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器皿发展中，样式是造型设计中维持艺术水平和使用价值的有力保障和重要指标。
器皿样式发展具有连续性，从萌生到发展成熟分为
六大阶段：新石器时代的萌生与兴起、夏商至西周的礼器化、春秋至秦汉的实用化和趋同化、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多元与交融、五代至元的农牧民族器皿的整合时期、明清的成熟和定型。
古代器皿造型样式多元一体、一脉相承。以中原汉族造型样式为中心、不断融合吸收各民族及外族器皿造型样式。种类繁杂，又跨材质同化。
一、新石器时期的萌生与兴起原始人以石块等做食具，对其进行加工便是最早的工艺。新石器时代完成了器皿造型样式从萌生到逐步兴起的发展过程。原始陶器可视为中国器皿造型样式之源。为中国器皿造型样式设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确立了古代器皿造型的基本发展方向。
图1｜早期陶器表面的仿缝制器、竹木器、编织器特征
早期陶器继承缝制器、编织器、竹木器、果壳的造型，甚至保留其表面肌理。如上图中白金宝文化仿桦皮器陶罐，仿桦皮器特征（图1-1：1）。白金宝文化仿皮囊陶罐，四条附加堆纹象征皮囊的接缝（图1-1：2）。马家窑文化盆口束腰双耳罐，腹部的网格纹模仿编织器特征（图1-1：3）。大汶口文化灰陶提篮型罐，造型和花纹仿自竹编器皿（图 1-1：4）。
二、夏商至西周的礼器化特色夏商至西周三代，青铜器成为古代世界文明的一个高峰，以礼器为重点。是区别贵族尊卑等级，代表身份差异的客观标志物。
青铜器造型样式依附于青铜礼器的产生和发展、完备。经历了原始陶器礼器化；夏朝青铜礼器组合；商代酒器礼器系统；周代食器礼器系统。
三、春秋至秦汉的实用化和趋同化春秋时期王室青铜器急剧减少，诸侯国青铜器逐渐占据主要地位。造型样式上地域特色增强、附件简化。形成三晋、齐鲁、楚、吴越、巴蜀、秦等区域特色，（见图2）。铸造技术日趋简化，器型变化日趋实用。
战国时期漆器逐渐取代青铜器和陶器进入一个兴盛期。楚国漆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图2｜青铜器的地域特色：安徽寿县蔡侯墓鼎1、2、春秋晚期青铜鑑与盘3、4
秦汉实用性回归。西汉时期即使是王室贵族所用青铜器，造型也越来越适用于生活的需要。东汉时期，青铜礼器一部分消亡，一部分转化为实用器。
漆器在秦汉贵族生活中进一步代替了青铜器。完成了向实用器的转化。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交通障碍的打通；工匠、原材料、成品的自由流动，带来各地的广泛交流，相互影响、样式趋同。
如图中：广州汉墓M1097西汉早期铜鼎（图3：1）湖北郧阳区M30西汉早期铜鼎（图3：2）山西太原尖草坪西汉中期铜鼎（图3：3）江苏盱眙东阳东汉早期铜后（图3：4）平乐银山岭东汉早期铜卮（图3：5）湖南永州市鹏子山西汉晚期铜后（图3：6）西汉南越王墓铜钴（图3：7）陕西陕县M2001铜钴（图3：8）
出土于东南沿海珠江流域的铜鼎、铜纺、铜卮的造型样式，同西北部黄河中上游的同类器皿相似。由此可见，汉代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器皿造型样式的跨地域趋同现象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
图3｜跨地域趋同的汉代器皿造型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多元与交融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战乱局面持续了三百多年，中外文化交流，有更大程度的发展，器皿的造型出现了很强的杂糅趋向。
北朝瓷器的造型受到了南朝青瓷的影响，南朝瓷器在北方地区备受青睐。隋朝打通了大运河，为南北器皿造型样式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
唐代器皿造型样式的设计充满旺盛的生命力，造型样式也大大丰富。如图中甘肃靖远东罗马鎏金银盘（图1-10：1）；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图1-10：2）；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鎏金②银盘（图 1-10：3）银高足杯（图 1-10：4）°；范粹墓带绿釉彩的白瓷长颈瓶的造型样式（图1-11：2），甘肃张家川北魏墓出土的波斯银壶相似（图1-11：2）。
图4｜北朝出土西方造型金银器1、2、3、4 、范粹墓白瓷长颈瓶与波斯银壶器型对照图5、6
丝绸之路在魏晋南北朝时依然畅通。东汉末年海上交通逐渐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建立了和阿拉伯、罗马、希腊的关系。北朝一些世家大族的墓中都出土了西方造型的金银器皿。
图5｜南京甘家巷高场一号墓出土佛塑谷仓罐（图5：1）鄂城东吴孙将军墓香薰（图5：2）
佛教的繁盛，为器皿造型设计注入了新鲜血液，既提供了可供模仿的外来范本，也带来了外来造型样式的制作需求。器皿造型样式中增加了大量佛教雕塑形象。
