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在继承儒家传统教育观念的基础上，统治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制定了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这一直影响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古代语文的认知教育?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古代语文的认知教育
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在继承儒家传统教育观念的基础上，统治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制定了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这一直影响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
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两大主流内容——诗歌和散文，在隋唐得到重大的发展。隋唐的语文教育便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发展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
第一节 隋唐语文教育概况
隋代国祚虽短，但毕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隋代统治者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教育改革，创立了新型人才选拔的制度——科举制度。随后的李唐王朝在前代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改革并发展了这一制度。隋唐时期，为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需要有统一的思想作指导，于是统治者将儒学视为维护其统治的最好思想武器，而与之相应的是推行一系列的崇儒兴学的文化教育政策。
一、社会政治与语文教育
隋唐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统治者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使得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强盛一时，在政治、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文化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隋代一改魏晋以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创立科举制，让众多的有识之士不再因为门第的限制而止步仕途。唐代接过隋代改革的接力棒，继续在人才选拔和教育方面进一步改革，借此为李唐王朝甄选多元化人才。隋唐两代政治上的改革，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教育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其日后的发展和完善扫清了不少障碍。
（一）隋唐社会政治与教育制度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权的确立，都会注重让各项社会活动为其政权的统治和巩固服务。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的统治者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点，为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贞观君臣基于对政治之本和历史上各王朝政治教训的总结两个方面的深刻认识，将儒学视为维护其统治的最好思想武器。因此，唐代设置了一套维护中央集权的教育制度。
1.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
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隋唐两代健全和完善了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
第一，三省六部九寺三监的政治制度在唐代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礼部是全国教育的管理机构，在教育思想、政策法规和教育内容上对官学和私学进行管理和协调。
第二，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制的教育制度。在中央，既有贵族学校，也有国子监的六学一馆；在地方，建立了州—县—乡—里四级制的教育制度。无论是中央学校还是地方学校，都归礼部管理。
第三，形成了经学、实科、职业三大教育系统。经学教育系统不仅有儒学教育，而且也有道学教育，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网络。实科教育是唐代教育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生活对实科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具有行政、教学和科研三结合的性质，同时也展现了古代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
第四，将私学纳入国家教育体制，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唐政府采取的方法有二：一是统一教育内容，颁定《五经正义》，命令天下书生士子、官私学生都必须修习；二是在科举制中以对《五经正义》的解释作为考试的标准和规范，私学教师和学生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定教材进行教育活动，并通过科举考试踏上经邦纬国的政治之路。
2.道德教育内容的制度化
道德教育对维系封建统治秩序非常重要，隋唐强化了这一点。唐代教育制度中，道德教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必须修习这门课程。《孝经》和《论语》是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科举制度中规定《孝经》《论语》《老子》为必考科目，保证了道德教育的普及化和制度化。
3.官学封建等级制的强化
