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万物均关联，历史证据更如此！
公认《九疑山赋》书法碑文为唐代柳公权（778-865）书写，但究竟是湖南宁远县文人李郃（唐，808-873）所作？还是黄表卿（宋，1178-1245）所作？
另外，书法碑文是真是假？
柳公权真迹存世不多，确数《九疑山赋》为之最！一起观摩一下吧
作者：回锋收笔
2021-03-28 13:33关注
1997年春，河南新乡著名书法家马庆才先生偶然得到一拓本：柳公权小楷《九疑山赋》，他经过两年多的考证后，在《书法导报》上披露了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16年来，书法、文物、文学等界专家学者，艰辛探析，各抒己见，求真精神令人敬佩。论点很多，但归纳就是两点：真品、赝品。说真者以书否文，说赝者以文否书。我在从事《湖南古县•宁远卷》编纂工作时，有幸涉及了这一课题，凭天时地利，考论点、查家谱、搜资料、请教专家。经过探析，认为赝品论据一一都能否定，真品论据个个令人信服，似能拂去拓本尘埃、显现原貌。
名家观点商榷
马庆才先生说，《九疑山赋》是柳宗元作文。柳宗元是散文大家，也是“辞赋丽手”，他的赋，没有寄情山水的，或直抒胸臆、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柳宗元的代表作多在永州创作，但在永州涉及九疑山的诗文只有《与崔策登西山望九疑》一首，柳宗元的作品都由好友刘禹锡保存，并编成《柳河东集》，不可能漏掉《九疑山赋》这篇诗赋。柳宗元到过九疑山，但难以对九疑山研究得那么透彻。文章提及的十八个地名表明，不是九疑山人是不可能完全知晓的。柳宗元与柳公权不是好友。《九疑山赋》是844年书写的，在柳宗元死后的21年后，柳公权如果还为他书写，也只是写墓志铭或行事。
周九疑先生说：三十六七十二洞天福地，是宋人在《云笈七签》中才出现。
唐朝司马祯（646－735）人著《上清天宫地府图经》，列出了三十六七十二洞天福地的详细情况，三十六洞天中“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周回三千里，名曰朝真太虚天，在道州延唐县，仙人严真青治之”。这说明是宋人转载了唐人文章，不是宋人书中才出现。
周九疑先生说：“云阁兮白云齐”（拓本为飞，府志为齐。）是永福寺齐云阁建筑。永福寺是宋代僧人善义修建。已经死去的柳公权，不可能写“齐云阁”。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九疑山部》载：永福寺居舜祠之右，旧名无为寺，又名报恩寺。相传南齐（479－502）敕建。以卫舜祠，有断碑可识。981年易今名。《玉琯岩无为洞图》标有：玉琯岩、无为寺、看云阁。这个“看云阁”在南齐时就有了，文章写的也可是唐朝的“看云阁”，不一定是宋代的“齐云阁”。文章表明，飞是写云的动态，齐是写云的静态。这二字是写云不是写阁。拓本中“云阁兮白云飞”比志中“云阁兮白云齐”的确要好，汉武帝刘彻《秋风赋》开头就唱“秋风起兮白云飞”，毛泽东《答友人》开篇就吟“九疑山上白云飞”。圣人们都用“白云飞”，“白云飞”比“白云齐”要好。
周九疑先生说：文先国提出的府志“有舜江则可浣可漱”不如拓本“有舜江则可枕可漱”之味无穷，却不敢苟同，因为江水可浣可漱是合其水性的，可枕可漱就难以言通了。
周九疑先生是从水性而言，离开了文章的本意，文章写的尽是九疑山道家仙人仙事，应从道家仙人典故来理解。宋道州司法参军郑舜卿在《永福禅寺记》中说：“衡山多古佛刹，华山、武夷、九疑是神仙窟”。《世说新语•排调》说：“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后以漱石枕流或枕流漱石指士大夫的隐居生活。府志“有舜江则可浣可漱”是写水性，拓本“有舜江则可枕可漱”是写仙事。
赵卫平先生说：“天下一景，湖南九疑”。仅此两句，便可断定此文作者年代……湖南一词，是宋代行政地名。如果唐人所写，“湖南九疑”当写“江南九疑”。
《湖南省志•地理志》载：764年置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自此始。《旧唐书》韦贯之传,任过湖南观察使。“湖南九疑”比“道州九疑”名气要大，比“江南九疑”表述要准。
