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音
今天人们最熟悉的一种古代香药可能来自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中，薛宝钗从小患有热毒症，需要服用一种叫作冷香丸的药物，成分是：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花蕊、用雨露霜雪调和，再加入蜂蜜白糖，做成龙眼大丸药，放入器皿埋入树根下，发病时用黄柏煎汤送服一丸。这当然经过了曹雪芹的文学加工，也不算真正含有“香料”的药，但采用了中医地道的和香香药制法。古往今来，中医所用的药材最主要的原料是植物。从上古时代神农尝百草，到孙思邈写《千金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代代中医逐渐掌握了各种植物的药理和毒性，并应用在医学治疗中，外来香料的加入更加完备了传承至今的中医古方。
在屈原生活的战国时代，人们有佩戴香草的习惯，主要是为了防止南方地区的疫病和蚊虫，同时也有辟邪的作用。古代的南方山区常有瘴气，致死者十必有五。当时人们认为，南方森林池沼之间升腾起来的雾气，会使人生病，导致疟疾，是传染病的源头，使用香草可以驱蚊虫，清新空气。虽然现代医学表明，这些疫病的真正源头是细菌，但当时人们采取的应对方法却是正确的，那就是熏焚青蒿。今天，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依然是治疗疟疾的主要成分。
用青蒿治疗疟疾，早在魏晋时期的葛洪就已明确提出。先秦时期，人们用熏焚萧和艾草的方法治疗瘟疫等传染病，这是早期的香料入药记载。普通民众采摘到兰、蕙、椒、桂用于室内熏香、佩戴，以去除异味疫病。汉代的皇室和贵族阶层也将花椒和在泥里，再均匀涂抹在墙壁上，称为椒房以祛除污秽之气。此后随着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的畅通，外来香料逐渐成为中国医学专家入药的选择。
《周礼》中明确地记载了中国古代先民用各种香草防治和消灭害虫的史实，先民常常用香草进行卫生防疫的。到了汉代，香草的功能就不单单局限在如《周礼》中记载的焚烧或是单纯的以香味驱虫，而是根据需要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功能了。
《逸书考》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情：东汉桓帝时，有一名侍中名叫刁存。因为年龄比较大了，有口臭。而侍中这个官职是经常身居君侧，常备顾问应对的，口臭是瞒不过皇帝的，于是有一日，恒帝赐了刁存一块药物，让他含到嘴里。刁存不知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入口后觉得辛辣刺口，他也不敢咀嚼，就以为是自己有了什么过失，这是皇帝赐死的毒药，没有立刻咽下，下了班急忙回家与家人诀别，家里人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都很悲伤。此时，他有一位同僚好友，可能是感觉这事有点奇怪——刁存恭谨忠厚，深得皇帝嘉许，怎会突然赐死呢？便让刁存把“毒药”吐出来看看。刁存吐出后，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那名同僚认出来这是一枚鸡舌香。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桓帝的时候，鸡舌香已经是一种普遍的香药了，虽然刁存没有认出来，但是他还是有同僚能认出来的。后来上朝含鸡舌香成了一个制度，应劭的《汉官仪》中说：“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奏事，黄门郎对揖跪受，故称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鸡舌香应该是一种以丁香为主要原料的一种香料，是否经过了加工不得而知。
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佛教的传入以及魏晋文化的流通，中国的香药种类随着东西方文化和物种的交流越来越丰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一种和酒法：“酒一斗，胡椒六十枚，干姜一分，鸡舌香一分，荜茇六枚，下蓰，绢盛，内酒中一宿，蜜一升和之。”根据中医学来看，此酒具有温中下气的功效，证明了胡椒等外来香药已经被广泛使用了。