在唐代教育制度中，官学的入学制度表现了强烈的封建等级观念。唐代官学分为不同等级的学校：弘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书、算学、州县学、职业教育学校。魏晋南北朝时期“下品无世族，上品无寒门”，唐代官学的生徒则按其父祖官品入学，并不需要区分门第的高下。
4.养士制度与取士制度的结合
隋代建立科举制，奠定了养士教育与取士制度相结合的基础。但是，养士与取士相结合的教育制度的真正确立是在唐代。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改革教育制度，将科举考试的管理权从吏部移到礼部。礼部既管理全国教育，又管理科举考试，建立了教育与科举相统一的体制。第二，与教育内容相配套，科举制中建立了相应的科目，既有经科，又有史科、实科和文学科。第三，从宰相、六部侍郎的入仕身份上分析，科举出身已成为唐代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情况到晚唐时尤为明显，表明养士与取士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在唐代政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唐代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
（二）“尊圣崇儒”下的语文教育
科举制的创立为隋唐两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遵从“崇儒兴学”的原则，隋唐两代在人才的选拔上都倾向于“德才兼备”型，具体到教育内容上，“德”体现在教育的选材和目的中，而“才”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作诗与作文方面。
唐朝是诗歌的国度，历来有“诗必盛唐”的说法。唐人很推崇诗歌，在唐代蒙学教材中有不少是诗歌选篇，如《文场秀句》《百家诗》。唐代统治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基于现实需要构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举士选官机制——试诗制度。为了应试，唐代的学生要学会诗歌的格律、音韵、艺术手法等，与此相对应的是学校语文教育也注重培养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唐代学校的主要教材除了官方规定的以外，还有“应诗”类科目，如陆法言的《切韵》。
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掀起了反对文风浮靡、内容贫乏的骈文，主张复兴先秦两汉散文的“古文运动”。这场运动从复兴先秦两汉散文开始，也借此提出了改革的主张，提倡力去陈言，开创自由抒写的文风。韩、柳都主张阅读先秦的著作，除了经书还要阅读“诸史百子”；读书应当“沉浸頬郁，含英咀华”，就是要反复诵读，深入理解词语表达的思想内容，汲取精华。为此，中唐的教育强调读书要刻苦，要专心致志，正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古文运动”到后来虽逐渐衰落，但其所倡导的一系列作文方法却广为后人所继承，直到今天，对我们语文教育都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对诗歌与散文的重视，无疑为诗文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也为这个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封建社会注重文教、“以文兴国”的传统基本形成，为宋元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民间教育与语文教育
官方学校教育制度在隋唐已相对完备，中央官学方面隋代已有国子监，唐代又在国子监之下设六学，从而构成普通教育系统。除此之外唐代更有特殊系统（由弘文馆、崇文馆和崇贤馆组成，仅招收皇室和大臣子女，相当于现在的贵族学校）和职业教育系统（由太医署、太卜署、司天台、太仆寺和校书郎组成）。除中央官学外，隋唐时期的地方官学也相当发达，其系统设立与中央官学相承接。
然而隋唐的官学同历朝历代一样，都是为了王朝的政治的稳固、经济的发展而设立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同时能够进入官学的多半是贵族和官家子弟，即使是职业教育招收的亦多是庶族地主阶级的子弟，平民百姓几乎没有机会进入学习。
隋唐教育中与官学交相辉映的民间教育亦极其重要，虽然较之前代，私人讲学之风有些逊色。中唐时期柳宗元曾经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这可能与官学的兴盛有关。然而即便如此，民间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依然不可小视，私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谓兴盛，隋朝的王通就是弟子遍天下的名师；还有韩愈“抗颜为师”，兴办州学，奖掖后进；其他著名的如教授文字学的曹宪、教授《文选》的李善、教授文章的柳宗元等，他们教授了很多学生，有些学生成为当时的学问家。唐代的私学具有不同的层次，“办学灵活，机构简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覆盖广泛的特点，已成为唐代教育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38]。
（一）隋唐私学的形式
私学作为与官学相对的民间教育形式，可分为家学、私人讲学、书院等形式。隋唐私学的兴盛，重要的原因是官学的局限与科举导向的影响。相比官学，私学的教育形式多样，内容更丰富，符合更广泛的社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家学是私学的重要形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家境贫困又想考取功名的破落子弟，在家中由父兄家长教授。[39]元稹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说：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刘知几在《史通·自序》中也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此书若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异，于时年甫十有二矣。
