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与另外八位文人合称“香山九老”。这成为古今画家反复演绎的经典题材。图为明代画家周臣《香山九老图》（局部）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资料图/图）
2022年，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诞辰已过去1250年。而学术史上，从胡适奠定“近代意义上元白研究的起点”算起，也过去了近百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陈才智已连续九年负责撰写《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白居易、元稹研究”综述，而包括元白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年鉴》隋唐五代文学综述，则是从1997年开始撰写，是目前作者队伍里持续时间最长者。
白居易自号醉吟先生，陈才智则“醉白”三十载。如今，白居易研究从多个维度立体展开，比如白居易在音乐、园林建筑、儒释道思想融合等方面的贡献就越来越被学界重视，相关研究呈现的不只是一位文学家，而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全才。陈才智介绍，其中，从时间线索上展开的接受史研究，与从空间领域展开的诗迹研究，一纵一横，构成近年来白居易研究的两个重要方向。
陈才智认为，白居易本人，构成了多声部的乐曲。“白居易52岁时曾向朋友感叹：‘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贵一年年入手。’在匆匆的时光和历史脚步面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会取得和解性的暂停吗？”陈才智写道。如今，他也像当年发出感叹的白居易一样52岁了。
2022年7月，围绕白居易的接受、评价、研究等问题，陈才智教授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所有人都说好，恐怕就彻底失败了”
南方周末：白居易在世时声名极盛，历经一千二百多年，名篇名句仍然广为流传。然而，相比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等大诗人，白居易在历朝历代受到的苛评更多，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陈才智：《全唐诗》作者共两千多位诗人，白居易是留存诗歌最多的。当然，多和好往往不成正比，就像学者发表文章，如果年终看成果，你发表的数量是别人的好几倍，有人就会质疑你不是像陈寅恪那样求精、以质取胜，而是以量见长。另外有个梅耶荷德定律——如果所有人都说好，那么恐怕就彻底失败了；所有人都说坏，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这说明总算还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反响强烈，形成的局面是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另一部分人恨不得将其撕成两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金庸这么受欢迎，还有王朔站出来批评。
高度评价白居易的人很多，但在白居易接受史研究中，我更关注和留意那些不认可他的人。宋代是白居易接受史上的一个高峰，从北宋“白体诗”到南宋的陆游等，大多是唱赞歌，偶尔挑一些刺儿。到了明清，做过杭州和苏州太守的白居易，其“江南风流”影响深远，文徵明等江南文人，经常采用白居易作为书画题材。这时候，在苏州生活过很长时间的王世贞站出来说反话，就十分抢眼。
我曾撰文讨论清代的王士禛对白居易的取舍避就之道，追溯到明代的王世贞，探讨他们苛评白居易的原因。结论是，一般人年轻的时候喜欢李商隐这一路，就像钱锺书先生写给杨绛的爱情诗，大量用典，就怕老师能读懂，甚至就怕杨绛能读懂；而且爱情是需要朦胧乃至迷茫的，所以得“无题”，得有学问，不用典显得没水平啊。到晚年经历了人生的坎坷，才能体会白居易最后十八年在洛阳闲居的心境。启功先生字元白，他的书法很多人就认为“俗”，和批评白居易如出一辙。而启先生指导谢思炜老师撰写的博士论文，选择了白居易为题，这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南方周末：叶嘉莹先生说白居易是二流诗人，对此你如何评价？
陈才智：这要看如何定义一流、二流。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对白居易的评价见仁见智。杜甫肯定是一流诗人，他对白居易影响太大了。白居易可能会说：“在杜甫的‘课堂’上，我做二流还觉得是被抬高了。”白居易的声名“指数”，不能看某一个人在某一个场合所说的几流，而需要在历史的长河里，放在接受史整体的语境中来看。对我来说，研究需要客观，客观不是骑墙，或者对赞美和批评“两碗水端平”，而是要把事情放宽放远了来看，不限于一时一地。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杜甫和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关系？
