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说小》
刘 振
郜元宝教授新著《小说说小》，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评论集，不如说是一部旨在发现并放大细节魅力的另类小说史。
该书主要论及中国“五四”以来的小说，但并不囿于“现当代”学科，而是努力从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中，精心选取大量包含多义、歧义和深义却又经常被读者忽略的“细节”问题，进行专题和系统的梳理，从而即小见大，由细节走向整体。
《小说说小》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无论写小说还是评小说，谁也不能绕开叙事中那些微妙的人情事理，这是《小说说小》基本的立足点。书中谈论的人物衣、食、住、行，以及小说的空间设计、场面和结尾，所有这些细节问题，无不统摄于著者对作家意识中人情事理的考究。
譬如在著者看来，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陈忠实笔下的蓝袍先生，他们的穿衣戴帽都颇具深意，而张爱玲不肯细致描写白流苏、范柳原的衣着，也是情节使然。对人物衣着服饰的不写、少写或大写特写，都可以见出作家们的匠心独运。
“吃”在小说中的分量不亚于穿戴。“恶食者”概念的提出就是郜元宝的一个重要发现。汪曾祺小说常常写到穷奢极欲的饕餮之徒，他们用不义之财追求过度消费，自以为是美食家，瞧不起普通人的粗茶淡饭，其实只能算是“恶食者”。《八千岁》中“八千岁”与“八舅太爷”，就是“美食家”与“恶食者”的典型。小说安排两人狭路相逢，就是要展现两种“美食”观念冰炭难容。“美食”与“恶食”自然因人而异、相互转化，汪曾祺就是要在具体的一饮一食之间观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赞赏那可赞赏的，批判那应该批判的。他的小说有时看似写“吃”，实则还是写“人”。
“方言文学”也是本书论述的一个重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方言使用这一现代作家曾经反复争论和探索过的问题大有再次浮出水面之势。贾平凹、金宇澄等作家不同类型的方言书写引人瞩目，也带来诸多困惑。其实在新文学草创之初，尽管不少人鼓吹“方言文学”，但以鲁迅为代表的优秀作家主要还是采取将方言“翻译”成国语（共通语）的基本策略。作为文学载体的文字来自方言，又超越方言，由此形成“特别的白话”，赋予人物超出方言限制的更高的说话能力，从而更好地传达作家的思想，也更好地保存方言的神韵。现代作家积累的可贵经验，对于打破当下某种依赖方言的“方言神话”，解放中国文学的创造力，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顺着细节分析这条主线，《小说说小》有关如何写小说、读小说的许多阐发，处处可见著者三十余年个人阅读经验的有力支撑。究竟怎样才算“好小说”？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小说的核心？本书既考证了沈从文对汪曾祺所说的那句关乎“小说学精髓”的名言，“要贴着人物写”，又以大量经典小说为例，阐明究竟何为“贴着人物写”，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出去，深入探讨读懂小说的条件以及“好小说”的标准，可谓“倾囊相授”。
比如不少小说的次要人物往往更能吸引读者和研究者的强烈兴趣，但是像《小说说小》这样将次要人物上升到小说创作与研究的方法论高度，还并不多见。本书对《三国演义》赵子龙、《水浒传》王进、《阿Q正传》吴妈、《围城》唐晓芙、《创业史》徐改霞、《白鹿原》田小娥等次要人物别开生面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读小说不仅要了解主要人物的言行动向，还要给予次要人物更多的关注，这样才能全面把握小说的主题意蕴。尤其从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的关系这一层挖掘下去，往往可以找到理解整部小说的关键。
小说是否要讲逻辑？何谓小说的逻辑？这也是《小说说小》关心的一个大问题。一部小说是否有逻辑，直接关系到小说本身的成败。许多小说家的观念、构思、叙述、描写都不讲逻辑，或者“逻辑性”不够，以致小说写得语无伦次，令人不忍卒读。逻辑是小说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将逻辑上的先后、详略、深浅、因果的关系处理得恰如其分，才能让小说具备强大的叙事逻辑，紧紧抓住读者。
本书所谈的结尾收束与场面描写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可归入小说逻辑的范畴。如何结尾是小说的一门艺术。巧妙地收束全篇将直接影响小说的整体逻辑。场面描写要求小说家具有极强的逻辑掌控力。尤其是写大场面，不仅要有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涉及许多专门知识，加上出场人物众多，彼此关系复杂，多条线索交叉并行，各个部分必须配合得当，方可有条不紊、引人入胜。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份宝贵“遗产”，场面描写是否会“失传”？这是著者对中国小说提出的一个严重警告。
本书再论“各式各样的小说”，不仅是从文学史上回应萧红当年的这一提法，更是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类型学研究”，明确认为依据某些抽象出来的特征对小说进行归类的做法并不可取。“类型小说”不能满足于仅仅描写某些特定类型的生活领域，或者仅仅据守某些特定类型的艺术描写方式。所谓“类型”往往只是一些方便命名的表象，被如此命名的小说成败的关键恰恰不在“类型”，而在作者是否能够突破类型的限定，触及人情事理的奥妙。归根结底，作家还是要“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写“各式各样的小说”。
该书以“学者型作家”“教授小说”的类型为例，具体讨论了教授而作家、作家而教授的“双肩挑”现象，尤其分析了同样“以小说见才学”的不同作品，阐明小说中的“才学”只能辅助作者洞悉人情事理，而不能买椟还珠，过分“抖学问”，忽略了对人情事理的正面强攻。
作为一部别样的小说史，《小说说小》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炫耀神奇怪异的细节，而是打开细节之门，释放更多鲜活跳跃的艺术创造信息，从而激发读者贴近细节、贴近人物、贴近小说内在逻辑的解读兴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01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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