乡学是私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隋唐有一批学者，不愿参与政事，自行开设学馆，从事讲学和著书立说的活动。元稹就曾在《白氏长庆集》中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可见当时私塾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王恭“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于乡闾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尹知章“尽通诸经精义，曾为国子学博士，归家仍讲授不辍”[40]。当时像这样在民间教学的文人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多半也是贫困潦倒。如：（田先生）元和中，隐于饶州潘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41]《志怪录》上说田先生建的校舍就是草堂，教师“戴破帽、曳木屐”，田先生本人更是要每天到学生家去“传食”以维生。
除了家学和乡学这两大类之外，私学还有别的一些形式，比如寺院义学，就是由寺院出资让俗家弟子来学习经书。总的来说，隋唐官学体系完善但数量有限，对门第等也有限制，因而私学广泛兴起。私学虽然往往简陋且参差不齐，但以其多样性和广泛的覆盖性很好地填补了官学的空缺。
（二）隋唐私学的内容
根据教授对象和性质的明显差异，隋唐私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蒙学教育和成人应试私学。
1.蒙学
蒙学，顾名思义，就是启蒙教学。唐代针对儿童的启蒙文学内容丰富，教材主要沿用传统的儿童读物、儒家经典和时人新编的教材。蒙学大体上可分为识字、诗文、经史和综合四大类。[42]
识字类的教材以传统蒙学读物最多，如《千字文》《急就章》等。除此之外时人新编的识字教材显示出了新的内容和体例，如著名的《太公家教》一直盛行到北宋初年，该书不仅收录了儒家经典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还吸取了民间俗语如“害心害己，利口伤身”，明白晓畅，为时人所喜爱。
用诗歌来启蒙在唐代也十分普遍，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为了科举而编选的诗歌如《文场秀句》，主要收录如白居易等大家的佳作；二是像《步天歌》等进行科学教育的诗歌；三是大型组诗如胡曾的《咏史诗》，主要用来掌握历代史实。此外还有一些应用文类蒙书。
经史教育类书籍主要使用的是现成的儒家经典，除此之外，时人也编著一些优秀的读物，李翰的《蒙求》当属其中代表。其书名取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全书基本上每句一个经传故事，并将善恶两两相类比，共收入近600个典故，内容从历史、天文、地理到神话、医药等，读起来朗朗上口。不仅时人推崇，对当今也颇具借鉴意义。
综合类的图书往往能传授儿童多方面的知识。如徐坚的《初学记》，内容广博而体例严密，甚至可以说超越了蒙学教材而兼具了类书的性质，至今仍是人们研究唐文化的重要的百科全书。
2.成人应试私学
私人讲学内容主要是科举应试教育，即学生以中举为学习目标。据《旧唐书》记载，私人讲学所传授的内容相当广泛，有传授传统经学的，如马怀素“客江都，少师事李善。贫无资，昼樵，夜辄燃以读书。遂博通经史”（《旧唐书·窦群传》）；有传授书画技艺的，如褚遂良师事虞世南学书法，据《宣和书谱》卷三记载：褚遂良初师虞世南，晚造羲之正书，尤得媚处。有传授诗文创作的，据权德舆《唐容州刺史戴公墓志铭》记载，戴叔伦“初抠衣于兰陵萧茂挺，以文学政事，见称萧门”。会稽著名诗僧灵澈，也曾从越州著名诗人严维学诗。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云其“从越客严维学诗，遂籍籍有声”（《旧唐书·刘太真传》）。尽管教学内容上具有丰富性，但由于私人讲学进行的主要是科举应试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内容，故讲学内容仍以儒学为主。
另外，隋唐私学表现出遵循国家文教政策的特点，如唐太宗时颁布的《五经正义》、唐玄宗时颁布的《孝经》、唐文宗时颁布的《开成石经》等从道德规范和教学内容上影响和控制了私学，另外通过科举考试，尤其控制了私学。从传授内容来区分，当时比较突显的有以下几类私学：“三礼”学、《易》学、《春秋》学、《汉书》学、谱学（研究氏族姓系的发展过程）、《文选》学、文学（唐代凡参加科举考试者都必须有文学素养和技能）、科学技术（如唐代孙思邈著《千金方》）等。
三、科举制度与语文教育
隋唐两代是中国古代教育最有成效的时期，此阶段的教育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儒学反过来又成为教育的指导方针和核心内容。
（一）科举制度
隋朝建立了国子监教育制度，把教育从千年来的传统礼制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系统。隋朝还改革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创立了新型人才选拔的制度——科举制度。李唐王朝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从大的方面说，有常科、制科的分别。常科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类，考试内容多为古代经书、试律、令各等，另外还有童子科（10岁以下儿童应试，要求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考得好也授予官职）。除了常科之外还有制举，也就是天子下诏进行考试，名目繁多，但录取名额十分有限。常科考试中明经和进士两科的考生众多，考试每年一次，由礼部侍郎主持，考生经过层层筛选后才能及第，淘汰率高达98%。当时有大量诗句抒写落第现象，如“十上十年皆落第，一家一半已成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第下人”（《唐诗纪事》卷六八、卷七十）；又如孟郊在未及第时写的：“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二）科举制度下的语文教育
为了适应学校教学和科举考试的需要，唐代考生要学习“九经”，即《易》《书》《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明经、进士的考试要考贴经，因为考生必须要对经书“文注精熟”。为了学习诗赋杂文，《昭明文选》就成了必读书。这时期读书方法也有了变化，为了便于阅读，唐代采用了随文注音和点识的办法。此外有学者还根据敦煌的《文选》写本推测，当时还有“点识四声以代反切”的办法。
1.阅读教学
隋唐时期由于印刷术技术不成熟，当时的阅读教材一般都是手写本，一般学子都需要自己抄书。抄书可以加深印象，同时也对学生进行了写字训练。另外还出现了一种供阅读教学用的节录本，如《勤读书抄》《五经妙言》《经史要录》等。
讲经制度对隋唐阅读教学有很深的影响。自汉魏六朝以来，儒家有讲经，有经师，有都讲。都讲专管诵经，经师专管讲经。儒家的讲经制度颇似释家的讲经。
隋唐注重读书腔调，用楚声读《楚辞》。当时诵读《楚辞》这种韵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调，而且递相传授。有人还将这种特殊的读法写成专书《楚辞音》。
2.应用文的写作
