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亲历者
是见证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
80载岁月流逝
尚在人世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位
他们最需要人们的尊重与关爱
一句问候 一束鲜花 一份温暖
看似平实
却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关怀
关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我们一直在行动
为幸存者送温暖
今天下午，南京市民政局局长蒋蕴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等，一同前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岑洪桂家中慰问。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也将鲜花送到老人家中。
岑洪桂夫妇与蒋蕴翔局长（左一）、张建军馆长（右一）合影 薛晓红摄
关爱幸存者 我们一直在行动
在岑洪桂老人家中，南京市民政局局长蒋蕴翔紧紧握着岑老的手说：“您是历史的见证者，您将亲身经历讲述出来，这是对青少年最好的教育。”
蒋局长将慰问金送到岑老手中 薛晓红摄
蒋局长表示，目前全社会进入老龄化阶段，我们要对老年人多一些关爱，也需要对幸存者老人们多一些尊重与关怀，“目前幸存者们年岁已高，未来民政部门会对这些老人的居住环境进行改善，为他们安装防滑地板、扶手等，让他们生活得更安全、更方便。”
岑老今年已经93岁了，但身体非常硬朗，没什么大病。张建军馆长握着老人的手说：“看到您身体好，我们就放心了！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祝福您健康长寿！”
薛晓红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建军馆长介绍了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的情况，“该协会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金，援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为他们提供帮助，例如发放慰问金、报销除医保外80%的医药费等。”
80年我不会忘记 800年我也不会忘记
岑洪桂老人（左一）和妻子谢文英（右一）合影 薛晓红摄
岑洪桂1924年11月出生于江苏邳县，1930年随家人来到南京。南京沦陷后，他的家被日军焚毁，未满两岁的小弟弟被烧死。他自己也被日军推入火海，腿部被烧伤，至今留有伤疤。
岑洪桂老人腿部的伤疤
“当时，日本兵放了一把大火，我跑出来的时候，弟弟离我只有几十米，日本兵就是不让我把他抱出来，眼看着火烧了一会，就没有哭声了。”
岑老回忆起这段回忆，仍然心有余悸、气愤不已。2015年，岑洪桂老人先后到访日本长崎、熊本和福冈三市，向当地民众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现在人们的生活变好了，但是仍然不能忘记那段历史。80年我不会忘记，就算800年我也不会忘记。我们要铭记中国人民曾经遭受的苦难，记住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在2014年的国家公祭仪式上，岑老作为幸存者代表，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一幕被现场记者拍了下来，照片一直被岑老挂在客厅里。
岑老珍藏着与主席握手的照片 薛晓红摄
岑洪桂口述自传：日军掳百姓 婴儿被烧死
采访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凤栖苑采
白下区大光路尚书里
采访人员：李丽晴、吴雪映
整理人员：李丽晴、袁志秀、汪贝
一、我们那会儿过得苦
我1924年11月出生，老家在苏北徐州邳县，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家里那会儿加起来有六口人。姐姐叫岑洪英，弟弟叫岑洪兴，还有一个妹妹叫岑洪兰。在老家的时候，父亲岑绣楼就推小车，我那会儿还小，我们兄弟俩就天天上山去拾柴火，再到人家那个菜园地，拾那个菜边子，比如那个山芋叶子，藤上的叶子，能吃的我们都捡回来吃。说实话，那些东西现在喂猪猪都不吃。
我们从小家里就没有好吃的，那时候是要饭来南京的。从老家到南京有六七百里路，也不近呢。那些天每天都往南京走，十几天才到南京。也没有午饭吃，饿了就到人家跟前去要点饭吃，吃过再走。晚上到了哪个人家门口，把被子搁在外面，睡一觉起来再带走继续赶路。坐车又没钱，就只能慢慢走，就这样一路要饭来的南京。因为有老家的老乡在南京这边，我们来投奔老乡，就找了个地方搭个小房间在这里落脚。