赵卫平先生说：宁远的“九疑水始称潇水，潇江，也是宋代才见于记载。
《辞海》上说，“潇水：源出九疑山，北流零陵入湘江。古以此水与其上游之沱水并称营水。唐人始称潇水。柳宗元《愚溪诗序》、吕温《道州秋夜南楼即事》皆称潇水。”赵卫平先生说：元结作《九疑山图记》诸文，未见“碧虚岩”，只有宋代蒋之奇作《碧虚岩铭》才出现。又说舍人李峤（名挺祖）受郡守之命，以郡守李袭之名义书写玉琯岩碑铭题记。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九疑山部》说，元次山将“碧虚洞”改为“无为洞”，舍人李峤在篆刻“无为洞”时又篆刻了“碧虚池”，舍人李峤是唐代李峤，不是宋代李挺祖。日本户崎哲彦先生考证后说，李挺祖不是李峤不容置疑。
赵卫平先生说：九峰齐高，三峰压众。九疑山有十二峰之说，唐代文献无记载。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九疑山部》载，“舜峰即三峰石，在舜祠西十里，三峰鼎立，其下众山环合……舜峰不列九峰之内，乃为九峰朝宗，特列入首。”三峰指的是三峰石，不是三个峰。
户崎哲彦先生虽是日本教授，但对拓本印鉴、避讳、黄表卿年代考等都依据依典，这种认真态度令人敬佩。但户崎哲彦先生是日本人，尽管认真，也会受到国界和文化的限制，难免有错。如将拓本与府志对比时，閤、阁；领、岭；箾，箫是通假字，而说是拓本之错。他不知道从意境、典故考证，因而认为黄表卿是南宋人而认定拓本是赝品。这是可以理解的。
是唐文，不是宋文
文章是唐朝湖广第一状元李郃撰写，不是南宋黄表卿撰写。
文章艺术水平黄表卿难以达到。黄表卿（1178-1245）是宁远县禾亭高寨村人。家谱说是1191年进士（有误，只13岁），授天河县令，字号黄天河。因病归家，因山瑶侵扰从由村迁居舂陵。《九疑山赋》气势磅礴，词句优美，没有出众的文学修养是写不出的。据乐雷发《送黄天河》诗，黄表卿中举即在1228-1236年，此时黄表卿应是50-58岁。这就说明他的才华不会出众。他因病归乡，因瑶侵迁移，家境、身体都让他难以饱读诗书。他家谱的艺文杂志上，没有他的一诗一文，这也说明他的诗赋水平非常一般。如果他能写出《九疑山赋》这样的流芳之作，而为何不见其它一诗一文呢？文先国先生说，他是否见文未见拓本，改动几字署上自己的名字，就此误传了。这让我想到，黄表卿先住由村，由村是沐塘村的佃户，离沐塘村近，有机会见到《九疑山赋》，又是黄姓，应深受黄庭坚“点铁成金”观点的影响，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
文章意境不是南宋国情。《九疑山赋》是一篇写景、述史、用典、言情于一体的优美散文。先述舜事、道家仙人仙事、九疑美景。再写九峰、二妃洒下西江之水之泪，染成千百亩泪竹的爱情故事，最后肯定九疑山是舜帝藏精之所、道家修炼仙境。从而达到歌颂国泰民安盛世和赞美九疑神奇的目的。靖康时，徽宗、钦宗被掳，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仁人志士，崇尚的是救国救民，书写的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飞在《满江红》中高歌：“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辛弃疾在《鹧鸪天》中恸哭：“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怒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有南宋文人，都在抒发爱国之志，卫国之情。
黄表卿的同乡好友乐雷发在《乌乌歌》中呐喊：“莫读书！莫读书！惠施五车今何如？”、“好杀贼奴取金印，何用区区章句为”。全国上下都在忧国忧民，黄表卿敢写修道成仙吗？敢于藐视权臣的乐雷发不谴责吗？自古文章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抗战时期，毛泽东写的是《论持久战》；蒋介石喊的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抗战守土之责”；文人骚客写的、亿万人民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就在今天，党中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全国上下，电视讲梦、文章写梦、人们追梦。