隋唐五代时期，民间通行的应用文种类约有一百多种，包括买卖、典租、借贷的契约，以及分家文书、分配遗物凭据等。青年人往往从师长那里学习写应用文，也有人编写为写应用文提供样式的参考用书。除了民间契约外，还有各种公文和吉凶书仪，这方面也编写了提供范例的学习参考用书，如《记室备要》三卷、《书仪》二卷、《新集吉凶书仪》二卷等。
3.诗歌的写作与训练
唐代是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歌，这与诗人刻苦钻研和坚持训练有关。唐代文人写诗首先要接受声律、对仗等单项训练。这类单项训练不仅儿童初学时已有，在文人作诗过程中也要不断进行。就声韵训练而言，由于这时已感到永明体的四声病犯之说过于烦琐，在创作实践中很难遵守，因此有些诗人就把四声归为平仄两类，把病犯规则加以简化。这样，四声颠倒相配的声律就变为平仄相配的声律，永明体的消极病犯就演变成唐代律诗的积极规律。从四声律发展到平仄律，是我国诗歌格律史上值得重视的问题，由此形成的五七言律诗，其格律至今仍为人沿用。唐代大诗人写诗一般都要接受这种格律，遵用这种格律。至于属对训练，在唐代诗人中亦很受重视，如对仗、集事训练等。
唐代诗人写作一首诗，大致有立意取材、炼字炼句、修改加工等步骤。首先，立意取材。有些诗人强调从日常生活和眼前事物中立意取材，不愿“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这种就近立意取材同样需要一个艰苦的构思过程。其次，炼字炼句。有好的构思还需要有恰当的语句来表达，这需要锤炼字句。最后，修改加工。通过反复吟咏发现不妥当之处，对整首诗进行修改加工。
唐代诗人训练写诗能力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自己规定课程，坚持不懈地进行写作；第二，集会时命题作诗，有时是私人聚会作诗；第三，联句，这是唐代诗人诗歌写作的一种特殊训练方式。联句多产生于朋友聚会，往往用它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涉及题材相当广泛。联句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一至七言、一至九言等，而以五言为最多。一般是集会时，一人首倡，写两句，然后依次接下去，一轮写完了接第二轮，也有每人一次写四句或六句的，还有的在题目中标明是用绝句相联的。联句常带有训练写诗的特点。[43]
为了帮助学诗的人进行写作训练，一些著名诗人曾写过关于诗歌格律和写作经验的书。现在除了皎然的《诗式》外，大多已亡佚。日本僧人遍照金刚采集唐代崔融《唐诗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仪》等书，编辑成《文镜秘府论》，作为日本人学习汉文的用书，我们从中也可了解到唐代诗歌写作教学的一些内容。另外，这时还出现一些诗歌选本，如《正声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箧中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等。其中，《国秀集》是国子司业授意国子生编撰的，可能和诗歌教学有关。[44]
隋唐在诗文方面的蓬勃发展，显示了此阶段社会发展与教育制度对于语文教育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内容、形式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语文教育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二节 隋唐语文教育思想
隋唐的语文教育发展，离不开学者们的推动，特别是“古文运动”的推动。学者们与当时流行的骈体“俗下文字”相对抗，倡议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解放，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发展，在文坛上形成一股变革的潮流，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一个新时代，形成了中国散文史上的又一个高峰。这次变革有理论指导，有成功的实践，又有群众基础和巨大的影响，对后世影响广泛深远。
“古文运动”创造了新型的“古文”，是一种散体单行、精粹凝练、富有表现力的行文体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种古文具有以下优点：第一，比起先秦的“古文”或形成后的骈文，更为接近口语；第二，在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等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功能；第三，它汲取了在它以前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写作技巧和语言技巧；第四，它有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这种新的“古文”对以后的文章写作以至于今天的语文教育的影响都非常巨大和深远。
一、王通
王通（584—617），字仲淹，号文中子，山西尤门人，隋代杰出的教育家。王通出身于儒学世家，其父曾传儒学，教授弟子千余。开皇初华，做过国子博士，其弟王绩是造诣很高的学者。由于家学渊源，他自小就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王通从15岁起讲学授徒，其教育活动主要兴于河汾（黄河、汾河）之间，其门人弟子遍及郡国，时称“河汾门下”。
其著作有《续经》（已佚）、《中说》（又名《文中子》，是在模仿《论语》的基础上，加以创造而成）。
（一）王通的教育思想概说
王通所处的时代，正是南北统一、民族大融合以及国家趋向统一的隋朝，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这种倾向也明显地在王通的思想和实践中得以反映。
王通作为教育家，思想上以儒学为主，主要继承了孔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观念，发展了儒家思想，其代表著作《中说》的理论体系就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其根本思想为“执中”。他以仲尼之徒自居，志在重振儒术，所讲述的是儒家的原始思想，是“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同时，王通也反对当时贱农工的风气，亲自耕种谋生；他提出求学的目的在于求道，而不在求利，主张“化人之道在正其心”。王通的思想对唐代学术、教育思想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王通的教育活动，以当时的政治实际为重要内容，以问答法为重要形式，培养了大批王佐之才。他的弟子如房玄龄、杜如晦、薛牧、魏征等人，青年时期求学于王通门下，其时正当隋唐交替时期，而他们求教于王通的多是有关从政的问题。朱熹评王通之学“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