2016年8月19日，岑洪桂老人向日本福冈县和平之旅访华团讲述亲身经历
我是十岁来南京的，当时姐姐在老家没过来，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在河边搭个小棚子睡，上山拾树叶子铺铺，就搁地上睡。过去我父亲给人推小车，推的那个车子叫独轮车，用来给人推砖瓦，推东西，出苦力。不出苦力，家里就没有东西吃。上学都要钱，没有钱也不能上。家里收入七八毛钱，最多一块钱一个月。那会儿一斤米一毛一。父亲通常四五点就要起来，干到晚上八点钟才吃饭。要是雨天，搁家里了，父亲没推车子的活，我们就得吃青菜，有时候捡垃圾场别人扔的烂菜。我们一家五口人吃饭基本上都要靠父亲。
小时候过年、过节有钱的话就买点东西，买点荤菜，没钱就算了。有人过年三十吃鱼肉，我们吃稀饭也能过年三十，我们那会儿过得苦，没钱就天天拾菜吃。到菜园里掰那个菜边子吃，搁点米，就吃这个。米都不够吃，肉有时候几个月还吃不上一回。过节的话小孩多就买个几把米，买再多就负担不起了。
刚来南京的时候，在汉中门外北化厂街记名坊那里，有一个教一二十个学生的老先生，五六十岁，我在他的私塾上了四个月的学。那会儿念《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一年之后就读《孟子》《中庸》《大学》。读不懂就手张开，老先生就用板子打手，记不住就转过去打脖子。
二、妹妹的血淌了我一脊背
1937年12月那会儿头几天，就是9号、10号，日本飞机提前来开始轰炸了，来了一二十架飞机在南京轰炸。它首先是去中华门外，专门轰炸那里，把城墙轰破了就造不起来了。第二个轰炸的地方，是下关的发电厂，电厂一炸坏了，南京城就没有灯了，晚上就看不见了。还在那搞了几个大坑，这个炸弹，特别沉，摆了五六年给人看呢，后来就平掉了。
日本兵进城，那厉害了，一进来就放火。一放火，我们老百姓原本躲在家里的，一看见放火就向外跑啊，一跑就糟了，远的日本人看见就使枪打，近的使刺刀捅，见人就杀，十几岁小孩都不留。那时候南京城的大街小巷，这边躺三个那边躺五个，马路上都是死人，基本看不见活人了。
2016年3月，岑洪桂（右一）参加“紫金草手绘行动”
那时我住在汉中门外，当时还有城墙，就住在河边上离城墙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我们在大棚里头，看见日本人一来，我们要躲，这个城墙有个洞，我们几个人就躲在那里头，当时我父亲抱着我妹妹岑洪兰，她那会儿四岁多，不到五岁，能讲话了。北边来了两个日本兵，举枪就打，子弹就打过去，从我妹妹下巴穿过去，但没死。妹妹还能讲话，她喊“妈，我还能喝点茶，我还跟你走”，她又继续跟我们走。我把她背在肩上，背着跑着就过江了。妹妹的血淌了我一脊背，她说“哥哥你脊背淌血了”，哪来的血，都是她的血。我一背，一颠一颠，血都淌到衣服上了。
那段时间，晚上老百姓都躲在山里，妹妹渴了，说要给她找点水喝。父亲说不行，枪打的不能喝水的，一喝水就完了。后来日本人就到我们跟前了，把我父亲带走了，把我妹妹丢下来了。妹妹现在还活着呢。我们那会儿住的草房，那个屋子进去不碰头、能进去就行了。日本人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十米远，我们躲在这个城墙洞里，看日本兵要放火。我有个小弟弟，两岁半多，将近三岁了，日本兵就站在我家门口放火，我想到小弟弟还在屋里睡觉，我要去抱出来，日本兵不给抱。你要进去他就拿刺刀戳你。主要是因为我弟弟睡着了，要是不睡觉我们之前也抱出来了。因为他睡了我们说那就睡吧，我们跑出来了。日本兵不给我进去，我就听见他哭，哭了几声就不哭了，在里边烧死了。我站在门口，火团掉下来，把我腿烧着了，现在还有疤呢，这伤一年多才好了结疤的。没办法，弟弟就被活活烧死了，我站在那里也没办法。我们的父亲被日本人带去了，带去的当天晚上就放回来了。放回来以后就说，我们第二天要过江走。
三、屠杀，我亲眼所见
上新河的河口，那里有船，南京那会儿十几个地方有船。国民党败兵连同老百姓逃命都从那地方过江。这日本人也知道，骑兵的速度很快，到那儿杀了两万多人。国民党兵有的是被俘了，有的被打死，我们逃到江北的时候，有一个竹园，日本人要吃鸡，什么鸡啊、猪啊都跑到竹园去了。国民党兵打断胳膊腿的、拄拐杖的，见到日本人就躲。日本人撵鸡子跑到竹园，国民党的伤兵也躲在竹园里，离他十几米远，日本兵看见就啪啪两枪，把他们打死了。
汉中门外那个石桥桥湾，有个纪念碑，上边记录日本人杀了两千多人，我都是亲眼看见的，吓死了，一天一夜水都不敢喝。我们站在这里，那些人都在那边枪毙的。好多国民党兵排成队，他们戴帽子头上勒的有痕迹，当兵的站这半边，没当兵的站那半边。他们不排队是死，排队也是死。排好了，后边的机枪响了，人就死了。后边的人再上去，踩在死尸顶上，再排队，机枪再扫。就是没排队的，没当兵的，最后也是死。人站在河边上，前面的人一打就栽到河里去了，河里的水一涨，尸体就漂到大江里去了。没打死的，日本兵就拿枪，枪头有个刺刀，没打死的就戳两下子，戳死了。后边又排队，机枪再扫射。当时我十几岁，我看见用机枪扫射人，吓死了。
