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在网络上看到过类似说法,“日本是大唐文化的最佳继承者”,“千年大唐看日本”,“日本是大唐文化的冰箱”等等。其实早在上世纪初,就有类似的论调了。当时,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曾断言:“中国境内已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想看唐代木构还得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一论调,让当时我国建筑领域的知识分子不服却又焦急,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建筑大家。

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什么(日本曾断言大唐看日本)(1)

梁林两位先生始终相信,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一定还留存着唐代的木构建筑。于是在1937年盛夏,国内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两位毅然带着几名营造学社的助手第四次前往山西的乡野,进行古建筑考察。这次他们考察的目的地锁定在五台县台外的佛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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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中的惊鸿一瞥

五台山有“五台抱一镇”的说法。五峰之外称台外,五峰之内称台内,台内以台怀镇为中心。台内香火鼎盛,就连皇家都会前往礼佛,不缺翻新维护帝庙的资金,因而存有明清以前建筑的可能性极低。于是,梁思成认为台外相比台内少人问津,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无钱修缮,更容易保留高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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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最早知道佛光寺,是来自敦煌壁画《五台山图》,壁画中标明了唐末五代时期五台山及周边地区的寺院分布。“大佛光之寺”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于是便有了这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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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梁思成在台外的山里第一眼看到佛光寺时,根据种种唐代风格元素便判定这极有可能是一处唐代建筑;而后面几天的实地考察测绘,便是寻找证据的过程。

供养人宁公遇

起初,由于梁林团队发现佛光寺时,大殿状况并不好,与敦煌壁画上的佛光寺有了很大的改变。殿内光线昏暗,照相时蝙蝠惊飞,秽气难耐,臭虫千万,工作至苦。在数次清洗之后,林徽因凭着一双远视眼,才隐约看到了梁上有行淡淡的的墨迹,奋力擦洗一番后,发现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意思是出资修缮这座佛殿的人,是一位名叫宁公遇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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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内部不能拍照,图片来自网络)

林徽因突然联想到在殿门口的经幢上也出现过宁公遇的名字,随即跑出门一看,同样的词句赫然在目,即“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且石经幢带有纪年为“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至此,佛光寺为唐代建筑终于有了“实锤”,日本学者关野贞的断言也就此被打破。发现了佛光寺,也成了梁林两位先生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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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林夫妇等四人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们细心查看、丈量、照相,并对整个建筑做了详尽的记录。然而梁林团队结束考察工作离开后不久,卢沟桥事变便爆发,数月之后,他们开始了战时的流亡岁月,再也没踏上过山西的土地;也和中国现存另外两座唐构,同样位于山西的南禅寺、广仁王庙(天台庵已被证实为五代建筑)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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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口中的“中国第一国宝”

而在中国目前被发现的三座完整唐代木构中,只有佛光寺是皇家殿堂级建筑,其余两座都来自民间,规模不可与之相提并论。佛光寺也被梁思成奉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国宝”。一座寺庙中同时拥有唐代绘画、唐代书法、唐代雕塑和唐代建筑这“四绝”;从每项来说已属难得,何况集中一起更是国内罕见,也被后人称为“中国木构建筑的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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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先生晚年曾多次表示,发现佛光寺是他毕生的骄傲。“亚洲佛光” 更是梁先生对它的盛赞。在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唐代文化传承的质疑声中,佛光寺无疑为中国古建筑争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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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深山的唐风遗存

现在去佛光寺,通常是从附近的五台县、代县出发,前往五台山脚下的豆村。我们当天从代县出发,一路都是国道乡道,穿越了无数乡野村落,将近2小时终于到达了藏于台外深山中的佛光寺。也正因为交通实在不便,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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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其实始建于北魏,唐灭佛运动中被毁,到了唐大中年间,权势滔天的大太监王守澄有个叫“宁公遇”的家人(具体是妻子还是养女身份不明),由她出资,佛光寺得到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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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寺如今的结构为三进院落,依山势而建;入口处非常低调,不了解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这里“中国第一国宝”的身份。这里早已没有香火供案,也没有主持僧侣,而是一处真正的文物保护单位,游客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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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门后便是一处似曾相识的经幢,正是林徽因当年穿旗袍爬上梯子测绘并留下照片的乾符四年(877年)唐代经幢,是中国建筑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张老照片。经幢高约4.9米,有题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是唐代最流行的经幢内容。如今的经幢似乎比林徽因照片上更为歪斜了一点,我也如朝圣一般,在同样的位置留了一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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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内一侧有伽蓝殿,始建于明代崇祯时期,后又在清代重修;一侧是文殊殿,建于金代。而当年梁林团队重点考察的东大殿,位于寺院的至高点,需要通过一处券门爬上坡度超过45度的37级台阶,一番手脚并用后,传说中的东大殿才赫然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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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拱雄大,出檐深远