（二）王通的教育思想言论
王通认为要建立理想社会，必须经由仁义礼乐之路，因此教化的根本是行仁义。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总结了自己的教育经验，并阐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其中有些见解是可贵的。
1.论教育的作用、目的与内容
王通认为教育在治国安邦和培养人才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重视教育的作用。
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中说·王道》）
参考译文：天地能生长我却无法抚养我；父母能抚养我却无法成就我；能成就我的只有教育家孔子。
王通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在于人，得失在于教育，而理想的社会是教化的结果。
（2）教育的目的。
在对教育作用的认识基础上，王通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治国济民培养能推行王道的佐治人才。
仁义其教之本乎。（《中说·礼乐》）
参考译文：仁义道德是教育的根本。
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中说·天地》）
参考译文：君子学习是为了济天下之道；小人学习是为了营一身之私利。
王通强调君子的学习目的是为了增长道义，成为能推行王道的王佐之才，而小人则是为了追求利欲。
（3）教育的内容。
王通的讲学内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即所谓的“道”，也就是从孔子那里继承下来的礼乐之道。
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告）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中说·天地》）
参考译文：（诗）上可明确三纲，下可通达五常，可以用于验证存在、消亡，辨明得失，因此小人唱诗可知道其风俗，君子赋诗可了解其志向，圣人设官采集诗歌可观察民风变化。
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中说·天地》）
参考译文：学习，仅仅是指博览群书吗？一定要贯穿大道。文章，仅仅是指创作吗？一定要贯通仁义。
2.关于道德教育的主张
王通的教育思想继承了儒家重视培养高尚道德的特点，道德品质的培养在他对弟子的教育中占着首要的地位，他认为道德品质的培养更重于知识技能的传授。
李靖问：“任智如何？”子曰：“仁以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中说·天地》）
参考译文：李靖问：“用机智怎么样？”文中子说：“应当将仁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小人凭借机智背弃仁义就是贼，君子凭借机智背弃仁义则是作乱。”
《书》以辨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中说·魏相》）
参考译文：用《书》来辨明事实，用《诗》来匡正人性，用《礼》来制约人的行为，用《乐》来和谐德性，用《春秋》《元经》来举鉴过往，用《易》来知晓未来，先王之道都蕴含其中。
王通指出在传授知识的各个阶段都贯穿着伦理道德的培养。
（1）注重“闻过”与“改过”。
痛莫大于不闻过。（《中说·关朗》）
参考译文：没有比听不进别人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批评更令人痛心。
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中说·问易》）
参考译文：所以君子应当思考自己的过失以防再犯，因此有“诫”章。
（2）关于集体生活中应注意的问题。
贾琼问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中说·礼乐》）
参考译文：当弟子贾琼问群居之道时，文中子说：“赞同要不违背公正，反对要不伤及外物。”
这就是说，在集体生活中要做到：外面虽然表示和人相同而内心却要坚持正理；虽然内心和人思想不一致但外表却并不伤人。这实际是一种中庸思想。
（3）重视家庭教育。
其处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无所思。（《中说·魏相》）
参考译文：他在家时，父母喜笑安然的样子；他外出时，父兄恬然放心，好像没有什么担心的。
王通十分重视孝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认为真正的孝，应是在处理事物时能够使父母坦然。
（4）评论人物。
王通借助于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使学生增长，提高道德修养。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临事也断。”（《中说·天地》）
参考译文：王猛君子之德表现为三点：对待皇上亲密，与臣下相处温和，处理事情果断。
王通评论的主要是魏晋以来有影响的人物，通过评论，弟子们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有害的东西，便于从中汲取有益的因素，不好的加以借鉴，从而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
3.教学思想
王通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答法在其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1）重视学与行。
天下未有不学而成。（《中说·礼乐》）
参考译文：天下没有不经过学习就能有成就的人。
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中说·礼乐》）
参考译文：懂得道理的人，不如去实行的人；去实行的人，又不如习惯于此的人。
（2）问答法。
王通认为为了进德修业，学者最好能经常发问，教者有问即答，只有这样，才能加深理解，发现真理。
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中说·问易》）
参考译文：推广仁德、增加智慧最好的方法是多问；而讲述事实、阐明道理，最好的方法是回答。
4.论教师
王通认为一个人要获得知识，增长才干，取得成功，就必须从师就学。教师应该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能精心教育学生的人。
程元：“夫子之成也，吾侪慕道久矣，未尝不充欲焉。游夫子之门者，未有问而不知，求而不给者也。《诗》云：实获我心。盖天启之，非积学能致也。”子闻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中说·礼乐》）