陈才智：我写过一篇文章《风流与日常——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李杜之争”的论题是元稹和白居易提出来的。杜甫在今天有“诗圣”的地位，肯定得感谢在他去世后两年出生的白居易。杜甫原本只是李白的“小迷弟”，先是由于元稹为杜甫写墓志铭，提高了他的地位，然后在《与元九书》这样一篇著名的书信里，白居易把李杜平起平坐的判断“做实”了。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白居易有个称号“诗王”，其实是以讹传讹。“诗王”最早是形容杜甫的，晚唐五代冯贽编的《云仙散录》中“陈芳国”（又作“文星典吏”）一则，说杜甫“诗王本在陈芳国”。说谁是“诗王”，并不是要“关公战秦琼”地比较杜甫和白居易的高下，其意其实是辨析后人眼中的一朝之内、两代之间诗坛领袖的变迁。杜甫对白居易影响非常大，后者对前者主要是继承、学习的关系。江山代有诗王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对白居易的现代学术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图为其中的经典著作《白话文学史》（左上）和《元白诗笺证稿》（右上）。《白居易资料新编》（下）是白居易研究最新的重要成果。 （资料图/图）
把白居易作为旗帜
南方周末：2022年是白居易诞生1250周年，《汉语言文学研究》推出了由你主持的纪念专辑。专辑文章有的研究白居易诗歌中的“空间性”，也有的研究其散文成就、音乐审美。如何评价白居易在诗歌之外的建树？
陈才智：从某种程度上看，白居易确实有些类似其后来的学习者苏东坡，是天才，也是全才和通才。他不仅是一位大诗人，而且文体全面，诗文并擅。学界提到古文运动，言必称韩愈、柳宗元，其实在我的研究视野里，至少在由骈入散的过程中，白居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旧唐书·文苑传》提到元和文坛盟主是白居易和元稹，特别指出二人对制策奏议这类政论文的影响。韩柳的文章是在他们的学生圈传播，元白的文章是在朝中作为官方文字来发表。作为文章大家，白居易在记、序、书、论、传、赋等文体的写作中，穷极变化，留下了《与元九书》《汉将李陵论》《冷泉亭记》《三游洞序》《醉吟先生传》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他还积极参与新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忆江南》《花非花》《长相思》等流传甚广，为文人词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文学成就之外，“广大教化主”白居易在书法、园林、建筑、饮食、茶艺、香道等方面的贡献，也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里，蹇长春先生撰写了《白居易评传》。我们不必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课上为白居易单列一章，但他的“中隐”思想、儒释道三家“通吃”的倾向等，都足以记下一笔。
南方周末：在白话文运动和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白居易被贴上了“现实主义诗人”的标签，胡适在介入现实的意义上高度肯定白居易，陈寅恪的元白研究则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另辟蹊径，如何看待20世纪学术史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白居易的评价方式？
陈才智：胡适的文章《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后来收进《白话文学史》，成为这本书的压卷之作。有人说胡适的文学史只写了一半就“交卷”，其实他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就是现代的“古文运动”，旧瓶装新酒，就像白居易的新乐府，形式是旧的，内容是新的。白居易是胡适举起的一面旗帜。直接说我胡适、陈独秀去搞诗文革命，别人不认可，所以要举一面旗帜、踩一个肩膀。韩柳“古文运动”举的旗帜是先秦两汉的古文，北宋诗文革新举的旗帜是韩柳古文，白居易则是胡适的旗帜，他的旗帜完成了，《白话文学史》就不用再写下去了。值得注意的是，写完这篇理论主张之后，胡适还有一篇被许多人忽略的、小小的札记性的文章，叫《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有人说胡适是一个重理论、不讲文献和史料的学者，这是不对的。
