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起源，传说是在后汉时代，宦官蔡伦将旧绵、旧麻、旧网等煮烂，以此为材料制造出了最早的纸。不论传说的有无，后汉时候确实已经有纸了。现在敦煌和西域各地的出土文物就是很好的证据。六朝时候虽然兼用纸和帛、绫，不过因为纸毕竟便利，于是非常迅速地发达了起来。即使在数量那么庞大的敦煌写经中，写在帛上的也是极少，不过一二卷而已。——现今法国伯希和教授带出来的敦煌文书中，用帛来写的不过一二卷，这是我在巴黎亲眼看到过的。——到了唐代，纸的制造更有了显著的进步，帛和绫只在书写敕诏和告身的时候才使用了。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朝都是这样。
绫本告身有不少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宋代司马温公那件署名苏东坡的著名的告身，就现藏于細川侯爵家；平安朝初期，圓珍智證大师入唐时带去的绫本《僧位記》也传于大津圆城寺；自古以来有名的“道风绫地切”也都是绫本。此外，从近衛公爵家、前田侯爵家所保存的织文帛料来看，也可以知道在我国的平安时代，帛和绫的使用是相当盛行的了。到了明清时代，除了单纯的帛、绫以外，诏敕和告身还使用花纹织物，也就是所谓的刻丝。在清朝，甚至连任命状也使用这种织物。最为出色的一件样本，就是石川子爵家世代相传的，豐太閤〔译按：豐太閤，丰臣秀吉。他于1591年（万历十九年）辞去关白之位，称太阁〕从明朝接受的日本国王封册了。像这些帛、绫、刻丝之类，近来已经仅限于奢侈品使用，其他场合都一律用纸了。
在纸、帛、绫还没有出现的时代，把字写在什么上面呢？不消说是竹简。与竹简同时还使用木简，木简一直延续到了晋代还在使用，这是有历史文物可证的。而竹简虽然没有遗物可征，不过“册”这个字就是从竹简缀合之形而来的。竹简是把竹子劈开去油，然后用漆之类在上面写字。竹简的分量很重，所以上边写的内容应该都很短。缀合竹简，就成为篇，而用帛写成的就是卷。文字本身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些意思。古语说“名垂竹帛”，竹帛的意思不是竹纸，而是竹和帛，也就是指竹简和帛本这两种东西。
木简
日本的纸最初是从中国传来的。應神天皇〔译按：應神天皇，日本第十五代天皇，在位期间为270-310年〕的时候，博士王仁来朝，献上《论语》和《千字文》。当时中国已经在使用纸了，所以这里的《论语》和《千字文》无疑都是纸本。这应当可以看作是纸的最初传来。
至于现存日本人所书的最古老纸本，当数法隆寺所传，现藏于御府的聖德太子《法华经义疏》了。到了奈良朝，我国也开始大量造纸。麻纸（麻制的纸）也许是输入品，但榖纸（楮树皮制的纸）却无疑是我国所产。我国古代造纸的发达，完全是由于盛行写经的影响。而最为盛行的时期毋庸置疑是藤原时代〔译按：藤原时代，宽平六年至寿永四年（894-1285），平安朝中后期以藤原道长为典型代表的藤原氏与天皇联姻，出任关白，主持朝政的时期〕。当时造纸业的大致范围在大和山城地区，不过由于材料上的关系，随着出产材料地域的扩展，各地也开始生产本地特有的纸张。关于我国的纸，也不是没有统一记载的文献，应该有比我更适合谈这个话题的人，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国所见的中国最早的纸，是六朝时候的写经，在圣语藏（正仓院）也有收藏。当然，在敦煌和西域的出土文物中甚至可以看到早至汉代的纸，不过我国最早见到的应该就是六朝纸了。写经完全是用麻纸、榖纸，此外宫内省和前田侯爵家藏王羲之法书摹拓本所用的是纵帘纸〔译按：纵帘纸，见于唐代遗墨（如王羲之书法响拓）和日本奈良、平安时期法书中使用的纸张，纸面上有纵向帘纹〕，还有京都小川睦之輔博士家藏智永千字文所用的纸等等，各种不同种类的纸留到今天的有很多。