参考译文：程元说：“夫子的成就，我们已经仰慕很久了，没有不对它充满期盼的。在夫子门下求学，没有提问而不知道答案，请教而未给予解答的。像《诗经》说的：确实满足我心意啊。大约是上天赋予他的，不是经过学习积累而能到达的。”文中子听闻后，说：“程元，你知道吗？天下没有不学习就能取得成功的人。”
这段对话，一方面反映了王通是一位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教师，“未有问而不知，求而不给者”，对学生诲而不倦，谆谆教导，深得学生的仰慕；另一方说明王通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任何人的知识、才能都是跟随老师学习，并经过个人勤奋学习而得到的。
二、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因郡望为昌黎，故人称韩昌黎；谥文，世人又称韩文公。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章家，曾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形式主义的骈文，为我国古代文章特别是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愈曾做过两次国子博士，还做过四门博士和国子祭酒，对地方教育也非常重视。韩愈热心教学，在教育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受他指教的都称“韩门弟子”。他在教育教学方法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促进了传统教育理论的发展。
（一）韩愈的教育思想概说
韩愈十分重视读书，积累了丰富的读书经验。他的“文以明道”观、“业精于勤”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等论述，都流传久远，影响十分广泛。特别是他重视新兴的传奇文学，虽多遭讥贬也毫不动摇，实难能可贵。他公开主张人们应通过读书去博取功名富贵，客观上仍是维护科举制度和儒家经世致用、知行结合的传统阅读思想。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他的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以及韩愈的读书言论。
（二）韩愈的教育思想言论
1.性情三品说
韩愈明确提出“性情三品”说，他把性与情分为上、中、下三品。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他从“性三品”的理论出发，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促进人性变化中的积极作用，号召大多数的人要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又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性三品是不可变更的，教育只能在品位之内发生作用。这种人性论不但为封建的等级制度作了合理的论证，而且也为绝大多数的人接受封建道德教育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原性篇》）
参考译文：人性是一种本然之物，存在于先天，有生就有性；情，是人与外界接触后产生的。
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于性视其品。（《原性篇》）
参考译文：人性与情是一致的，本性是何种品质，其情也是该种品质，反之，情为何种品质，亦可以证明本性为某种品质。
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篇》）
参考译文：上等人谓之善品；中等人介乎善恶之间，是可以引导而向善，可以引导而向恶的；下等人谓之恶品。
2.教育宗旨
韩愈在《原性篇》中提出，“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明先王之道”。
他认为教育是有效的，教育宗旨是“明先王之道”。《原道篇》中不外乎“仁义道德”四字，遵于先王的礼、乐、刑、政，诵读古圣的《诗》《书》《易》《春秋》，顺乎人伦及本于日用生活的自然，就是明悉先王之道，就是儒家的教育。
3.关于教师的论述
韩愈关于教师的论述，是他最重要的教育主张，大部分保存在他的《师说》一文中。他对教师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工作的客观规律，很有创见，是我国古代关于教师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
参考译文：老师的任务是传播道理教授课业和解答疑惑。
《师说》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任务进行了论述，《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认为这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连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这里的“道”，是指儒家道统，教师应传播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使学生受到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授业，是指讲授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解惑，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惑。
圣人无常师。（《师说》）
参考译文：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
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说法，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论述。《师说》中引孔子拜郯予、苌弘、师襄为师作为例证，又引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话为根据，说：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而孔子却拜他们为师。这说明韩愈重视的是道，而不是某一个人。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
参考译文：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接受道理有早有晚，技能和学问上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只是这样罢了。
