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虎形跽坐人像，玉器，商末周初，高5厘米，宽2.5厘米，厚2.8厘米。1997年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
玉虎形跽坐人像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的玉虎形跽坐人像，1997年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该墓出土铜礼器多带铭文“长子口”，应是墓主人名字，故称长子口墓），此墓时代大致属西周初年，墓中不少器物表现出了商末周初的特征，对研究殷周之际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墓中出土各类器物近2000件，其中不乏文物精品，玉虎形跽坐人像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件。
玉虎形跽坐人像背面
玉虎形跽坐人像（编号M1：367）发现于长子口墓北椁室铜圆斝内，绿黄色，顶部有褐斑，顶端微沁，微透明。整个玉人用圆雕手法雕刻。造型独特，从正反两面看呈现不同的内容：
该器从正面看为一“虎首人身”形象，人物造型呈跽坐状，虎首高昂，大口暴张，牙齿清晰，上下各七齿，上边齿呈倒钩状，小鼻，双鼻孔，长圆形双目，虎视眈眈，半圆形双耳。虎头以下为人身形状，体向前倾，跽坐，双手扶膝，五指向下，未露足趾似着鞋，身着衣。
从反面看，整个背面（人物的背部）呈鸱鸮形，鸮呈蹲立状，虎之双耳为鸮耳，耳后倾，大勾鼻，圆目突睛，喙下一圆孔。人背作鸮身，人之胳膊作双翼，人之双足作鸮足，昂首挺胸，怒视前方。
玉虎形跽坐人像（线图）
玉虎形跽坐人像体型很小，能在其上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虎首、人身、立鸮三种形象本已难得，加之三种形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整体造型流畅协调，丝毫没有突兀感就更属罕见。可以说在造型、雕工、创意等方面，此器均属商周圆雕玉人中的杰作。
玉虎形跽坐人像拓片
比较研究玉虎形跽坐人像的最重要特点在于它是人、虎、鸮三者的合体形象，目前已发现不少商代人兽合体的造型，如虎首人身、鸟首人身、人首蛇身，同时也有兽兽合体的情况，如虎首鸟身等。人兽合体造型虽多，但人和两种兽形结合的形象却非常少见，因此，玉虎形跽坐人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目前尚未见到和玉虎形跽坐人像造型一致的器物，故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可见将其分解认识为：人虎合体、人鸮合体、虎鸮合体三个方面，并分别进行对比研究。
1.人虎合体像
人虎合体的模式主要表现为“虎首人身”的造型，1935年发掘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冈M1001和M1550墓中各出土了一件虎首人身的大理石雕像。M1001中的石像：“虎首人身，作跪姿，双手撑于双膝上。背后有竖凹槽由上至下贯穿背部，虎的胯下亦有一与竖槽垂直的小凹槽，可以将本石雕嵌入木结构中。虎头略仰，张口露出锯形齿与犬齿，两耳竖起。以强有力的凹线纹刻出眼、鼻以及虎身各部纹饰。”M1550中的虎首人身石像保存不如前者完好，但两者形象大体相近，其背部凹槽应可嵌入木柱。除了背部，这两件虎首人身石雕和玉虎形跽坐人像的造型基本一样，可推测跽坐的虎首人身像在商代有着某种固定的含义，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
安阳侯家庄出土“虎首人身”像
这两件虎首人身石像的表面都布满了各种纹饰，根据研究者的统计，M1001的石像上：臂上有2条夔纹，额心有菱格纹，五爪间和口角后有鳞纹，腰侧面有2条蛇纹。《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彊良。”彊良虎首人身的形象与石像一致，而且“操蛇”的特征，也和石像臂上的夔纹和腰间的蛇纹相符，故有学者认为商代出现的虎首人身形象就是《山海经》中的彊良。
2.人鸟合体
玉虎形跽坐人像的背后整体被塑造为鸱鸮形象，这样的人鸟合体形式较为少见，通常的情况是将鸟的一部分和人的一部分组合在一起，形成“鸟首人身”或“鸟身人足”。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有如下几件：新干商墓中出土的“鸟首人身”佩饰，该器整体呈蹲踞状的人形，头似人头但有鸟喙，上方有镂空雕出的玉链，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妇好墓出土的“鸟身人足”圆雕石怪鸟（M5：1119），整体似呈鸱鸮状，但两腿为人足。“鸟身人足”的形象在青铜器上也有出现，如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一件商代鸟兽纹觥，其鋬部整体为一只站立的鸱鸮形鸟，其足部为人足，并有蛇纹盘于其上，形成类似“践蛇”的“鸟身人足”像。上述几例“人鸟合体”的例子中，皆为鸟和人的部分器官相结合，主要表现为上身（头部）为鸟形，下肢为人足。这些造型可能是重现商代巫师戴鸟头面具进行作法的姿态。文献中也有商代巫师“操鸟”施法的线索，《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是上甲微的父亲，在卜辞中称高祖并享受最隆重的祀典。亥字在不同时期的卜辞中略有差异，但字上方均为鸟形，于廪辛时期写作 ，与“两手操鸟”相对应。先商时期，商族的巫很可能是由氏族首领兼任，王为群巫之长，因此，王亥“操鸟”便可以视为巫师执鸟施法，其“食其头”的特征可能与“鸟首人身”形象间存在着关联，可推测“鸟首人身”形象象征巫觋佩戴鸟头面具施法是有较大可能性的。