在我国奈良朝的时候，这些种类的纸大量从中国输入进来。其中最为豪华的就是正仓院所传的光明皇后御书《杜家立成》以及王勃诗集所用的五色纸了。这种纸一直传到后世，滩地区的嘉納治兵衛氏所藏御堂關白道長的愿经，用的也是一模一样的纸。朝鲜直到最近还有这种五色纸的传承。此外还有像紫藤色洒金纸，或者所谓大聖武的茶毘纸〔译按：茶毘纸，本字当作荼毘纸，奈良时代的写经用纸，在麻纸上加入香粉造成，表面有黑色的小粒。大聖武指用荼毘纸书写的《贤愚经》残卷，因传为聖武天皇笔而得名〕等等各色各样的纸。敦煌出土的用于拓印佛像的纸，从纸质上来说是下等品，这和我国南山城净琉璃寺的佛像胎内所发现的拓印佛像用纸一样，时代既相当，也都是粗制的劣质纸，这类纸中既有生纸，也有粗制的麻纸。
我国渐渐开始模仿中国纸来造纸，应该是在平安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为首有名的就是西本愿寺的三十六人歌集，纸本身虽然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纸，但却是将不同颜色不同纹样的纸巧妙拼缀成一枚的所谓继色纸——这是当时宫中任职的女官在闲暇时候做出来的，其次还有所谓高野切那样备受珍视的华丽纸张等等，都是其中的例子。
西本愿寺的三十六人歌集
唐代的时候，有越（今浙江）的剡藤、苔笺，蜀的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扬州）的六合笺，韶（广东地区）的竹笺，蒲（山西）的白薄、重抄，临川（江西）的滑薄等等各种纸。此外《唐国史补》中所见又有茧纸。其中至今仍然是纸的产地的，有浙江、蜀、江西等地，不过当时的纸的种类和今天是不一样的。
到了御堂關白藤原道長的时候，也就是藤原时代，唐纸从中国大量输入进来。这都是宋代的纸，是印有种种绘画或者纹样的所谓型纸。近衛公爵家所藏的行成《和漢抄》也是用的这种唐纸。当时用于书写和歌的所谓歌切纸，可以说也几乎都是唐纸。三井家所藏《元永本古今集》所用的唐纸，可以看作是当时型纸的代表，上面印着代赭〔译按：代赭，代指山西代州，用代州出产的赭石（即赤铁矿）制成的暗红褐色颜料〕蓝色的人形图样。从纸本身的工艺来说，不外乎是由于大量生产成为必要，这种型纸才会被制造出来。这就证明，当时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大量生产纸张的需求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我国在藤原时代到镰仓、室町时代，频频输入这种盛行于宋元之际的型纸，甚至开始模仿中国制作型纸。不过这种纸，尤其是中国传来的型纸，能够未被书写，原封不动地传到今天的，极为稀少。就在不久之前，因为偶然的机会，我从中国搜求得到了还没有写过字的原样型纸和所谓蜡笺，这里给大家看其中一张蜡笺的照片。宋代的这种蜡笺，和所谓澄心堂纸的制法是相同的。虽然通常叫作蜡笺，却并不是用蜡来碾涂的，而是用贝壳之类的东西在纸面上磨出光泽来。
和蜡笺、型纸同时，中国还大量制造绀纸〔译按：绀纸，染成靛蓝色的纸，用于金泥、银泥写经和佛画〕。绀纸在中国基本上也是用于写经，我国藤原时代到镰仓时代也大量流行绀纸金银泥经。这些绀纸大抵都是中国所制，现在的绀纸金银泥经，例如有名的高雄神护寺经、严岛神社的平家纳经等，用的都是中国的绀纸。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一切的工艺，不管是织物也好造纸也好，都随着朝廷的衰微而衰落下去；另一方面，中国从宋代就发展起来的批量生产，在制造方法上也由于型纸之类的出产，而使得产量惊人地增长起来，以至于频繁地输入到我国。因此那些贵族性的奢侈纸张会被压倒，毫无还手之力，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绀纸金泥
