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代“重文轻武”，使刻书、印书、抄书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行为。苏东坡《李氏山房藏书记》记载“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可见宋代印刷术的发达。
印刷术出现后，就产生了私印和盗版，早在唐太和九年（835年)，就有文帝下诏禁私置历日之板。北宋民间私印小历者也很多，每本仅索价一、二钱。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颁旨“诏民间毋得私印造历日。令司天监选官，官自印卖，其所得之息，均给在监官属。”《宋会要辑稿》记载“不经国子监看详及破碎编类有误传习者，并日下毁板。”《东都事略》记载“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在印刷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非常注重对盗版的严厉打击。宋代《校勘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校对方法，每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上报给各个部门。刻版前由校勘官、复勘官、主判馆阁官进行三次校正，确认无误后才拿去刻版。版样刻制完成后，还要对版样进行再校对，并在卷未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正因如此严格，宋代刻本谬误很少。
胡应麟曰“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 正因唐宋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完善，才让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辨识元代以后的汉碑到底是真是假。
《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襄阳郡有七县：襄阳、光化、邓城、谷城、宜城、中庐、南漳。重点看看三个县：
襄阳县有八镇：大安、凤林、岘首、沉碑、汉阴、朝宗、八叠、东岸。
邓城县有三镇：牛首、樊城、高舍。
谷城县有三镇：杜母、邓塞、青泥。
《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南阳郡有五县：穰县、南阳、内乡、淅川、顺阳。重点也看看三个县：
穰县有八镇：张村、曲河、延陵、刁涧、阳管、穰东、穰廷、广晋。
南阳有六镇：博望、罗渠、石桥河、安众、北赵、故县。
顺阳有五壟山、丹水。
以上说明，由于宋代印刷术的积极作用，唐宋历史地理等信息得以通过各类印刷书籍大量留存于世，宋代南阳县六个镇中无诸葛亮事迹（博望镇为刘备火遁之处，与诸葛亮无关），南阳郡治为穰县，从唐代流传下来的南阳郡典故只有“五壟六门”，而襄阳则是“习池葛井”的典故发生地。具体可见唐代《初学记·山南道第七》中的“习池葛井”和“五壟六门”两个词汇。“习池葛井”指的就是唐代襄州襄阳附近的习家鱼池和诸葛亮宅。“五壟六门”指的则是唐代邓州南阳郡的五壟山和六门堰。
唐宋时期，不但地理志书将襄阳“葛井”和南阳“五壟”分的清清楚楚。就是来邓州当官或游玩的名人，例如范仲淹、谢绛、黄庭坚...也未见任何文章提及南阳县有诸葛庐。元丰元年（1078年），黄庭坚到邓州穰城写下七绝一首《山谷诗注·百花洲杂题》，又在南阳县附近作了一首《过百里大夫冢》，说明黄庭坚到邓州的时候，亲自去南阳城西观看了百里奚墓，“不见石麒麟，断碑略可读”，为什么他就看不到卧龙岗和诸葛庵、诸葛草庐呢？答案显然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卧龙岗”。
1204年，丘处机掌管全真教后，大力发展教徒，并远赴蒙古，于1222年得到成吉思汗召见。成吉思汗赐予丘处机“神仙”称号，并敕免了全真门下道士差役赋税。全真教开始向全国各地发展。1229年，窝阔台任命全真教李志常为皇子师。1298年，南阳监郡马哈马修建武侯庙。1300年，邀请山西太虚观道士张志和到南阳担任武侯祠道观住持。1308年，河南平章政事何玮行农至南阳郡，建武侯庙又建孔子庙，在庙后建书院，元仁宗敕赐祠为“武侯祠”，书院曰“诸葛书院”。1312年秋,程钜夫《敕建修南阳诸葛书院碑》记述“南阳城西七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
如果程钜夫不是借“《周地图记》云：南阳郡西山，有五堆连延相接，故号五壟山”命名南阳西岗，那么必是百姓听戏自佚名的《三国志平话》或是安熙（1269-1311年）《默庵集》中收录的前调“诸葛素手躬耕卧龙岗上”。
按《太平寰宇记》曰“穰县，本汉旧县，亦为涅阳县”，那么唐宋时期，张仲景只能是邓州人，却不能说是南阳人了。虽然《元丰九域志》言及五壟山在顺阳县，但历史上更多的书籍记载的却是在“南阳郡”或“穰城”附近，还记载有谢景回冢。但到了嘉庆年间，穰县五壟山就再也难以找见了。元代脱脱撰《金史·卷二十五·志第六》记载“穰城，倚有五壟山、覆釜山”、“南阳，有豫山、百重山、丰山”。明李贤撰《明一统志》载“五壟山，在邓州西山，有五堆连接，故名。上有诸谢地域”。嘉庆《大清一统志》载“穰县有五壟山，今湮”。
到了清朝后期，历史考据中的“五壟”更像是一个县名，虽地处南阳城外，但已找不到具体的位置了。清《二十四史考异》和《南朝宋会要》皆曰南朝宋时期的“雍州之宏农郡，寄治五壟，领邯郸、圉、卢氏三县”。清《读史方舆纪要》也曰“宏农，治邯郸县，沈约曰地名“五壟”，俱在南阳城外，皆侨置郡也”。南阳“五壟六门”如今再也无人提及，取而代之反复提及的是“躬耕地”与“龙门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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