯王出谋划策，而是创作粉饰太平的辞赋，司马相如因此写出《子虚赋》描绘诸侯国的强盛。
王增文在《论梁苑辞赋》中说齐国即暗指当时的梁国，司马相如是借齐国来夸饰梁国的。同时，他也对梁孝王这种奢侈的生活，在末尾予以否定，希望梁孝王能节检用度，如此也可放松汉统治者对于富有的梁国的警戒之心。
我们知道，司马相如写这篇赋是在梁孝王去世前不久，此前梁孝王因想获取天子之位不成，而暗中派人剌杀了大臣袁盘，事情暴露后，他与景帝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尽管通过部阳的努力，梁孝王并未受到任何惩罚，但亦不复像之前那样受宠。
此时，梁国的富有与奢侈势必会引起景帝对梁国的警惕。为此，司马相如用极大的心血铸就了《子虚赋》，一方面，司马相如感到梁国对汉室产生了某种威胁，因此在极尽夸饰梁孝王园囿后予以否定，希望梁孝王对于奢侈的生活有所收敛。
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马相如对于梁苑生活所奏的一首挽歌，对诸侯国豪华奢侈、独据一方生活的最后夸饰，对文人游士未来命运的思考与忧虑，同时，它还是司马相如在对于大一统帝国形势的清醒认识下，在国家步入昌盛之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衷心赞美，而这也是汉武帝读罢《子虚赋》后感慨“独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的真正原因。
随着梁孝王的去世，以及梁国的逐渐衰落，继位的梁王已经表现出对于文人游士的冷淡，枚乘与司马相如就此离开梁国回到老家。梁苑文学中心在经历了最后的辉煌之后，终于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由此可见，七国之乱虽然促进了梁孝王文学的兴盛，但毕竟从实际上削减了诸侯国的实力，遂又加快了诸侯国文学的衰落，梁孝王的去世，即标志着兴盛一时的藩国文学彻底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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