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卷八十二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阳丞。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
据历史记载，干宝的祖父干统，三国时为东吴奋武将军都亭（今湖北恩施）侯；父干莹，曾仕吴，任立节都尉，迁居海盐，博览群书，晋元帝时召为佐著作郎，“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
长期居住于荆楚的干宝，长大后自然而然也脱离不了出仕为官的命运，幸运的是其得到了当时坐镇鄂州的军阀王导的赏识，不仅带领他立军功，还向朝廷举荐他。
在其任职期间，干宝利用职务之便，游览了当时鄂州辖区各处名山秀水，并有意记下了各处的奇闻异录，东晋时期武昌的辖区包括鄂、湘、赣、晋、豫、陕在内的部分地区。
干宝补山阴令的时间，当即其离任著作郎的时间，也就是太宁二年。干宝“家贫”的原因，当与东晋草创之初饥荒不断，政局不稳，经济凋敝有关。《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太兴二年(319)， “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
干宝补山阴令的时间，当即其离任著作郎的时间，也就是太宁二年。干宝“家贫”的原因，当与东晋草创之初饥荒不断，政局不稳，经济凋敝有关。《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太兴二年(319)，“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而王教两次举兵，无疑加重了这个新建政权政治、经济的危机。
东晋时期，官场政治氛围不是很好，内官重，外官轻，品级不高的内官想要平级调任需要找关系走后门送礼，原因也不是单方面的，那就是与当时送迎之风脱不开干系。
东晋一朝，送迎之风既盛，送故之资又如此巨大，那么干宝“以家贫”而求外任，也就可以理解了。千宝先补山阴令，据《晋书》卷五《地理志下》，山阴属会稽郡。会稽山水自然之美，天下闻名:而在当时，会稽还有引人注目处，陈寅恪先生指出:“北来上层社会阶级虽在建业首都作政治之活动，然其殖产兴利为经济之开发，则在会稽临海间之地域。”王氏、谢氏、郗氏等，先后于此地置田业。干宝在山阴之行迹，不可考。之后，干宝迁始安太守。《晋书》卷九四《翟汤传》载:
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遗船饷之，敕吏云:“翟公廉让，卿致书论，便委船还。”汤无人反致，乃货易绢物，因寄还宝。宝本以为惠，而更烦之，益愧叹焉。张可礼先生依据上述记载推断:
干宝太宁二年离任著作郎、补山阴令，考虑到当时“长吏到官，末儿便迁”、“富足便退”的风气，则干宝迁始安太守或在，与王导太宁元年四月后辟翟汤并不矛盾，即司徒王导辟翟汤于前，始安太守于宝饷崔汤于后。史称干宝与霍汤“通家”，所谓通家，一谓世代有交谊之家，二谓姻亲:干宝与翟汤之间，究竟属于何种关系，因史科缺乏，难以速断。而从始安遣船饷馈隐居于寻阳的翟汤，足见此时的干宝确已不再“家贫”，而是相当富足了。
干宝正式发迹是从永嘉五年(311)正月开始的，因为参加了平定杜弢等荆湘流民起义的军事行动，被赐爵关内侯。太宁元年（323年），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
太宁三年(324)，为始安太守。
咸和元年（326年），母桓氏卒，葬灵泉里西南隅，干宝辞官为母守孝。
咸和二年(327)，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干宝任司徒右长史期间，与同样隐居在鄂州的葛洪交往甚密，两人因此还成莫逆之交
咸和八年，(333) 干宝离任司徒右长史。
咸和九年(334)中干宝迁散骑 常侍。
咸康二年(336) 三月，干宝卒。
干宝生活的时代，正是大动乱时代，一方面封建门阀、分封制度加深了地主官僚特权对于穷苦大众的压迫，另一方面迁居边地的少数民族进一步崛起。东晋统治阶级治国无术，为了缓和矛盾，大力提倡佛教作为致太平的法宝，宣布佛教为国教。另一方面士大夫讲神论道，玄学清谈作为获取自身名望或者明哲保身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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