隋至盛唐时期“胡风”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唐以后的中国器皿受此影响出现瓷长杯。如浙江临安钱宽墓素面多曲形官款白瓷长杯（图6：1）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青釉划花多曲长杯（图6：2）。这种胡风弥漫天下的局面至安史之乱骤然转变，器皿造型样式的发展也同样如此。
图6｜唐代瓷器中的多曲长杯
唐代器皿造型样式受外来影响引入金银器，被社会上层奉为珍宝，全社会羡慕和渴求。从而产生了仿金银器造型样式的廉价陶瓷器，外来造型样式成为一种独特的时代艺术风格，向其他材质的器皿产生横向渗透和影响，此时期的漆器造型也随之变化。
五、五代至元的农牧民族器皿的整合时期这一时期器皿造型样式出现了两次大合流：
宋代对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少数民族和外来器皿造型样式，作了进一步整合，主导者是汉族。宋代丰富多彩的器皿造型样式，根源于对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大量外来及少数民族器型消化吸收，创造出宋代特征的新样式。如宋瓷瓶中数量众多的梅瓶有可能是源于契丹鸡腿瓶。
图7｜契丹鸡腿瓶
宋代时期很多瓷器和漆器造型都流行多曲形，变化的曲线赋予器形以富于节奏的韵律感，呈现出典雅的风格特征，如宋代瓣形盏托（图8：1）南宋黑漆葵瓣口盘（图8：2）。宋代漆器造型以圆形为主，器物造型洗练，很少多余装饰，追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内在神韵之美。（图1-18）
图8｜宋代多曲造型漆器1、2 宋代素髹漆器造型及分期
宋代执政文人士大夫和皇室追求简洁明朗的古雅格调，通过官府手工业左右着宋代器皿造型的时代风格。两宋的器皿仿古之风盛行，如琮式瓶在南宋时出现，是龙泉窑烧制的特殊瓶式之一，造型仿照周代玉踪的主要特征加以变化而成，圆口方身，四面各凸起横直线纹，圈足。（图9-1、2）
北宋后期供宫廷陈设用的特殊瓷器尊，器型则效仿战国就已经出现的青铜樽。（图9-3、4）金银器中也出现了青铜簋的造型，如溧阳市平桥宋代窖藏鎏金乳钉纹簋式盏（图9-5），与商晚期青铜器双宴造型相似（图9-6）
图9｜琮式玉瓶与玉琮1、2 白釉尊与青铜尊3、4 宋代鎏金簋式盏和商晚期妏簋造型5、6
元代则将宋、辽、夏、金造型样式系统进行了整合，主导者是蒙古族政权。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强劲气质和欧亚大陆的异域文明，使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实现变异更新。
中原样式和契丹样式是辽代瓷器两个特色。契丹样式的瓷器多仿照契丹族传统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是契丹人游牧生活中必备之器，有鸡冠壶、凤首瓶等。鸡冠壶源于皮囊是多数人的共识，皮子接缝、皮褶凸棱、皮扣装饰、粗针脚都是清晰的。
图10｜瓷鸡冠壶表面残留皮囊特征1、2、3、4
澶渊之盟后随着辽宋之间互往交流平稳发展，辽代金银器开始在局部上逐步交融了宋文化的某些特征。宋与辽都受到了晚唐的金银器影响，宋代金银器在晚唐造型基础上有所创新但风格迥异。辽金银器的器口与唐代金银器有较大的相似性。如耶律羽之墓中的五瓣花口金杯（图11：1），与江苏丹徒县丁卯桥窖藏五瓣银碗（图11：2）接近；鎏金银把杯（图11：3）与西安何家村窖藏人物八棱金杯（图11：4）乐伎八棱金杯棱数虽然不同但造型相似；鎏金对雁团花纹银渣斗（图11：5），与临安水邱氏墓银渣斗（图 11：6）造型相近。
图11｜辽耶律羽之墓金银器羽唐金银器造型样式比较
宋代金银器用钣金的方法制出花朵、荷叶形状的碗、盘等器皿。辽晚期巴林右旗窖藏所出银器，就表现出这种宋文化特征。西夏瓷器中以双系或四系扁壶最具特色。（图12）西夏黑釉扁壶受到了唐的余韵、西方和宋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讲，西夏和金的牧业民族器皿造型样式，受宋的渗透力影响较强。
图12｜西夏黑釉扁壶
元帝国幅员辽阔，是当时世界性大帝国。元代朝野上下所热衷伊斯兰产品，蒙元统治集团从文宗时期开始，皇室工艺美术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元代器皿造型受蒙古和伊斯兰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元青花日常用器尺寸增大。影响到了中国器皿的尺寸。梅瓶的尺寸在这时也急剧增大，高度多提至40厘米以上。元代南方另一大瓷器产地龙泉窑系也制作了不少大件的器皿，有瓷瓶高达三尺。
便于持握和携带的器皿如扁壶、玉壶春瓶、高足杯等等，在元代也广为流行。如元景德镇青花海水龙纹八棱梅瓶（13：1）青花开光松竹梅纹八棱罐（13：2）青花狮球纹八棱玉壶春瓶（13：3）。
图13｜元代八棱形器皿
元代南方，汉族器皿造型受到的外来及少数民族的影响要小于北方。器皿造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宋的延续，如江苏金坛湖溪窖藏银教子升天杯蟠螭形提手（14：1）湖南株洲堂市乡元代金银器窖藏银鎏金菊花杯灵芝单耳（14：2）。