商代的“人鸟合体”形象
在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一件孔雀石圆雕人像（M5:377），可能正是佩戴鸟首面具的写照。发掘报告称：“（人像）脑后有下垂的发髻……发髻之上雕有半圆形‘发饰’。”由于此人像头部磨损较严重，其脑后形象残损，造成了研究者认为脑后表现的是发髻，但半圆形的“发饰”连撰写者也要打引号，表示不确定。我们通过与玉虎形跽坐人像的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共通之处，“下垂的发髻”其实是鸱鸮的喙部，“半圆形的发饰”则应是鸱鸮的耳部，那么此像可视为跽坐的人物脑后佩戴鸮首面具的形象。
3.虎鸮合体
玉虎形跽坐人像中除“人”这一元素外，还有虎和鸮，考察商代艺术，能够发现虎和鸮是经常成对出现的一个固定组合，因此，更证明玉虎形跽坐人像的设计是有特定的意义的，并且这一意义在商代信仰中具有共识性的理解，具有代表性的“虎鸮组合”有如下几件：在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一件虎首鸟身玉雕（M5：990），形制独特，是虎首鸮身形象的代表作。另外，妇好墓出土的圈足觥上（M5：802）也有虎鸮合体的形象，觥的前端为虎形，后端为一鸮形，觥盖的前端为虎头尾端为鸮首。与此器盖相仿的还有弗利尔美术馆藏的觥。
商代的“虎鸮合体”形象
4.对人、虎、鸮合体造型的理解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玉虎形跽坐人像中人、虎、鸮三者的关系呢？笔者认为，虎和鸮都是商代巫师作法时所佩戴面具的象征，而面具的原型来自巫觋作法时的动物助手。有两件西周时期的雕塑可辅证这一观点：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西周杆头饰，其上人物身披虎皮，双手“操鸟”；现藏于美国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的骨雕，其上人物身披虎皮，双手“操蛇”。两件器物中人物相似的造型说明其身份是相同的，结合人类学对萨满巫师的研究可以确认，它们表现的是巫觋作法的姿态，身披虎皮正是其作法时的主要特征，鸟和蛇是通神的工具和助手，“操蛇”、“操鸟”可能被应用于不同目的的巫仪之中。
通过上图中西周时期的杆头饰和骨雕我们可以推测：虎首人身形象的原型就是巫觋身披虎皮作法时的姿态。但是为什么“虎首人身”的玉石像中仅见虎头而不见虎皮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巫觋作法时常用佩戴虎首面具来象征身披虎皮，正如伦敦苏富比行所藏“人戴兽首面具軏饰”（原书称为“龙食人首軏饰”），表现的正是人戴虎首面具的形象，象征巫觋身披虎皮作法的特征，这一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傩仪中仍有遗存。解决了玉虎形跽坐人像中“虎首人身”的问题，那么如何理解虎首后的鸱鸮形象呢？我们仍能从这件軏饰上发现某些线索：从侧面看，軏饰上端虎首的后面还有两种兽类面纹，上下排列，上面的兽面难以确定表现的是什么动物，下面是带有象鼻的兽面。这就说明，在商周的艺术创造中，对巫觋常佩戴的几种面具有结合在一起表现的尝试。将玉虎形跽坐人像和人戴兽首面具軏饰相对比，可以发现这一观点也能对虎形跽坐人像的特殊造型进行诠释：玉虎形跽坐人像表现的是巫觋作法时头戴虎首面具的形态（以象征巫觋身披虎皮作法），同时，由于巫觋作法时也常佩戴鸮首面具（上文已分析巫觋戴鸮首面具的可能性），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艺术的象征表现，就形成了玉虎形跽坐人像中人、虎、鸮三种元素并存的形态。另一种可能是：鸱鸮是巫觋作法的助手，正如大英博物馆所藏杆头饰上人物手中捧的鸟，在玉虎形跽坐人像中用鸱鸮表现巫觋作法通神。当然，这些观点都是基于目前材料的推测，若要证实还要依靠日后考古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总之，玉虎形跽坐人像对研究殷人的坐姿模式、鸱鸮信仰、人兽合体含义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它的特殊形象可以将一系列出土的零散材料串联起来，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尤其对商代信仰、仪式方面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作者简介韩鼎，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美术考古方向的科研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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