文章典故是唐代外丹人事。文章的十个典故，都是初唐前后道家仙人仙事。重道轻佛是唐太宗钦定的。唐统治者自诩老子后裔。太宗言：“今李家治国，李老在前。”道徒修炼分为外丹和内丹。唐道徒用矿石药物炼成丸药，服者丧身者众。唐末宋初，道徒从长期的外丹修炼中醒悟过来，认识到服丹成仙之路走不通，但又没有放弃成仙追求。于是回到了“元气生万物”这一基本教义上来。唐末宋初内丹兴起。北宋道士、内丹代表人物张伯瑞著《悟真篇》，阐述了内丹修炼理论和功法。以内丹为成仙唯一途径，并云“为仙须是为天仙，唯有金丹最为端”。自宋始，道徒采用的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内丹修炼法。文章写外丹仙人仙事，说明这是唐文不是宋文。
文章意境符合唐朝盛世。文章表达的不是南宋衰微国情，而是唐朝太平盛世，也是李郃遵圣意、敬先祖的体现。太宗自诩李耳后裔，尊重“李老”，尊重道教，遂成国意。
李郃家住沐塘村，距舜祠十里，生在家乡，长在家乡，对舜事、祖宗渊源十分清楚。《灌溪李氏族谱》载：“李氏十七世祖，耳公名聃，号伯阳，又名李老子、李老君、太上老君”……著《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成为道教之宗”，沐塘始祖道辨公是李耳三十七代孙，李郃是李耳的五十三代孙。李郃撰写《九疑山赋》是述舜事、尊皇意、敬祖宗，一举三得。
文章艺术水平符合李郃生世。《九疑山赋》与名家诗赋比虽有差距，但不失为一篇流芳千古的优美诗篇。没有良好教育，没有饱读诗书，没有鹤立群首的天赋，是写不出的。李郃三代书香世家。他曾祖飞龙衡州教授，祖父周廷劄授本路教授，父太渊本州教授，三代都是儒学世家，这为李郃营造了良好的教育学习环境，得以20岁在无数优秀人才中脱颖而出，以一诗一赋中状元，展示了他非凡的文学艺术素养。
文章地名符合。文章涉及的18个地名中有16个可以在图志中查到，只要阅读九疑山图志的便可知晓。而万岁山、西江这两个地名，只有沐塘村人才叫才会写，别村人不会叫不会写。
文章词、典符合。李郃文章保存的很少，只有九篇，就连状元及第的《观民风赋》也已失传。在这九篇文章中就有多处同词语、同典故。如《咏石床石鉴》中的“麓床高接天”和《九疑山赋》中的“三麓床上丹炼九转”的“麓床”；《游九疑黄庭观》中的“神府枕疑川”和《九疑山赋》中“有舜江则可枕可漱”的“枕”，用的是同一典故——“枕流漱石”；《游九疑黄庭观》中的“别有月帔上”与《九疑山赋》中“月帔兮明月上”的“月帔”。文章若不是出自同一人，不可能有这么巧合。
文章格式也能佐证。李郃是以《观民风赋》和《早莺求友诗》中状元的。李郃用诗赋赞美家乡，符合情理。
是真品，不是赝品
文章是唐朝李郃写的，不是南宋黄表卿写的。
同朝为官，关系很好。柳公权、李郃二人在837年至860年，都在朝廷为官达23年之久，关系很好。李郃837年任吏部侍郎，属宰相李德裕下属；柳公权838年任工部侍郎，《旧唐书》说：“李德裕素待公权厚。”说明李郃、柳公权都属李德裕部下或同党，关系自然好。当时，上至天子、下到官僚，都想多得和得到柳公权墨宝，李郃请柳公权写一幅赞美家乡的字很合情理。
符合避讳。《九疑山赋》帖拓本有“世”、“民”各一处，均缺一笔，为唐太宗李世民避讳；有“境”三处、“贞”一处、“玄”一处，皆宋朝国讳，“境”为祖赵敬避讳，“贞”为仁宗赵祯避讳，“玄”为圣祖赵云朗避讳，拓本未避。
没有如此水平的书匠。自唐以后，楷书趋向败落，没有能与柳公权相比者。按黄表卿生活区域看，当时的湖南九疑、广西天河没有如此水平的书匠，若有这种水平，还不自成一代大师吗？
马庆才先生收藏的拓本、上野精一先生拓本、尚古山房本一模一样。文先国先生从文物的角度进行了比较，马庆才先生的拓本比上野精一先生的清晰外，其它一模一样。我们用电脑将二人拓本扩成相同尺寸，二者竞能重合。我想至于清晰原因是因为马庆才先生拓本早于上野精一拓本，这也符合逻辑。马庆才先生的拓本是朝廷的，上野精一先生的是民间的，朝廷早于民间的符合情理。
