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金人大举南侵，宋钦宗临危受命做皇帝，大敌当前、大厦将倾之际，为稳定人心，他把蔡京树成了祸国殃民的典型，当成清算的对象，将年届八十、老眼昏花的蔡京南贬，一年之内，连贬五地，最后蔡京贬所未到，就因贫病交煎、忧愤难当，死于湖南长沙城南东明寺。北宋灭亡归责于蔡京？当时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据说蔡京在贬官的路上，在路上购买食品，商户听说是蔡京，竟不肯卖，路人谩骂，秽言污语无所不用，可见仇恨之深，怪罪至极。但北宋灭亡真是蔡京之罪？据说，蔡京死后，其门人为他写的墓志铭中有句云：“天宝之末，姚宋何罪”，意思是唐玄宗天宝间的“安史之乱”，跟宰相姚崇、宋璟有什么关系呢？
下面，我们聊聊好大喜功的宋真宗，是如何把曾经辉煌一时的北宋，一步步带向劳民伤财、奢侈享乐的，对这种“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任性，历史又是如何习惯性评价的。
宋真宗赵恒是北宋第三位皇帝，论武，他不如爷爷太祖赵匡胤，论文，他不如父亲太宗赵光义，但在要面子、讲排场、比阔气上却远甚于文治武功的乃祖乃父。
北宋自赵匡胤黄袍加身、开疆拓土，到赵光义以文治国、统一中原，老百姓终于得一夕安寝，直至赵恒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南北讲和，海内趋稳，北宋遂迎来一派欣欣向荣。这本是乃祖乃父之余泽和万民所向的时势所然，但作为一守成之君的赵恒，却常因此以中兴之主自居，认为这种暂时的稳定繁荣归功于已，内心开始膨胀，且跃跃欲“示”。
对于赵恒的心态，副宰相王钦若洞若观火，急于邀功的他顺势献策道：“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此建议正中赵恒下怀。随后，王钦若伪造“天书”，谎称“祥瑞”，为封禅杜撰“天意”；宰相王旦率满朝文武、州官县吏、少数民族首领等两万多人联名上书，为封祥制造“民意”。本来还有点摄于舆论的赵恒在那些大臣的阿谀之下，如同得到了一个可行的“确认”，心安理得地大造宫观、大建庙宇起来，东封泰山于前，西祀后土（祭祀地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于后，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和四年（1011）间，两次举行声势浩大的“东封西祀”典礼，奢华无止境，花钱如流水，不但劳民伤财，而且给后世开了一个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粉饰太平的恶例。
所以北宋后期的奢侈之风，未始不是这种风气滋长蔓延、愈演愈烈的结果。
但如果赵恒那些“身边人”头脑清醒、意志坚定、心底无私、敢于直言，情况或许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同样发生在赵恒身上的另一件事，便说明问题。
赵恒西祀结束，准备打道回京，途经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市西南）时，不知是二王宰相们的暗示，还是京兆府（治今陕西西安市）地方官员别出心裁的“阿从上好”，该府当时竟有三千多名老百姓联名具表上书，请求赵恒临幸长安，并在表中执意恳求道：“汉唐旧都，关河雄固，神祇人民无不望天光之下临也！”天地神明和故都百姓无不盼望皇帝的亲临巡视，其情何殷殷，其意何切切。赵恒信以为真，那山呼万岁、兆民拥戴的自豪感又一次让他跃跃欲“临”。
不过赵恒也知道，皇帝临幸，不单是万人空巷那么简单，实在是“极不简单”。因为万人空巷，同时也意味着“万库掏空”，是需要役人无数、耗资巨万的。因此，赵恒内心膨胀之际，却也意犹未决，又一次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确认”。于是，他特将时任左司谏、正在老家为兄长治丧的名士种放召至行在之地河中府，亲自垂询道：“此幸该临不该临？”
赵恒身边不乏顾问大臣，为何如此舍近求远而郑重其事呢？不过是为了讨个心安理得的准信，以消弥内心的忐忑和潜意识中的某种不确。谁知种放一听，不仅未如王钦若、王旦一样投其所好，乘机献媚，反而谏诤道：“大驾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秉持‘以孝治天下’，封禅郡岳之际，却久抛宗庙，游历别都，于孝有阙，此为不便者一；陛下驾临，百司供应，牵扯方方面面，时值晚春，蚕收麦熟，影响农务，此不便者二；陛下巡幸，重臣随驾，精兵扈从，京都为之一空，易造成民心不安，此不便者三。”
