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之治的“涤荡漠北”，到永乐大帝“五出三犁”对漠北的震慑，即便是已经精疲力竭的大明王朝还是会产生王者无疆的错觉。正是这种错觉，仁宣之治这种盛世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边疆军务的有所懈怠。早期所建立对蒙古诸部的军事优势，也在无形中消失殆尽了。
明洪熙宣德年间山西长城防御体系的懈怠时期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永乐大帝朱棣在第五次北伐回师途中驾崩。将后世称颂为“威德遐被，四方宾服”且“幅陨之广、远迈汉唐”的大明盛世江山留给了皇太子朱高炽。
永乐盛世风光的表面下，北征蒙古、南击交趾、远航西洋、迁都北京等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严重透支了大明王朝的国力，空前的消耗使得正式即位并改年号“洪熙”的朱高炽不得不面对“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的现状。
朱高炽的一生，堪称人生无常。在其二十年的王子和两年的皇子人生中，“肥硕，腰腹数围”的朱高炽并未得到明成祖朱棣的欢喜，反而更喜欢桀骜不驯的朱高煦；即便因“长嫡承继,万世正法”被立为太子，二十年的太子生涯中又屡遭危机差点嗣位不保；终于熬到47岁当上皇帝，在位不足十个月却驾崩了。
虽然只有短短不足十个月，在猜忌和权力斗争中历练多年的朱高炽迅速调整和改变了永乐时期开创、扩张的国策，实行内敛守成的治国方略，开创了大明王朝最重要的“仁宣之治”。其子明宣宗朱瞻基则全面实施并完成了“仁宣之治”，使得出现了“四境无虞，百姓安业，几于小康”的恢复局面，称之“明代极盛之时”。
朱瞻基行乐图投壶
朱瞻基行乐图 蹴鞠
朱瞻基行乐图 马术
朱瞻基行乐图 投壶
在边疆军务方面，明宣宗亲自撰述《帝训.武备篇》告诫群臣：“武备之要有三，一曰储将，二曰养士，三曰广储蓄”，只有“中国安兵食足”，才会“边周固”，“四境晏然”。以洪武时期形成的防御格局为参考，永乐时期的恢复程度为基础，重新设置了大明王朝北疆的防御格局。
首先，一改永乐时期“扶弱抑强，分而御之”的策略，给予蒙古诸部一视同仁的安抚。洪武、永乐时期的军事征伐，蒙古诸部“分散而微弱，纷杂而无统”，时至仁宣时期，蒙古诸部仍处于分裂争夺之中。本着“抚以宽简”的原则，在军事上采取了“不治而治之”的策略，彻底放弃了对蒙古的征伐。
这种“无为而治”无疑是“仁宣之治”得以实现的保障，但也致使蒙古高原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瓦剌得以迅速坐大全力对付鞑靼，并最终将其攻灭。以至于最终控制了兀良哈三卫，令大明王朝无力与其争锋。
加之“厚往薄来”的大国风范以及朝贡制度的不完善。游牧民族希望的对等贸易不被允许，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朝贡”次数和使团人数，借助朝贡实现贸易的目的。王者无疆的错觉以及大国姿态不时提出诸多限制条件，使得矛盾不断加深直至激化。
明北京城
其次，遣大将以总兵官身份镇守各边镇，同时另遣参将佐之。洪熙元年二月“颁将军印于诸边将”，总兵镇守制度成为定制并沿袭不废。至宣宗时，不仅延续总兵制度，还礼待免其朝贺，令其专心镇守。
自洪熙元年始，明朝文治的色彩逐渐呈现，文臣势力开始渗入北疆军镇体制。尤其是肇始于永乐年间的宦官出镇，至洪熙年间已成为定制，形成了“以宦官镇守，则与文、武官员并置，因袭为常”的局面。虽告诫其不干预军政，但“内官在边卫者，挟势恣肆，非总兵所能制”。这种内部存在的隐患，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消弱了北部边防的防御能力。
再者，调整兵力部署和防御设施修建。
以山西为例，仁宣时期大明王朝转攻为守，大同则沦为边境，卫所大量回迁。洪武三十年（1402）拱卫京师移入“北平之地”山西行都司等卫所俱于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复隶，玉林卫调至大同右卫城；云川卫移至大同左卫城，下辖左、右、前、后五所；镇虏卫（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还旧治，仍属行都司。宣德七年（1432）五月，新置山阴守御千户所和马邑守御千户所。至此，山西行都司领卫由永乐年间的7卫增至12卫。
“命高山等四卫在京操备，神铳手官军二千二百九十三人，分为两番于大同操备，率半年一更”。同时，“遣将出塞烧荒。先是，每于冬初命将率兵出塞烧荒，名烧荒。盖防虏南向，且耀兵也。”
