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王塞北
文艺青年们所周知，勃朗特姐妹作为19世纪最著名的作家，她们生活得并不轻松。在她们的那个时代，人们期望妇女倾向于家庭，而不是写作。因此，她们决定发表自己的诗歌和小说时，用了例如阿克顿、库雷尔和埃利斯·贝尔等男性的化名来自费出版。在1850年版的《呼啸山庄》前言中，夏洛蒂·勃朗特化名卡勒·贝尔特坦白了三姐妹的真实身份，并称：我们之所以不希望公开女性身份，因为在当时我们没有怀疑我们的写作和思维方式不是所谓的“女性化（Feminine）”，我们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即女作家很容易受到偏见。
1847年的初版《呼啸山庄》，署名为艾利斯·贝尔（Ellis·Bell）。第二年，30岁的艾米莉·勃朗特就去世了。其后，夏洛蒂·勃朗特重新编辑《呼啸山庄》的手稿，其编排过的版本于1850年出版，公开了三人身份。
距离夏洛蒂指出这种“偏见”已有169年了，但男性作家和评论家仍然掌握着文学出版与批评的主导权。最近的量化分析发现，女作家的作品不大容易在顶级文学刊物上发表或者得到评论，尤其是被男作家评论。（因为，一项新分析的结果支持了勃朗特姐妹的直觉：在撰写被认为不那么“女性化”的作品时，女性不太可能收到评论。当然，你会说，这种结果不用研究也能看出来，但我们需要一点溯源求证。）
性别观二元对立的《纽时书评》
美国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五个本科生组成的研究团队量化分析了《纽约时报书评》中的10000多篇书评，跟踪指标包括被评论的书籍作者性别、书评作者性别、被评论书的体裁和主题，以及书评中最高频的词汇，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太平洋标准》（Pacific Standard）上。五位研究人员，都是自称“热心的女权主义者”，刚刚从麦吉尔大学获得文化和政治研究学位的团队成员萝西‧朗‧德克特（Rosie Long Decter）说。
语言学专业的爱娃·波特兰斯（Eva Portelance）为该课题贡献了她的计算分析技能，她说：“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量化问题，我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否是真实存在的，抑或只是我们主观上觉得存在。如果计算数据显示存在问题，那么通常在现实中就是问题。”
研究人员发现，这1000多份《纽约时报书评》样本有三分之二都是男性撰写的，并且被评论的书籍都是倾向于反映刻板的性别偏见，这被研究者称为主题偏见（topic bias）。德克特说：“这种现象使女性在撰写有关传统女性话题的文章时才更有可能得到评论，而对于男性作家来说则是呈现所谓的阳刚性话题。”
《纽约时报书评》被认为是世界最具公信力的书评，是书评记者们的标杆。
女作家要声明是“女作家”，而“作家”则默认为是男作家
就像勃朗特姐妹的作品在当时经常被认为不合时宜，类似简·爱那样反传统性别定义的角色，和《呼啸山庄》所谓背叛家庭的伊莎贝拉·林顿。而今天的女性作家似乎会因从性别话题上偏离而受到评论家的惩罚。
根据麦吉尔（McGill）的分析，受到评论的女性书籍往往是关于浪漫、性别和家庭的小说，而被评论的男性书籍往往是非虚构的，主要是战争和体育等传统男性主题或学术性话题，比如科学和经济学。波特兰斯说，这些结果可能反映了我们看待男人和女人长处的方式。“我们潜意识认为许多领域的专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比如常常要女作家声明是“女作家”，而“作家”则默认为是男作家。
朱迪思·斯科尔斯（Judith Scholes）负责分析《加拿大女文艺家》（Canadian Women in the Literary Arts，CWILA）2015年关于性别议题的代表作品，她说，麦吉尔的发现并不令她感到惊讶：CWILA中，59%的非虚构类作品的评论来自男性。她说：“人们会认为，男性撰写的现实题材作品比女性撰写的更真实更容易被接受，而对于女性来说，这种评论风气下所写出的书评更容易呈现出传统的刻板的女性化印象。”
这些偏见强化了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对比，从而对男女作家都造成伤害：正如在撰写非虚构类话题时女性作品不太可能受到评论一样，男性的个人叙事或回忆录也会被评论家忽略，除非你是奥巴马、卡梅伦那样的政要。研究团队现在已着手研究潜在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项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名为“公正评论”（Just Review）的倡导组织：他们在网站上提供并且更新数据，并作出解释性评论。德克特说：“提高意识是第一步。”她说，他们的目标是触及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编辑，作家和书评记者，并激励他们创造变革。