经过了秦和两汉的发展，到隋唐时我国的香文化已经基本完备成型了。唐代社会的稳定，人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各种香药的使用更加普及和流行，而大唐与西域诸国的文化、人口来往日益密切，各种外来香药在中国也大行其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香料大多用于制作薰香、美容等香品，用于医疗还比较有限。
唐代对香料的医疗作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绝大多数香料都已成为常用的药材。唐代的本草类著作中可见到许多前代医学著作未收录的香料：唐初期的《唐本草》收录了龙脑香、安息香、枫香；唐中期的《本草拾遗》有樟脑、益智；唐末五代的《海药本草》则记载了降真香。
唐代医书记录了为数不少的香料医方。如《千金翼方》记载治疗痈疽毒肿的汤剂多达几十种，其中“连翘五香汤方”是用“连翘、青木香、薰陆香、廖香、沉香、射干、独活、桑寄生、通草、升麻、丁香、大黄”十二种药用同水煮，效果极佳。“五香汤”则是用“沉香、丁香、庸香、薰陆香、青木香”和水煮。《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亦有“治痈疽始作，肿赤、掀热、长甚速方“的汤剂，其中有青木香、紫檀香、磨香。还可以服药丸消肿，《千金翼方》卷五”五香丸并汤方”，以“丁香、蕾香、零陵香、青木香、甘松香、桂心、白芷、当归、香附子、槟榔”捣细末和蜜，可治疗心痛、肿痛、散毒。
主治小儿杂病的医方中用到的香料也是品类繁多。如《千金翼方》记载治小儿头痛、壮热之方中用了庸香、青木香；《外台秘要》第三十六卷“刘氏疗小儿天行头痛、壮热方”有青木香、白檀香。名为“拓汤”的医方则含有白芷、沉香、青木香，可以治小儿数十种病。又如治邪气、除鬼魅等症，《外台秘要》卷十三“五香丸”可以除瘟疫鬼气、气胀，即用“青木香、犀角、升麻、羚羊角、黄答、栀子仁、沉香、丁香、薰陆香、鹰香、鬼臼、大黄、芒硝”捣筛和蜜为丸。同卷的“吃力迩丸方”是用沉香、青木香、丁子香、安息香、白檀香、薰陆香、苏合香、龙脑香等多种香料制成。据称此方不仅可以治疗上述诸病症，还有保健的疗效能调和五脏。
香料在唐代医学中的应用相当广泛。唐以后的许多医书都是在唐代医方的基础上汇编而成，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汇集了众多关于香料药用价值的资料，其中一些医方在唐时已有。唐代医方大量地使用各种外来的香药，但也是经过使用者思考分析的，并不是拿来就用。
敦煌、吐鲁番所出土的医方文书保留下了一些唐代的医方，所用的药物虽然产自印度或者其他西域国家，但使用它们的医方有很多在印度的医典中并没有记载，却与中医的医方书籍中所载一致，而与外来香药配伍的也大多是中国本土的药材。唐人以中医学的思维将其入药，外来香药的医学使用已经被中国本土化了。
《外台秘要》中的“槟榔散方”便用到了外来香药荜茇：槟榔十六分，人参六分，茯苓八分，橘皮六分，荜茇六分。右五味捣筛为散，平晨空腹，取生姜五大两，合皮捣绞取汁，温内散方寸匕，搅调顿服之，日一服，渐加至一匕半，若利多减，以微通泄为度。外来香药的荜茇和其他常用中药配伍，组方成药。
据唐代的博物学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荜茇来源于印度的摩伽陀国，外文名为“荜拔梨”“阿梨诃他”，它“味辛大温，无毒”。野史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的气痢发作了，遍寻良医名药都没有效果，太宗皇帝坐卧寝食不安，当时河东有个姓裴的官员，曾经也得过这个病，于是进献了一个“黄牛乳煎荜茇”的方子，太宗皇帝服下后，果然痊愈了
唐代，香药不仅仅是用在方剂上，还用于药膳。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记载了用胡椒、荜茇等香药加工羊肉和羊内脏以为药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羊肉或羊内脏主要用来治疗五劳七伤或虚损。除了食补，还有人利用香药的特殊功效将其制成药丸的。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玄宗因为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安禄山为了邀宠，进献了“情花香”百粒，这些“助情花香”呈红色，如粳米一样大小，使用方法是就寝之前含一粒，可增强男性能力。
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外交流更加频繁，宋代香药大量进口，甚至设立了专门的香药管理机构——“香药榷易院”。宋代的高承在《事物纪原·东西列班·香药》中记载说：“太平兴国中……始议于京师置香药榷易院，增香药之直，听商人市之，命张逊为香药库使以主之。此盖置官之初也。”
