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前后历经276年辉煌，明太祖朱元璋在打天下时有徐达、汤和等老乡协助，而在这些老乡中，最为出名的便是被评价可以比肩萧何的明朝开国丞相李善长。在明朝建国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李善长在朝中的地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善长虽被誉为萧何，但却没有萧何的幸运，萧何最终得以善终，而李善长到了晚年却因朱元璋的猜忌被迫自杀，随后李善长的一家70余口也死在了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相传在朱元璋处死李善长时，李善长曾拿出朱元璋赐予他的丹书铁券，以求免死。但朱元璋却没有按照丹书铁券的约定，免李善长一死，其理由就是丹书铁券上明确写有"所谓免死，除谋反大逆"九个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朱元璋铁了心要杀李善长呢？
首先，李善长是不是真的谋反，这个答案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已经有了答案。李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奏，说李善长跟随陛下出生入死，已经位极人臣，生前也已封公，儿子也娶了公主，做官做到这个程度，已经进无可进了。如果说李善长想要谋反，自己做皇帝，还说得过去。可在胡惟庸案中，李善长被认为是要帮助胡惟庸谋反，如果胡惟庸做了皇帝，那么李善长并不会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待遇。当李善长已经拥有了"万全之富贵"，一定不会去冒险求"万一之富贵"，这才是人之常情。太祖朱元璋读完王国用的这本奏章后，也没有怪罪王国用，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既然李善长的罪名如此牵强，那么为什么朱元璋还要如此设计呢？这就要提到丹书铁券了，在丹书铁券的约定中，除谋逆大罪外，确实可以免除一死。李善长牵扯其中的胡惟庸案在洪武十三年（1380）案发的时候，当时胡惟庸的罪名是"擅权植党"，这个罪名不足以处死李善长，所以即使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拔的，李善长也没有被胡惟庸牵连。
而在胡惟庸已经伏诛十年后，胡惟庸案再一次被翻了出来，要杀李善长，罪名必须是谋逆。当时大明的外患乃是"南倭北虏"，于是朱元璋便导演出所谓"林贤下海招倭"和"封绩使元通虏"的事件来。当时为李善长编织的罪名十分完善，《明太祖实录》中对李善长的罪名有这样的记载："监察御史勤奏李善长得知胡推庸遣使封绩使元，匿不以奏。""而善长柔奸隐匿，尸位素餐。杨宪谋叛，若罔闻知。胡（惟庸）陈（宁）不轨，又为谋主。""时京民进惟庸作乱者，法当彼边。善长受奸民赃，数奏请给其亲"以上列举并不完整，但可以看出如果属实，十面丹书铁券也保不住李善长的名。
那么朱元璋究竟为何一定要杀李善长呢？我们说李善长很可能并没有谋逆，但李善长结党营私却是事实。李善长和朱元璋是都是淮西籍，但李善长拥有着极强的乡土观念，对淮西籍的官员格外照顾，胡惟庸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胡惟庸在李善长的竭力推荐下，从一个小小的知县，一步步成为宰相，胡惟庸和李善长之间的关系自然不言而喻。
淮西集团由于有李善长这位核心人物，加上很多功臣甚至皇帝也都是淮西人，这些人胆大包天，目无法度，越发的肆意妄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相互勾结，拉帮结派，李善长在执政的方方面面对淮西集团也格外照顾。朝中有这样一个小团伙的存在，自然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淮西集团会联合起来排除异己，胡惟庸任宰相前，有个叫杨宪的也非常被朱元璋看好，甚至朱元璋曾说过"杨宪可居相位"的话，而就是这样一句话，引发了淮西集团对杨宪的攻击，直至杨宪被弹劾，最终结局遭到朱元璋的"诛杀"。
随着淮西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受控制，朱元璋也感受到了危机，朱元璋虽然发迹于淮西集团，但坐上了皇位，想的自然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铁桶一般的帝国。淮西集团这样羽翼丰满的政治集团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君权最大的威胁，一不留神就有大权旁落的危险。胡惟庸当上宰相后，擅权专断，胡作非为的行为刚好给了朱元璋一个清洗淮西集团的借口。朱元璋借"胡蓝之狱"几乎把淮西功臣一网打尽，作为核心人物的李善长自然难逃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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