传入我国的宋代纸的种类，大略已如上述。米芾在《十纸说》〔译按：今存“米南宫评书帖”，即“十纸说”，有作者题签，当即本文所据。然启功跋以为此非米芾真迹，乃邢子愿（侗）所书，甚是。又十种纸中所谓川麻油拳纸。油拳即由拳，地名，《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余杭县由拳山，晋隐士郭文举所居，旁有由拳村，出好藤纸。”作者解说为四川麻纸，恐非〕中列述以下十种纸：
一、福州纸 二、越陶竹万杵纸
三、六合纸 四、无为纸
五、川麻油拳纸 六、河北桑皮纸
七、饶州竹纸 八、纸钱纸
九、岭峤梅纸 十、唐黄硬纸
究竟这十种纸是什么样的纸，今天已经无从得知，其中可以多少想象大概的，不过三四种而已。川麻纸是四川制造的麻纸，饶州竹纸看来则是今天宣纸的前身，是以竹为材料制造的纸。至于纸钱纸，大概就是像今天还用作纸钱或包装纸的草纸一类的东西，这是传入了我国的劣质唐纸。唐黄硬纸是用来勾描摹写的纸，同于我国的油纸，盛行于镰仓时代，质地上和鸟子一样是雁皮〔译按：雁皮，即瑞香科植物剪夏罗。鸟子（鳥の子）是一种用雁皮制成的和纸，因色呈淡黄如鸡蛋壳而得名〕所制。这种纸流传到今天的，有在庚子之乱时带过来的，现在宇品的安達氏所藏王羲之法书搨本《游目帖》，又称为冷金笺。如果要在我国的纸中找到这些纸的对应物，那么写经所用的麻纸、榖纸中，榖纸和黄硬纸，麻纸和六合纸种类相当，所以这些纸的制法是到宋代为止都仍有遗传的。
书家画家喜好吸墨性好的纸张，因此竹纸质地的宣纸独占风骚，以至于古纸种类渐渐消亡，爱好者也难得一见。因此明代以后开始爱赏使用所谓的藏经纸。藏经纸本来是用来刷印藏经的纸，从质地上说是廉价的纸，近于纸钱纸，但却因为是古纸这一点而得到赞赏，将佛经上所印的字迹剥去，再加砑磨，成为书画家爱用的纸张。这种纸中有一类，上有“金粟山藏经纸”的印记。金粟山是浙江海宁的寺庙，将寺中所藏的宋椠佛经剥去字迹，出售纸张。纸的名称即因此而来。藏经纸中又有所谓倪仁寺藏经纸。这些纸也曾经大量出售，因此虽然宋元板的藏经纸在中国本土已经扫地无余，不过还算仅赖我国而得以残存。
金粟山除了上述的宋椠以外，还藏有元明之交的写经。较少接触唐写经的中国学者，至于误认这些元明写经为唐写经。就连乾隆帝也仿造这种元明纸，称为“仿金粟山藏经纸”，以供御用。此外，金代有所谓明仁殿纸。虽然已经不可能接触到实物，不过幸好在乾隆时也有所仿制，流传至今。
到明代的时候，纸就都统一为宣纸质的竹纸了，只是由于厚薄以及抄纸的方法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罢了。前面所说的麻纸、榖纸等各种纸都已经不再制造。四川地方虽然还多少有所残余，但种类上也已经没有什么大差异了。
要说这时候文人所爱好的纸，有罗纹纸、冷金笺等黄蜡笺中相当精美的纸。明朝对足利将军或当时出使往还的僧侣下达的敕书等用的就是这种纸，其中有些甚至不逊色于宋纸。
到了清朝，乾隆时仿制各种古纸。在仿宋澄心堂纸中，有些实在是非常精美，上面都是请当时画院著名画家所绘的图画。这种纸在中国也是不用来写字，而只是赏玩纸张本身的。
另一方面，明代以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精美的诗笺，在纸面全部或局部印上绘画或者纹样，版印出来。东京文求堂所持来的《十竹斋诗笺集》，将代表性的诗笺悉数网罗殆尽。乾隆嘉庆年间的诗笺今天还多少有所流传，不过不仅仅是诗笺，所有这些纸的变迁，以及中国人对纸的关心嗜好的变化，都是能够借以了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一个侧面的宝贵资料。
昭和八年（1933）四月发行杂志《工藝》揭载，林晓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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