镌刻者符合。《九疑山赋》为邵建和镌刻，邵建和是唐代碑刻名手。唐代很多书法都是邵建和所刻，且都和柳公权有关系。如：《苻璘碑》李宗闵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镌字；《吏部尚书冯宿碑》王起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玄秘塔碑》柳公权书，邵建和并其弟邵建初刻。1986年，在西安城墙东南角，出土的“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碑，令狐楚撰文，柳公权书，邵建和刊刻。邵建和为当时碑刻名家，与柳公权关系极为亲密，具有高超镌刻技艺的邵建和也能证明《九疑山赋》拓本为柳公权所书。
书法家一致看好。《九疑山赋》拓本重新面世后，引起了书法界的高度关注。对其艺术水平一致看好，说赝者都认为是难得的佳品、难得的范本。众多书法家认为：“《九疑山赋》通篇六百零一字，字字用笔一丝不苟，肥瘦得体，血肉俱美，可以说是无笔不妙。”书法家赵思敬先生说：“柳氏诸书，应为极品，古今小字，当推第一。”《书法报》总编张鹏涛先生来宁远讲座，如数家珍地讲述了柳公权《九疑山赋》拓本的来龙去脉。但也有书法家认为是赝品的，山东烟台潘英琪先生读到《中国文物报》马庆才先生《再谈柳公权小楷〈九疑山赋〉》，对报刊展示的“昌”、“皇”、“莫”、“左”、“其”、“日”、“月”、“然”、“知”、“会”十个字从笔势、书写规律进行了鉴定，认为拓本是赝品。潘先生是中国书法协会鉴定评估委员会委员，海内外顶礼膜拜的大书法家，潘先生的鉴定是权威性的。但我在数次拜读了潘先生送给我的《潘英琪书画艺术》一书后，对潘先生的认定有不同看法。
其一，潘先生没有见到全拓本，难免以点概全；其二，潘先生没有分析文章意境、景点、典故，没有考证文章作者与柳公权的关系，忽略了《九疑山赋》拓本创作的天然条件；其三，潘先生在《书•言志达情》一文中说：“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依不同的心态，书写不同的内容，即使用同一种书体完成，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郑道昭书写《论经书诗》时是分三次书丹上石，形成了前、中、后三部分书写的差异较大，造成了一些书界朋友论其为三人书丹。”柳公权书写《九疑山赋》与其它碑帖相比，心态不同，内容不同，时间也不同，有些差异纯属正常。
流传范围符合。拓本在河南发现，符合情理。因李郃在河南任过参军。清代以来，国内国外，相传为宝。拓本首页“笪重光秘籍之印”、笪重光（1623－1692）明末清初书画家，尾页“刘墉”、“石庵之印”，石庵、刘墉（1719－1804）乾隆、嘉庆宰相书法家，说明得到了刘墉宰相的认可。同时说明了只有真品才能流入朝廷，赝品是无法流入朝廷的。日本朝日新闻社长上野精一先生几次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文物中，其中一次捐赠的文物艺术品130件藏品的117号藏品，则是《九疑山赋》拓本。这130件文物艺术品，均被列入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品目录的重要文化财产。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世界超级博物馆齐名，收藏文化艺术品不仅数量非常巨大，而且非常严谨讲究质量。上野精一先生，是现代日本收藏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也被日本近代文物艺术收藏界认定为一位极高品位的收藏家。民国时期上海尚古山房有过《九疑山赋》拓本面市，总发行上海新马路尚古山房，分发行所奉天、南京、汉口尚古山房，印刷所上海尚古书局，博古书屋藏本，定价实洋两角。从流传的广度、高度，可以看出，清末民初该拓本就已获得很高层次的名家认可，已被视为真品，视为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