今年中秋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工作人员及大学生志愿者看望岑洪桂老人
那时候，我朋友跑了没被打死。五台山过去有个小学，我的一个老表住那儿。那个小学有两百多个学生，不超过十五岁，都是十岁以上的，日本兵一个都没留，这个更惨了。
后来，弟弟死了以后，我就哭着走，非常难过。妹妹还被打伤了，得背着。我的腿也伤了，可不走不行啊，不能死在这里。后来，日本兵又转回来到上新河街上，见人就杀，连十几岁的小孩都不留。在中山码头、下关、幕府山、老江口，多得是这样的场景。后来晚上我们就要走出南京了。父亲有个同事有条小船，夜里就过江了，就在下关的那个江边，日本兵不给过，就开始打枪，把江封了就没船了。江北的泰山新村那里有个大庙，我们在那儿过了两夜，日本人打来了我们就跑回去了。坐了几天船，又跑了几天，跑了六七百里路才回到徐州老家。
四、回到平静，回归生活
南京是一年比一年好。到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我参加了高级社，以后生活就慢慢就好起来了。现在我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有三个已经退休了。
1965年，单位就开始公私合并，我们那个地方大，要并四个单位，那时候，我的工资一年高过一年，二三十块钱有，三四十块钱也有的。
岑老身体状况很好，经常自己做饭 薛晓红摄
后来，我到了东方模具厂工作，还当了个主任。我们那个厂有千把号人，干主任的话不管派你什么工作我们都要完成。我们厂是五个单位合并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我们就慢慢从头搞起。以后领导派给我们工作，再苦再累我们也要完成。东方机械厂并进来以后呢，又有个长江磨粉厂又并来了；长江磨粉厂并来之后，又是小五金厂；再后来并来的是水泥厂；最后铸造厂也并来，一共有五个单位。我们那个地方大，后来都盖楼房了。最后，我们搞热水器，那会儿我们效益好，一年加两级工资，三年升三级。1981年我退休了，到现在快三十六年了，我从东方机械厂退休以后，厂里书记又来我家找过我几次，叫我回去干，我拒绝了。退休以后，我就在扬州帮人搞磨粉厂，搞蚊香。生产锯木屑，炕干，打碎，打得跟面一样，用来做蚊香。后来投产了，我就回来了。再后来我就
跟人家合伙收废铁，这样干了几年。几年以后我就什么都不干，正式退休了。
五、我给日本学生讲大屠杀
我经常去纪念馆开会，有时候去外边开会，和好多其他国家的人一起。有个日本人到我家几次了，他来听我讲过去日本人进南京杀人放火的事情。我还到日本去过，是纪念馆叫我去的。我在日本跑了好几个市，比如长崎，美国撂原子弹的地方。日本人民还是蛮客气的，但是顽固派还是不行。日本投降这件事大家都开心。不管反对不反对，我到日本都照讲，我在六七百人的会议上发过言，有学生问：日本兵在南京杀了那么多人，我们不晓得。我说：“你们年轻，那会儿还没你们呢，将来有机会到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看，这个史实就明白了。”
我在日本的时候，翻译也是个中国人，我问他怎么去的日本，他说他是一九五几年去的，加入了日本籍，就学了日本话，他已经八十岁了，身体还不错。他说日本投降了以后，在日本，关于日本兵到中国杀了多少人都是不准讲的，被封锁了，后来慢慢才晓得。
南京的变化大了，以前难得看见个汽车，开个汽车很稀奇，那会儿哪有什么汽车？现在交通拥挤，汽车太多了。（南京大屠杀）那时候，我住在汉中门的城墙上，现在汉中门拆迁了，我住在这里十几年了，汉中门、水西门，都变成了大马路，盖起了楼房了。1984年的时候我们住在汉中门外，后来汉中门到水西门一线拆迁，赔偿给了我家四套房子。三个中套，一个小套。我现在住的这里本来是农村，原先都是田地、水塘、鱼塘，房子是盖在塘里的，从前到处都是菜地、藕塘、鱼塘，菜农种菜，种稻子的还少。我在汉中门时十八个人的一大家子没分家，都在一起住，连儿子、女儿、女婿，都在一起吃饭，大人一桌，小孩另外一桌。这一拆迁了就散了，这边住一屋，那边住一屋，都不能和我们一起住了。
现在我的二儿子岑全松住在黄山路，离这儿有五六站路。我的三儿子岑松建住得离这儿不远，他一年到头都在外边出差。他在美国史密斯热水器公司工作。有时单位开会，他会在家歇个一两天才走。他一年到头地全国各地跑。三媳妇和小孙女也上班了。大儿子岑全真也住在这一带，经常会来看看我。
孙子上班了不常来，孙女今年结婚了。两个孙子都没结婚，孙子们都还可以，基本上不大抽烟，酒也不大喝，麻将什么的都不沾，这样还比较好。
现在退休了，我没什么事做，吃过早饭跑步，中午吃过饭也跑跑，晚上吃完也跑跑。平时坐车，两站路或三站路的路程我都不坐公交车，走路过去，远一点的我才坐车。现在只有我们夫妇住在建邺区凤栖苑这里。孩子们有的上班，礼拜天也会来看望我们。
本期编辑：潘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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