赵恒听完种放有理有据、入木三分的谏言后，愕然改容道：“怎么百官臣僚之中，无一人一语及此呢？！”
种放为之一笑道：“陛下出巡，重臣扈卫责任在肩，不过祈祷道清人止、典礼顺利、颂圣声整齐响亮而已。陛下有令，只管行，不管可行不可行，可行与否，须陛下自悟啊。”
赵恒一听，连连点头。
于是打道回京，再也不想什么临幸古都、万民欢呼之事了。
我们读千年之史，常常感叹历史既为发展史，有时亦为帝王对老百姓的“折腾史”。面对这种折腾，翻遍史籍，历代所少有的就是类似“三不便”的真直之谏，多的是王钦若、王旦之流的奉承和逢迎。其实啊，赵恒内心并非不知此行的“三不便”，否则，他就不会召来正在治丧地种放了，只是他喜欢山呼万岁的虚荣心在作祟，何况还有三千关中百姓的邀迎恭请？但他到底还是下不了决心，在虚荣与劳民之间，他还需要一个最后的“确认”，做得做不得有一个参照，听了大臣的意见；做好做不好有一个退路，听从的是大臣的建议。在种放的直言力谏下，赵恒终于打消了巡幸之举，毕竟人言可畏嘛。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说明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君主，在其决策时听从什么样的人的意见和建议是一件十分重要甚而影响深远的事情。如果赵恒身边多几个像种放一样头脑清醒、敢于直言的大臣，并形成一种导向和常态，那些劳民伤财的所谓“盛世谎言”便几无滋生的源头和空间，后来宋徽宗时代的穷奢极欲和“联金灭辽”的颟顸昏招或许得到及时谏阻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样，其劳民、扰民、伤民、害民之举将减少到最低，国家也会在安定祥和中实现真正的海晏河清。
然而“亲贤远小”就能在历史的得失对错上一语定乾坤吗？非也。对于帝王来说，所谓亲小远贤，或亲贤远小，不过他们一念之间的事情，但在这一念间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为人君者为人施政的立足点和岀发点。倘从一己私心出发，为逞一时之欲而不管不顾，胆大妄为，则必然劳民无算。导致了祸患甚至贻害无穷后，又每每将这“劳民伤财”的账算在身边大臣们的头上。
这正如北宋末年的时候，金人大举南侵，宋钦宗临危受命做皇帝，大敌当前、大厦将倾之际，为稳定人心，他把蔡京树成了祸国殃民的典型，当成清算的对象，将年届八十、老眼昏花的蔡京南贬，一年之内，连贬五地，最后蔡京贬所未到，就因贫病交煎、忧愤难当，死于湖南长沙城南东明寺。北宋灭亡归责于蔡京？当时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据说蔡京在贬官的路上，在路上购买食品，商户听说是蔡京，竟不肯卖，路人谩骂，秽言污语无所不用，可见仇恨之深，怪罪至极。但北宋灭亡真是蔡京之罪？据说，蔡京死后，其门人为他写的墓志铭中有句云：“天宝之末，姚宋何罪”，意思是唐玄宗天宝间的“安史之乱”，跟宰相姚崇、宋璟有什么关系呢？是啊，“天宝之末姚、宋何罪”，赵宋之亡，与蔡京何干？
这种清算说轻点是责任上的张冠李戴，说重点就是嫁祸于人了。正因为这种惯性思维，历史上便有刘邦所谓“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的强盗逻辑，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做好事的鲜花都冠之于自己，做坏事的责任都推给大臣——所谓“小人”。
其实，历朝成败得失，与君主们自己的责任担当是直接相关的，自己无责任、逞私欲、无作为、乱作为，惩罚便在不远处、不久时等待着，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肱股大臣，立朝从政固然要事君以忠心，谏君以忠言，但责任上他们毕竟只是“辅”，不是“主”。因而这种“历史的坏账”不能算在只是“匡正主体”而非“治理主体”的大臣们身上啊，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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