以谁为师，要以有无“道”和“业”为标准，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师。韩愈又反对以社会地位和资历作为取师的标准。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
参考译文：不论地位高还是低，不论年龄大还是小，道理存在的地方，老师也就在那里。
只要闻道在先或有专长就可为师，而不要管其他条件。此外师生关系也是相对的，学生也会有比教师高明的地方。这一思想是深刻的，他旨在引导学生以主要精力去追求“道”，去学“业”，而不盲从某一教师的说教。处理师生关系，以“道”“业”为标准，这是对教学相长思想的发展。韩愈《师说》中的精彩观点对于今天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4.关于读书学习法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恳求学，招收过很多学生，是大批青年的导师，自学和教学方面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见解。《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是对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在《进学解》等文章中有精彩的论述。
（1）业精于勤，行成于思。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韩昌黎文集·进学解》）
参考译文：国子先生早上走进太学，召集学生们站立在学舍下面，教导他们说：“学业的精进由于勤奋，而荒废由于游荡玩乐；德行的成就由于思考，而败坏由于随便。诸位学生只怕学业不能精进，不要怕主管部门的官吏看不清；只怕德行不能成就，不要怕主管部门的官吏不公正。”
（2）提要钩玄。
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沉浸頬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韩昌黎文集·进学解》）
参考译文：嘴里不断地诵读六经的文章，两手不停地翻着诸子百家的书籍。对记事之文一定提取它的要点，对言论之编一定探索它深奥的旨意。不知满足地多方面学习，力求有所收获，大的小的都不舍弃。点上灯烛夜以继日，经常这样刻苦用功，一年到头不休息。先生从事学业可以说勤奋了。心神沉浸在意味浓郁醇厚的书籍里，仔细地品尝咀嚼其中的精英华采，写作起文章来，书卷堆满了家屋。
（3）读书经历。
……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韩昌黎文集·答李翊书》）
参考译文：起初，不是夏、商、周三代和两汉的书我不敢看，不是圣人的思想我不敢铭记于心。坐着时仿佛忘记了什么，行走时仿佛丢失了什么，有时样子庄重若有所思，有时模糊不清迷迷惑惑。当自己把心中的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力求革除陈词滥调，戛戛然困难极了！文章被人看，我不在乎别人的非难讥笑。像这样过了不少年头，还是不改变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处世态度。然后才能识别古书是否与“圣人之志”相合，以及即使正确但尚未达到最高境界之处，直至清清楚楚地白和黑分明了，并力求扬弃那些错误的和虽正确但不完善的东西，才慢慢地有所收获。
（4）读书为道。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送陈秀才彤序》）
参考译文：读书的目的是学习，掌握语言词汇的目的是写文章，并非是为了以自夸而争奇斗新；学习、写文章是为了掌握道和理。
读书就是要学以致用，把书中的语言有机地连串起来就成了文章，但也并不是要以篇幅多、辞藻华丽夸耀争胜，这就是学习是为了传道、做文章是为了阐理的原因。
（5）读书与成才。
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①。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符读书城南》）
注释：①梓匠轮舆：梓匠，木工。轮，制作车轮的人。舆，制作车厢的人。
参考译文：木材能按照圆规曲尺做成器具，是因为木工和轮舆匠人的辛勤劳动；人之能够成才，是因为饱读诗书。诗书中的知识只有勤奋才能获得，不勤奋肚子里就空虚。人之初生，学力都是一样的，并无贤愚之分。……原因就在于勤学与否。黄金璧玉虽是重宝，难以储藏，学问则能藏在自己的身上，身在就用之有余。
可见，韩愈强调教育能影响人的成长，读书要沉浸其中，也需要长期积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
三、李翱
李翱（772—844），字习之，陇西成纪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曾追随韩愈学习古文，主张文以明道，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有《李文公集》104篇传世。李翱在阅读上提出以“文、理、义三者兼并”作为品评文章的标准，反对以个人好恶评断是非优劣。另外他关于阅读趣味、读物特色等的论述，也能给人以启迪。
（一）李翱的教育思想概说
受佛老心性理论启发，李翱创造性地提出了“复性”说。他认为圣人之性与百姓之性一样，人性本善，但情动可使人的善性被遮蔽，善性难以显露。“复性”的过程就是息情灭欲的过程，也就是由“斋戒”“至诚”再到“明道”的过程。李翱之“复性”说与道家的“复其初”、佛家禅宗的“明心见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然“明道”指向不同，佛老之明道在于成圣、成仙，而他的明道却在于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他的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把儒、佛两家的思想糅合在一起，寻求一种人格解放的道路和方法。
（二）李翱的教育思想言论
李翱论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是三篇《复性书》，它们集中表述了他对人性及教育过程的本质的看法。
1.复性的基本内容
李翱提出“性者天之命也”“人之性皆善也”，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性”与“情”，而性是善的，情是恶的。
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复性书》）
参考译文：一般人与圣人先天的本性是没有差别的。
圣人与一般人就其先天的本性而言都是善的，是没有差别的，所不同的是圣人能保持它，使之不为情所惑，一般人却为情所困而不知复其先天的善性。
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复性书》）
参考译文：性之动而产生情……情是邪恶的表现。