宋代十分重视医药，据《宋史》记载，从海外来的香药不少被用作防治疾病。在香药的治法上，宋代记载了各种疗法：直接内服、以酒调下法、嗅香法、配香法、燃香法等。
官方组织人员整理了大量的医学古籍和许多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中有大量的方剂中用到了香药，甚至有些以所入的香药命名，如乳香丸，沉香散、木香散等。宋代太医局所属药局的成药处方配本《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也有大量以香药命名的方剂，以苏合香丸最为著名，有芳香开窍、行气止痛的功效，可用于中风、中暑、昏迷、心胃气痛以及各种急性传染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甚至说，苏合香丸几乎是当时百姓家中必备药，预防瘟疫用此药效果更好。即使在现代，苏合香丸也能够提高急重症存活率。
不仅是官方的方书，私人编纂的医书也经常出现香药。宋代严用和的《济生方》中的四磨汤，以人参、槟榔、沉香、天台乌药四味入方，可治疗七情感伤，上气喘急、烦闷不食等。当然过量使用芳香药物也是有害的，香药大多性燥热，不加分辨贸然用香也会加重病情。北宋医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提醒道：过食辛辣香燥会伤阴。
明代可以说是香料药用的顶峰时期。本草专著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典型代表，养生保健用香的代表作有高濂的《遵生八笔》等。此外《香乘》《证治准绳》《永乐大典·医药集》等都对部分香料的药用效果、药物炮制做了一些介绍。而明代《万宝全书》对香料药用的记载，更加明确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下层普通百姓对香料药用的普及性。书中对医疗记载还细分了内科、妇科、儿科、眼科等，以及针对牲畜的治病用香。
李时珍《本草纲目》共载1892种药物。按性味分，有草部的芳香类、木部的香木类、菜部的荤辛类都为芳香植物。其中草部芳香类有56种，木部香木类有35种，还有动物香料的麝香、灵猫香等。我国16世纪以前的香料尽收其中。李时珍对这些香料的药用功能做了具体的描述介绍，如艾纳香“去恶气杀虫主腹冷渴痛，伤寒五泄，心腹注气，止肠鸣”，“甘松，芳香能开脾郁”等。
除以香料入药，用以疗疾，焚香也是一种疗疾法，用以抑制霉菌、驱除秽气等。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焚香属外治法中的“气味疗法”，由于所用原料四气五味的不同，制出的香便有品性各异的功能，或解毒驱虫，或防腐除霉，或健脾镇痛。燃烧发出的气味可以免疫避邪、杀菌消毒、醒神益智、养生保健。《证治准绳》中记载一则焚沉檀治愈异病，《香乘》引用过：“孙兆治一人，满面黑色，相者断其死。孙诊之曰：非病也，乃因登溷，感非常臭气而得。治臭无如至香。用沉檀碎劈，焚于炉中，安帐内，以熏之。明日面色渐别，旬日如故。”
有些病症则不适宜焚香，如“痘疮”病人的辟秽。王肯堂论述道“惟宜烧大黄、苍术”而“勿宜烧沉檀、降真、乳香、脑麝”，特别是小儿痘疲期间。明郭子章在《博集稀痘方论》说：“戒烧香烟避秽，痘出之际，有等俗会用杂香柴烧烟避秽。殊不知烟气满室，朦胧大人难以当之。小儿焉能受乎！触伤肺气，惹儿咳散，反为害也，戒之戒之。”
明代宫廷和民间对药用香料的消费都很大。景泰六年二月，礼部有奏：“太医院急缺香料五千一百七十斤，各处催办未至”，请求内府拨银钞在京城药铺“两平收买”。民间香药更是普遍，如香茸“家家有之，主霍乱”。明代有数次大瘟疫，如永乐六年（1408）“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香料预防治疗瘟疫的功能导致其需求量巨大。彭大翼《山堂肆考》中有焚鹰嘴香能辟疫的记载：“后八年，番禺大疫，审焚（鹰嘴）香，合门独免。”
香料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与医学紧密相连，它的文化属性和药用价值并存至今。人们不仅用香料治病，还以各种香料为主材炮制成香药，研究出很多香方，以增强香料的药效。中医对香料的采纳和利用，让我国古代在香药研究和应用上比西方走得更远更深入。
（资料参考：《香席》《香文化与中医香药》《香科与唐代社会生活》《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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