他们创建了工具来帮助出版物和书评者追踪并解决至少是程序上的偏见。在对29家出版物的调查中，三分之二的编辑表示他们注重评论的多样性，但只有一半编辑会积极跟踪其代表性数据。为了弥补这一差距，公正评论创建了一个可下载的Google电子表格，该电子表格可以跟踪已被评论的书籍以及研究人员查看的一些指标：被评论书的作者的性别以及这本书的主题。该文件经过格式化，以便用户在输入数据时自动查看其记录的图形和统计分析。他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说：“哦，去年我们没有发表有关女作家非虚构类作品的任何评论，这是一个问题。”
当男人写家庭生活和感情时，就是严肃文学；
女性考虑相同的话题时，就只是日常琐碎的消遣读物
但是，即使有了帮助编辑们统计的工具，实现真正公平也存在其他障碍。比如，即使是那些关心公平的编辑者，仍然会在行为上作出无意识的偏见。德克特说：“有些编辑认为他们将质量放在首位，而不考虑作者的身份。”“但这通常是你的偏见蔓延：这常常是女性和有色人种被排除在外的原因。”公正评论团队建议编辑们主动从代表性不足的人群中寻找书籍和评论。德克特说：“它使出版物更加有影响力，因为这样涵盖了更广泛作家的观点。”书评是包括学术与文艺类作品评选奖项的一个重要依据，所以我们常常很容易记住一些女性获奖者，因为可能就那么几位。
当我们不知道作者的性别时，对作品的理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看法。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去苛责编辑们，毕竟偏见的根源不在他们这里。对读者来说，作者的身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读者和书评人阅读其作品的方式。例如，即使男女作家写相同的主题，他们的作品也会被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洛林·贝里（Lorraine Berry），曾写过多篇关于文学性别问题的评论文章，“男人可以写家庭故事，而他的作品可能会被读者认为是对家庭含义，家庭结构的理性思考。而对女性而言，这意味着她正在创作靠近温暖壁炉日常琐碎中的家庭剧集。珍妮弗·维娜（Jennifer Weiner）在2010年《哈芬登邮报》（Huff Post）采访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古老且根深蒂固的双重标准，它认为，当男人写家庭生活和感情时，文学是大写的L（capital L，即所谓的正统文学），但是当女人考虑相同的话题时，这是浪漫，海边消遣读物，不会进入严肃评论家的法眼。”
这种偏见也蔓延到书籍的出版发行环节。出版商和图书策划人的选择或决定也影响了整体的评论工作。出版商掌控书籍的营销方式，从宣传标语到封面设计，每个环节都有可能被加进一点带有偏见的决定可能最终形成我们不希望的效果。“如果某本书封面设计传达某种乏味的情绪，我可能只是大略翻一下介绍，不会花太长时间去阅读，”伊拉娜·马塞德（Ilana Masad）说，她是一位虚构作家和评论家，对女性图书市场颇有研究。“因此，批评家，甚至像我这样的酷儿女性评论家，他们确实努力不让这种偏见成为现实，但最终还是不能对某些书籍给予本应得到的严肃对待。”
公正评论团队知道，单靠一个项目无法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德克特说：“这是个艰难的项目，没有唯一的解药，并不会因为做出某种改变就直接解决所有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几乎由男性统治的领域中作出改变，我感觉非常棒！”
参考资料：
https://psmag.com/social-justice/gender-bias-in-book-reviews?fbclid=IwAR1PvKykfXBSomrA55WBfpfjVxtCHdM11aFTkbU5OrJQXjOwHB1lsVEeflg
https://www.bronte.org.uk/the-brontes-and-haworth/poetry
http://www.vidaweb.org/faq/
作者丨王塞北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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