李翱认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他把情看成是要不得的坏东西，这显然是接受了佛家世幻思想的影响。
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复性书》）
参考译文：情本身有所待而生，不是自有自生的存在，而是依附于性而存在的；而性本身也无法在人的认识能力所及范围内自我呈现，而需要通过情的作用发生时反激出其精粹清纯，然后才可以显露出性的本质。
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复性书》）
参考译文：人的本性来自天的授受，圣人得到它而不致为情所迷惑；情是本性表现出的作用，百姓则容易沉溺于其中，而不能去探求恢复其本性。
李翱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保持天赋的善性，其善性不为邪情所匿，而一般人天赋的善性却为邪情所惑，故其善性不能充分地显露出来。因此，性在圣人那里充而明，在一般人那里却昏而塞。李翱从“性善”“情恶”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教育的过程在本质上就应该是一个“复性”，即恢复或发展人先天的善性的过程。
虽然一般人之性都为情所惑而昏塞，但“复性”并不难。因为任何人自身都先天具有一个善性，只不过是为妄情所惑，昏而不充，塞而不明。只要去其妄情也就可以复性了。
2.复性的方法
（1）无虑无思。
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复性书》）
参考译文：不要主动乱想，不随便起思虑，感情就不起作用；感情不起作用，才是最纯正的思想状态。纯正的思想没有一点忧愁和顾虑。
李翱认为仅做到“无虑无思”还不够，“然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有静必有动，动静不思，是乃情也”。意思是，“斋戒其心”，还会“生情”，仍不能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
（2）其心寂然。
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复性书》）
参考译文：知道本来没有所谓思虑存在，既不牵涉于动，也不牵涉于寂静，这不动摇的样子才是至诚的境界。
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复性书》）
参考译文：因此诚之为体，是圣人本性的本质。
他提出一个所谓“至诚”的神秘化观念，其核心是“寂然不动”或“其心寂焉”，也就是“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万念皆空。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功夫，才能止息邪思，显出本性的“广大清明”，超脱尘俗，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这种“复性”方法，正是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佛教徒的修炼功夫。
（3）慎独。
所谓“慎独”，即无论客观世界怎样“变化无穷”，作为君子都要做到“未始离于不动”，即永不动心，保持心的“寂然”状态。这就是“慎独”的真谛。所以，他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因为不睹之睹，不闻之闻，实际上是“其心一动”，“心动”则“情生”。如果心已动了，则距离复性的境界也就愈来愈远了。由于“情”是感性的主要因素，所以，“不动心”乃是“复性”的根本要求。可见，李翱提倡的“慎独”，显然是接受了佛家“灭情”以见佛性的影响。后来宋儒强调“慎独”功夫，乃直接导源于此。
（4）“择善固执”“终岁不违”。
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则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复性书》）
参考译文：停止纵情，时间长了就可以复回诚明之体；回复诚而坚持不停止就能明达；明和诚的保持能整年不失，就能一直维持到终身。
李翱认为“复性”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修炼过程，是人生一辈子的事。因此，必须具有古人“择善固执”“终岁不违”的精神。他说：修道之谓教，何谓也？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就是说，教育是教人修身行道的过程，也就是教人达于“诚”之境界的过程。要想达到“诚”的境界，就必须对于天赋的善性执着不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它。
（5）“循之而不已”“不已能归其源”。
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能归其源矣。（《复性书》）
参考译文：恢复本性的目标，是为贤人所遵循并且实践不停止的，不停不休地坚持，到最后能与圣人一样回复本源。
李翱认为只有经过长期的修炼，才能使先天的善性复观。这种心态就像孟子所说的：想以一杯水来救一整车的柴火。他强调在修养过程中，要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作长期的努力，这一思想是可贵的。
第三节 小结
隋唐时期，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是古代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在教育方面，科举制度可以说是隋唐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创举，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进士科重视考试赋，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
在语文教育方面，隋唐的写作教学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很大程度受科举制度、古文运动及诗歌创作的影响。相应的，服务于科举制度的写作参考用书也因而得以发展，如《?玉集》《类林》等；另一方面，诗歌写作训练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出现了一些关于格律和写作方法的用书，同时还有《正声集》《国秀集》等诗歌选本。
隋唐有一批语文学家致力于文字、音韵及训诂学等方面的研究，他们所著的注疏、韵书、字书等语文教育用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颜师古的《急就篇注》与《汉书注》、李善的《文选注》和颜元孙的《干禄字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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