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秦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焚书坑儒”，用严刑峻法镇压庶民百姓，不但没有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反倒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弄得秦朝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认为“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是造成秦亡的原因，因此推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也缺少统一人心的治国理念，整个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迫切需要用儒家思想文化来整治人心，用儒家贤人来管理社会，以维护帝国事业的向前发展。汉武帝采纳了被称为“汉代孔子”的硕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形成文化大一统，对天下人进行思想管理和思想统治，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局面，这是汉武帝在完善农耕社会建设中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创举。尽管其主观目的是维护大一统体制的神圣和秩序，但客观上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统一意识的作用。从此，华夏儿女在儒家文化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和价值根据，有了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生生不息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道德教化比严刑峻法要高明。道德教化的对象是人的内在世界，用道德教化的方法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引入到统一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这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也是农民的需要。汉武帝依托至高权力，设置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教材是唯一被官方批准的儒家经典，博士官也就是教师由清一色的精通儒术的经师充任，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出来的，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考试，学而优则仕。不学儒术，再有学问，也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甚至已经身在官场，但因不通儒术，竟连话语权都没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史学家顾颉刚说：“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在兴办太学的同时，汉武帝还命令各郡国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书。汉武帝重视礼乐教化，设置金马、乐府等专署鼓励诗赋创作，罗致司马相如等著名文人和李延年等优秀音乐家，创作歌词诗赋、政论散文，宣扬儒术，润色鸿业，解读经典。实行旌表制度，在乡一级的吏员中设置三老，其职责是“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就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把维系封建统治的纲常礼教纳入官方意志体系，强化人们的忠孝节烈观念，使儒风弥漫于社会现实。司法官员在审理“诏狱”过程中，甚至抛开国家法律，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即“引经决狱”。通过教化修身、以儒取仕、“引经决狱”，使人们的认知、情感、伦理、信仰、价值，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人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忠臣、孝子、良民尤其是君子的形象。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以非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无形信条，不仅蔑弃难，改良亦难。尊崇儒术，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用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是汉武帝之前历代封建帝王难以企及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当然，经学模式也限制了思想自由的发展，束缚了创造性的思维，对于文化、科技的发展起了较为严重的阻碍作用。
汉武帝是个高明的政治家，虽然他倡导儒术，甚至把儒家学说作为制定国家方略的基本依据，但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隆礼重法，以“阳儒阴法”的面貌出现。圣人予人为善，也禁人为非，纯粹依靠儒家思想不可能“垂衣而治”，纯粹依靠法家思想也不会“强力而治”，因此，在政治建构层面上崇德与尚法不可或缺。汉武帝重视“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史润饰吏治”的儒士，而非腐儒、愚儒。如董仲舒、公孙弘、兜宽、桑弘羊等著名大臣。当然，汉武帝也是一个专制者，善于玩权、造势、用法。张汤与越禹共同制定了许多整治官员和庶民的法令，繁密严苛，弄得人动辄获罪。“见知法”规定，官员如果知道别人错误而不上报，就要治罪，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捕风捉影检举揭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汉武帝还因大臣诽腹而杀之，弄出了个“诽腹罪”，专制到了极点。不谙汉武帝心理的汲黯曾发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之问。若干年后，汉宣帝对此解释的直截了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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