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高”，各人自有高见。比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有人心领神会其中的含义：“房价的直线式上升、消费的断崖式跃进、子女教育的隐显性高额开支”。
倘若还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那就看看莎士比亚的小说《高老头》，请看发生的欧洲的悲惨故事，为什么会在现在仍有着警示意义。
1834年10月，巴尔扎克在给韩斯伽夫人的信中提到他写《高老头》的初衷：“我要在这部书中描写一种无比巨大力量的感情，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父亲。”
小说中，“有国务大臣的才气”父亲高老头，早先是个面条商人，在大革命时期搞粮食投机，成为暴发户、商业界的巨头。他拥有200万家财，在帝国时期又当上巴黎区长。
妻子死后，他把自己的爱都倾泻在两个女儿身上，疼爱两个女儿的感情发展到荒谬的程度。为了满足她们的奢望，她们的生活豪华得像公爵的情人，15岁就有了自己的马车。长大后，高老头给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好让她们都能攀上好亲。
大女儿阿拉斯达奇热衷于门弟，嫁给了贵族，成为雷斯多伯爵夫人;二女儿喜欢金钱，嫁给了银行家，成为纽沁根太太。
然而，政治形势巨变，波旁王朝复辟，贵族重新得势，门第观念又抬头了。纽沁根挤进了保王党，高老头这样的投机商人遭到上流社会的排斥，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于是，女儿嫌弃父亲丢人，要求父亲停业。
高老头为满足女儿的要求，就把铺子盘了出去。这样做得直接后果就是切断了自己的财源。1813年，他住进伏盖公寓。此时他仍然每年还有8000到10000法郎的收入，但要看他的女儿，也只能从后门进去或站在马路旁等她们的马车经过。
两个女儿继续过着挥霍腐化的生活，只是在需要钱的时候，才会想起“取款机”，看看她们的父亲。高老头为了满足女儿们欲望，从二楼最好的房间搬到了三楼、四楼、五楼，食宿费也由每年1200法郎减到每月45法郎。
这位“区长”大人，随着财富的流失，已经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是原来受人尊敬的高里昂先生，而是人们眼里的“高老头”、“老混蛋”、“老熊猫”，成为大家调戏的对象。
然而，两个女儿仍然逼着他要钱，直至把他逼成脑溢血。病危期间，他盼望看到两个女儿，而她们却忙于参加鲍赛昂夫人的晚会，“即使是踩着父亲的身体过去也在所不惜”。
死前的高老头终于明白：他被自己两个亲生女儿抛弃了。于是无比悲伤地说：“我把一辈子都给了她们，今天她们连一小时也不给我。”
他也认识到女儿们过的那种生活，“是我一手造成的，是我惯坏了她们”。
巴尔扎克曾说：“这惨剧绝非杜撰，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情实事，真实得来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或心里发现这悲剧中的要素。”
我们可以将高老头看做是现实中的自己，在生活成本逐年增加的当下，养老靠谁？还不是靠手里有可用的积蓄？倘若人人都把自己的子女当成生命的全部，那么，等到自己将来有一天生病住院的时候，多数人等待的将是子女面对高额医疗费用的一筹莫展。
生活中，高老头这样的子女真的已经绝迹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网上搜索“抛弃老人”的话题，上百万条搜索结果等你检阅。足见这类悲剧仍没有过时。比如《老人被儿子逐出家门，把父亲榨干就抛弃》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此类故事。
也有很多案例，讲述的是孤独老人不正常死亡的消息，比如在2020年5月2日，江苏某地一名83岁的老人在家中被保姆活活闷死，监控拍下全过程，细节令人发指。
若以年龄来划分，老年人是社会上最弱势、最容易被歧视和忽略的群体了。婴幼儿和少年儿童虽然弱小，但是有父母长辈的照顾呵护，有老师学校各种组织的教育关爱。老年人却往往遭遇冷落，有些晚辈嫌弃老人的“固执”“啰嗦”“麻烦”，对老人敬而远之，甚至恶语相向。
“养儿防老”不可靠，“养女防老”不现实。等人到暮年，经济上的不安感、对死亡的恐惧感和心灵的孤独，对交流和关心的渴望……都成为陪伴老人的全部。
近年来，继承纠纷呈井喷式增长。老人生前寂寞，死后扰攘，子孙为了遗产大打出手、对簿公堂屡见不鲜。
高老头死前悲愤地喊道：“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他凄惨地死去了，他的女儿女婿也没来料理丧事，只在出殡的那天，派了两辆涂着爵位徽章的空马车来。
这出悲剧，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性别，暴露了人性最卑劣、最自私、最丑陋的一角。善恶两面，一念之间。
结语：由此可见，“富爱”并不值得称道。如果“富养”的代价最后成为家庭悲剧的根源，那么，子女的教育，至少从现在开始，要合情合理进行。
我们要有过紧日子的习惯，更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倘若“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行，过分地溺爱更不行，在众多独生子女家庭里，如果做父母的不给自己“留一手”，将来多数老人也许会和“高老头”一样躺在病床空叹息。
也许，这是《高老头》留给我们最现实的一面镜子和最伟大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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