图14｜江苏金坛元代银鎏金杯蟠螭形提手与湖南株洲银鎏金菊花杯灵芝单耳
六、明清时期成熟和定型明清两代的器皿造型样式在传统积淀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皇室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大力投入，使明清两代名品迭出。民间的器皿设计和制造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造型样式空前丰富。中外贸易的发展使欧洲的器型在中国器皿中出现得越来越多，并对中国器皿造型样式的完善起了较大作用。
明清传统家具制作进入黄金时期，推动讲究家具陈设的社会习俗的兴起，中国器皿造型也相应受到了深刻影响，将原来复杂多样的实用器皿进行了整合。
明清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日常所用器皿均以瓷器为主，器皿造型样式也被开发到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明清皇室均设有御窑厂专门制作皇家用器，体现皇家尊贵地位和身份的大量名贵器型被制作出来。明清瓷器的造型朝成套化、系列化、专门化进一步发展，
明清两代漆器方面，皇家审美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的风格。产生了一批名家名品。器皿造型样式最终成熟和定型。
图15｜明代伊斯兰文化器型及带梵文、阿拉伯文器皿
明代中后期对外贸易的繁盛，促成器皿造型样式发展成熟。外来瓷器进入宫廷后，如果被皇帝喜欢便下旨烧造，如明代出现的伊斯兰文化器型：花浇（15：1）八角烛台（15：2）器皿的铭文还可见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如梵文盘座（15：3）阿拉伯文烛台（15：4）阿拉伯文盘（15：5）。
在这一阶段的中外贸易中，主要是中国瓷器等器皿的对外输出，加工了不少外来样式。外来器皿通过贸易渠道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器皿造型样式的成熟和发展。
明代漆器造型样式丰富，远超以往。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经过百年发展，从早期简练大方、圆润精致演变为纤巧华丽、繁缛细腻的新风格。
清朝经过上万年积累，器皿造型完全成熟并趋于定型。达到顶峰。宫廷和民间两大体系的器皿种类、造型、装饰、工艺，都得到了广泛全面的发展。
满清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虚心接受使得有些器皿品类如宜兴紫砂、德化白瓷等看不出明显的时代风格转变，清官窑仿明永乐、宣德、成化官瓷甚至可以乱真。
从艺术性来讲清代工艺呈抛物线状发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称为康乾盛世，制瓷业汇聚了众多名师巧匠，是中国古代器皿造型发展的集大成时期。器皿造型样式的发展在清后期慢慢下滑。清晚期急转直下，盛极而衰。
结语政治因素；政府管理机制；上层社会喜好；官府手工业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家庭手工业生产方式；市场需求；技术因素等诸多方面都会影响器皿的样式，但是最主要的是实用性。
实用性在器皿造型样式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器皿造型样式的有限度设计；器皿造型的变化总趋势；推动器皿造型样式不断完善，是器皿造型最终样式的依据。
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一些古老的造型样式仍在延续使用，并没有改变多少。
我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系统，一脉相承，自成体系且逐步丰富完善；造型特点受诸多因素影响，其变化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产生，发展，传播，融合有多种途径，每种器皿都形成了复杂的样式谱系。
一方面逐步摆脱宗教、伦理、等级观念的约束，向多元化、实用化、艺术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又推动器皿造型逐步由简单、稚拙向繁琐、精细方向发展，最后又回到简单、实用中来。
总之，中国古代器皿是中华文明大格局下的物质文明，造型样式的变化既难以脱离它的影响，又有自己独特属性。中国器皿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结构和一脉相承的框架，也是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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