东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大殿的墙面涂成朱红色,两侧按唐代盛行的直棂窗;大殿背后在连接柱子和柱子的额枋上出现了唐代人特别喜欢的“七朱八白”的粉刷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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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为坡度平缓的庑殿顶,庑殿顶是中国古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屋顶制式,只有皇家和寺庙建筑才会采用。东大殿没有飞檐翘角,只有斗拱雄大,出檐深远的大唐气派。双杪双下昂重拱偷心造七铺作纵横恣肆,威压四方。斗拱交错折叠,依旧以稳健牢固的姿态,支撑着佛光寺千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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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量,斗拱断面尺寸为210*300厘米,是晚清斗拱断面的十倍;殿檐探出近4米,宋以后,中国再没有造出过这样非凡气派的木构建筑,佛光寺也成了古建史上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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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殿前还有一处唐代经幢,正是当年梁林二人断代佛光寺的关键物。讲解员表示今后这处经幢周围将加设围栏保护,不再能近距离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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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殿的莲花柱础,屋顶大叉手无侏儒柱的结构也都有着鲜明的唐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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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雕塑、壁画、书法济济一堂

大殿的内部,一圈内柱切割出了中央的佛坛区域,环绕四周的外围则是礼佛空间。佛光寺大殿的佛坛上有唐代彩塑35尊,金刚等33尊。大殿两侧,还有明代塑造的罗汉像296尊。根据梁思成的记录,菩萨的衣褶样式、腰腹雕塑手法都是唐中叶以后的特征,与敦煌佛像如出一辙。可惜这些佛像在清代都被重新粉刷过,清代的工艺粗糙,色彩又过于鲜艳,使得佛像和大殿整体色调并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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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内部不能拍照,图片来自网络)

而根据梁思成等数位建筑学家的发现,佛光寺遗存的唐代壁画多达60余平方米,且多数保存完好,在全国寺庙中仅佛光寺一例。其他唐代壁画,则以敦煌莫高窟中的石窟壁画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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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东大殿的门上发现了唐人类似“到此一游”的书法墨迹——内容大致是“有僧人玄翥,咸通七年到此一游”。咸通七年正是866年,可见连木门都是唐代的原装,再次佐证了佛光寺东大殿是存古度极高的唐代木构建筑。这扇门也成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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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佛坛一个角落,一位中年女子的塑像被安放在一众神灵之间,梁林夫妇推断这便是供养人宁公遇。当时林徽因看到宁公遇的塑像非常动容,她特意站在宁公遇的塑像前留了影并说道:我真想在这里也为自己塑一个雕像,让“女弟子林徽因”也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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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瞬,只有供养人宁公遇的塑像,陪着这座佛殿在深山里凝视这风雨人间。

北魏的砖塔与现代的监测手段

佛光寺始建于北魏,虽然寺庙建筑皆为唐代及后期建筑,但是东大殿一侧的祖师塔,却是唯一的北魏遗存,很容易被游客忽略。根据风格,当时梁思成先生推断这极有可能是北魏时候修建寺院的僧人的墓塔。这是国内仅有的两座北魏石塔之一,这座古塔得以在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中“独善其身”如同一个奇迹,也成为了“老佛光寺”的唯一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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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祖师塔的身后,山体前是浙江大学检测地质结构成分的专业设备,转角处的木柱看似是后人的多此一举,其实也是清华大学为了检测屋檐和斗拱有无沉降变形而安放的特殊设备,并不破坏原来的建筑结构。人们对于佛光寺的关注与保护,从没有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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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唐代,是中国历史、艺术的黄金年代。梁林两位先生在大厦将倾、神州陆沉的前夜,终于发现了这座美与实用并存的唐代建筑,这一时刻串联起无数的时空节点,联结沟通成为一条朝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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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梁林二人的发现与披露,1949年后,政府着重对佛光寺拨款并加以保护。1961年,佛光寺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安然度过了后面那段特殊时期。梁林二人当时的念念不忘,终究在中国古建筑史上有了回响。东大殿凝结了中国人独特的营造观念,也见证了中国人对建筑艺术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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