陈寅恪早年以《元白诗笺证稿》著名，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陈寅恪为什么要选元白诗作为“以诗证史”研究的个案呢？很多人都忽略了，他有一个潜在的对话者，就是胡适。胡适拿白居易做了白话文运动的旗帜，那陈寅恪就要说了，白话文固然好，但文言也有足够的力量，诗歌和历史还有很多的联系需要生发。又过了一些年，钱锺书也挑战时俗，专门用文言文来撰写《管锥编》，当然这和他写作时贬抑传统的气氛有关。
数字时代的白居易研究
南方周末：由你编著的十卷本《白居易资料新编》于2021年出版，这套书有什么特点？
陈才智：《白居易资料新编》是我多年来从事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之所以叫“新编”，因为它是“2.0版本”，“1.0版本”是1958年出版、陈友琴先生编的《白居易资料汇编》。“汇编”是奠基性的，近30万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古籍整理、学术研究长足进展的基础上，“新编”扩充到了676万字，引书3500余种，收录了3200多位作者的8400余则材料，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这三千多位作者，按生年排序，第一位是钱徽，白居易的朋友，最后一位是1910年出生的钱锺书。收录的内容都是文言的，白话的材料放在了白居易研究学术档案里。每一则材料加了我的按语和辨析。
重视基础史料整理，历来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相继问世的作家资料汇编，成为促进文学研究的重要推力。每一位大作家都需要一部研究资料汇编，这是深入了解作家作品的需要，也是推进该作家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就全球范围来说，用包括日本、韩国和西方汉学家的已有成果来横向比较，《白居易资料新编》是迄今最完备的白居易资料集成。纵向来说，1840年以前去世的中国古代作家里，不论李白、苏轼的资料，还是刚刚由中华书局出版、刘明华先生主编的《杜甫资料汇编》，体量都没达到白居易这套书的规模。当然，杜甫的影响不亚于甚至超过白居易，体量差别应该是源自收录标准和凡例的不同。
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我希望这套书能推出网络版，建成数据库，根据读者和网友的意见随时加以修订。尽管白居易的生命画上了句号，《白居易资料新编》截至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钱锺书先生为止，但后世关于白居易的研究和评价还在不断累积，这是一个有始而难以有终的工作。
南方周末：这样看来，《白居易资料新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遇到了新的挑战。
陈才智：是的。我们这一代学人，对研究对象的基本认知来源于纸本，另一方面，又适逢文献数字化、计算机检索乃至分析工具的飞速发展，心智与技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日益频繁，数据库和网络资源日渐难舍难离。阅读和研究工具的转换，势必引发研究态势的丕变。同时，前辈学者从前只能心领神会的朦胧认知，如今得以借助技术手段，给予比较清晰准确的描述和印证。文献数字化为古代文献整理、古代文学研究插上了翅膀。
冯友兰先生提出，做研究的理想是“全、真、透、活”——资料收集要全，鉴别要真，理解要透，运用要活。从本科完成研究《长恨歌》的毕业论文，到编就《白居易资料新编》，这三十年，我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一路走来，我的“醉白”之路，从《长恨歌》研究起步而走至今日，不能不感谢扶植、帮助和引导自己的几位恩师。为此我专门整理了有关白居易研究方面的演讲和授课内容，形成了《醉白之路——品读白居易》这部书稿，也算是纪念白居易诞辰1250周年的一瓣心香吧。
陈寅恪先生为了《元白诗笺证稿》“献出”了两只眼睛（编者按，指陈寅恪抗战期间撰写《元白诗笺证稿》等著作耽误治疗，导致仅有视力的左眼失明），我也为《白居易资料新编》献出了自己的小蛮腰（笑）——我本来爱好运动，但这项工作需要长期伏案，在电脑前将材料不断打补丁，不断扩展，像个无底洞，导致腰肌劳损无法久坐了。我做白居易研究的30年，相比白居易诞辰的1250年来说，不过沧海一粟。白居易的时代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了，我们必须借助一些“桥梁”和“肩膀”，一点一滴、一丝一毫、一枝一节、一鳞一爪，都是添砖加瓦，把经典薪火相传。这样，推陈出新的生命力，才不会随着1250年的历史埋到尘埃之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我们的时代还有与白居易其人其作彼此呼应、彼此共振、彼此互文的机会，他的“棺材板”就会被后人不断地摇动，这就是在接受史视野下重新理解白居易的意义所在。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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