全面的修复和建设洪武、永乐年间因自然侵蚀、坍塌或者严重损害的城堡、墩台。比如洪熙元年“修完山西应州、浑源州城垣”，其中“应州城洪熙元年因东南旧址改筑”。还有宣德七年（1432）五月“山阴、马邑二县虽在大同之南，实虏宼必经之地，旧城久废，每有边警，官民辄携家属弃走，请修筑二城，各置千户所为便。”
还在缘边地区已有城堡间设立城堡，以加强边墙的防御和城堡间协同作战能力。比如洪熙元年九月“修完大同缘边三山等处烟墩一十四座，浚壕堑九十四里有余”。宣德五年（1430）二月“天成卫北边，旧立双山、青松岭、尖山三墩，并川平虏墩，近已革去。宜于怀来卫西阳河口筑一墩，迤南天城卫长胜墩东北之中增筑一墩，烂柴沟亦筑一墩，连接怀来瞭望，又鸦儿崖烟墩去迤西三尖山烟墩三十余里，每举炮，或逆风不相闻，因而误事，请于其间增置一墩”。宣德十年二月“大同分地，东自烂柴沟，西至崖头墩，迂直险易几逾千里，桓墙沟壑日益坍塌，万一虏骑冲突，无以蔽拒，乞加修筑”。
同时进行了边墙以及烽火台的维修加固。比如宣德五年正月“缘边关隘要冲之地，如烂柴沟等十五处，旧无城堡，只是树栅为备，岁久木坏，请于今春三月调军每处修堡，增军守备”，以及宣德八年（1433）八月“请于大同正北鸦儿崖、猫儿庄之中半岭等处添设二堡，以军防守”。 需要说明的是，始于永乐全面修建于仁宣时期的这段边墙现存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丰镇、清水河及凉城。随着与蒙古诸部的战略态势，防线逐步南移，遂废弃了。
最后，一改外向战略而实施收缩划地防守。从明仁宗始便“民力罢矣，慎勿贪功生事。夷虏至塞下，顺则抚之。逆则御之，驱之而已，勿为首祸。”至明宣宗时更是“守备为主”，“来则驱之，去者勿追，保境安民，此为上策”。受此战略影响，永乐年间大宁都司的废弃直接致使失去屏障的开平卫孤悬塞外。因不再北征入漠讨伐，开平卫塞外边地战略地位下降，加之道路遥远，粮饷运输困难，宣德五年（1430）以“孤城荒远，薪刍并难，猝遇宼至，别无应援”为由，迁至塞内紧缩战线固守。导致了“弃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地益虚矣”，使得大明王朝的北疆边防内缩，宣府、大同遂临边地。
加上永乐年间迁徙的东胜卫，宣德末年蒙古诸部进入河套，“云、玉中徙一墙，之外豺狼所嚎。三云以内，赤白之丸不绝于道”，大同左翼彻底暴露，形成“三面近塞”的军事要地。
值得一提的是，军屯的废坏始于宣德年间。
明代屯军不仅强制从军，且长年服役。最大的问题是不存在因地制宜种植，而是受管屯官员制约，且上纳屯田子粒远高于民田。加上社会地位低下，致使“屯种者率殆惰不力 ”。结果是“兵之壮悍者即心耻于负锄，而其羸弱者又力疲于荷戈。驱兵为农，势固难行!”
宣德年间“近年各卫不尊旧例，下屯者或十人，或四五人，虽有屯田之名而无屯田之实”，“将官渐肆贪侈，剥削军士，武备日渐废弛”。屯丁耕种土地无法满足正常温饱，开始大量逃亡，到正统时，“一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者，今止存一人”。“天下军伍久缺”成为当时大明王朝 人人皆知的共识，以至于仅仅十余年后“也先犯顺，大同几乎不守”了。
洪武时期的防御策略，主动出击使得北方边境线大幅北扩。在精心谋划下，绵延数千里的北疆形成一条完整和稳固的防御线。永乐时期，永乐大帝放弃了部分边关重镇，消弱了原来完整稳固的北方防线。但积极主动的防御战争以及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得还能保持相对的优势。仁宣之治始，明宣宗的“不勤远略”，北方边务陷入消极防御。虽然还维系着朝贡贸易关系，但强势主导地位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了。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36岁的明宣宗英年早逝，仁宣之治就此完结。8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次年改元正统。因“遗诏国家重务白皇太后”，造就宦官王振专权擅政、为害贻祸，最终酿成“土木堡之变”，成为大明王朝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面对仁宣遗留下来的严重糜烂的边防形势。大明王朝不得不开启了大修边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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