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尼亚》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这部作品，有学者认为其是受卢梭的生态美学思想影响，旨在寻找原始的自然人性；亦有学者探寻其禅宗思想、道家思想及印第安人“野性思维”的思想根源，由此探析回归自然的主题。这些论述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该作品更为深广丰富的内蕴。如果脱离了人的实践活动，原始的自然人性将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勒克莱齐奥谈论妇女、儿童异化存在的同时，也谈论了土地污染，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这两种异化存在的根本原因。这部作品表达了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的关怀，被看作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现代回响和艺术表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升了《乌拉尼亚》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乌拉尼亚》揭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代特点和社会价值。这两部经典的对话是哲学与文学的对话、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因此，只有把《乌拉尼亚》置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才能揭示其内涵、特点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解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种内涵，即物的异化、自我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通过异化的劳动，形成了经济领域里两个阶级的对立，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提出自由自觉的劳动概念，认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的类本质，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由此，他提出扬弃异化、扬弃私有财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在什么时间实现，以什么样式实现，马克思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和实景图，但他给出了两条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
人与人的异化关系，也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认为，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等，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前者支配后者，后者依附于前者。这种二元模式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关系、父权制下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关系等；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支配、征服自然，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并获得利益，而资本的贪婪特性决定了资本家会毫无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获取利益最大化，由此形成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紧密相关的，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就必须同时解决人与人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并且知道这个解答。针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压迫剥削和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马克思唱响时代的口号：扬弃异化劳动，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对时代问题的回答。
这个口号在现代社会、在《乌拉尼亚》的墨西哥河谷地区得到回响。《乌拉尼亚》描写了坎波斯居民的生活，这是一个在河谷地区边缘的贫瘠山地上建立的被资本所抛弃的社会底层人的栖息地。小说描写了朗波里奥人类学家的众生相、河谷地区妇女和儿童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虚伪，表现出对妇女、儿童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表达了珍爱土地的生态美学思想。《乌拉尼亚》形象地描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
“草莓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坎波斯
《乌拉尼亚》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对肥沃土地的榨取和对妇女儿童的压迫。资本家对妇女儿童的压迫剥削和对自然界的掠夺榨取，是同步进行的。小说描写了在墨西哥河谷地区这片土地上种植了会吃孩子手指、会吃土地、会把其他一切都排挤掉的农作物——草莓。作为人类作物的草莓怎么会吃孩子的手指呢？这是一个隐喻，隐喻资本家的财富是依靠榨取儿童的时间、活力乃至生命而获得的。在河谷地区的冷冻厂、草莓加工厂里，天还未亮，妇女和儿童就在车间里工作，草莓酸腐蚀孩子的手指，使其流血、指甲脱落。土地所有者和商务代表的钱是从黑土地里榨取来的，是从童工的辛酸和痛苦中榨取来的。而河谷地区的资本家将他们压榨来的金钱兑换成美元，周末包机到迈阿密换取美国昂贵的消费品。
《乌拉尼亚》描写的墨西哥河谷地区的坎波斯，既是社会底层边缘人无家可归者的居身之所，也是流浪者眼中的一个自由国度、乌托邦的桃源圣地。在富庶河谷地区一个贫瘠的山坡上，“参事”贾迪重新建立了这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这里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和阶级，每个人都参与劳动，人人过着简朴的生活，孩子们不用上学。每个人都是老师也都是学生，他们需要学习的是自由和真理，这里没有异化劳动，他们在这里得以安身、生存。坎波斯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症候的显现。即便这样一个简陋、贫困之所，资本家也不容许它的存在，他们通过造谣、污蔑的新闻宣传和所谓的法律程序，甚至煽动流氓去威逼胁迫，驱逐了坎波斯居民。在资本家、房地产商、律师、公证人、银行家、官吏的围攻下，这个理想国被迫迁移，去寻找它的出路。
自然是人的身体与被压榨的土地
《乌拉尼亚》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一方面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的就是“感性地存在着的另一个人”。人与自然是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人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改造自然，就是改造自己的无机身体，就是改造自己。小说呼吁人们爱护土地，指出土地是人类的皮肤，是人类的生命；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对自然的征服、利用和破坏，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破坏。因此，要善待土地，就像对待自己一样。
关于生态思想，《乌拉尼亚》从两个角度进行叙述，其一是资本家对工人、妇女、儿童的压榨和剥削；其二是资本家对土地等资源的压榨和利用。两者都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具有相同的命运。《乌拉尼亚》的生态思想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形象解释，也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发展。在《乌拉尼亚》中资本家通过榨取土地获取财富的同时，也通过榨取妇女儿童的血汗乃至生命获取利益。土地如同女人的身体，女人也如同土地。这样的生态思想包含着女性主义生态思想，女性和土地有着天然的关系。
文化霸权导致印第安文化危机
在《乌拉尼亚》里，朗波里奥人文科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是人文主义学者唐·托马斯·摩西创建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学术平台，在这里没有社会等级与偏见的枷锁，让农民和普通百姓也能登上大雅之堂，让文化自由化、平民化、流动化。但他却遭到那些“把知识和权力混为一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阴谋陷害，最终不得不辞去领导职务，而朗波里奥人文科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也葬送在这些人手中。
在朗波里奥人文科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唐·托马斯·摩西聘请印第安学者胡安·亚居斯研究印第安文化。胡安·亚居斯有机会编纂印第安文化百科全书，交流和传播印第安文化，从而有可能让印第安少男少女重新认识和学习民族文化，重新燃起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不是迷失在美国消费文化的泥淖中。面对美国消费文化的冲击，胡安·亚居斯担负着复兴印第安文化的重任，但他在该研究中心遭到了其他已经美国化的形形色色的学者的歧视和排斥，最终被迫离开。随着胡安·亚居斯的被迫离去，印第安文化失去了表达和发声的机会。失去了文化话语权，就难以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印第安文化处于一种被支配、被形构的地位。这是印第安人被排斥、被压迫的现实处境的体现。《乌拉尼亚》为印第安文化失去声音、失去话语权感到痛惜，也从反面让我们认识到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乌拉尼亚》也从这两个方面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和野蛮。《乌拉尼亚》是处在美帝国主义笼罩下的拉美国家的一面镜子，也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回响。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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